「思想史中的近代世界:方法與實踐」第六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思想史中的近代世界:翻譯問題探討
主持人: 陳建守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與談人: 陳禹仲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莊勝全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吳政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魏龍達(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時間: 2019 年 7 月 15 日(一)上午 10:30 至下午 12: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黃宇晨(佛光大學歷史學系)
 
「思想史中的近代世界:方法與實踐」第六次讀書會紀要
 

  陳建元所譯之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已完成初稿,並於此次讀書會上提出討論。該文最近有簡體中文譯稿問世,載於《近代中國的知識與觀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257-286。陳建元的譯稿與該譯文在字句和名詞翻譯選擇上有所不同,且額外增加譯者註。作者 Peter Gordon 欲探討當今思想史的主要趨勢,以及與其他學科或歷史方法的連結。文中針對觀念史、哲學、政治理論、文化史,以及社會學進行論述。

  在觀念史部分,觀念史家常以觀念來組織歷史敘述,並探討相異背景下的發展。他們瞭解不同脈絡之下,觀念仍會有相同之處,且體認到人類對於「永垂不朽」這一觀念之追求。因此,觀念史往往會呈現「柏拉圖式」的思想態度,其認為觀念是預先存在的,而它們只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呈現。思想史家則反對「柏拉圖式」的思想方式,他們認為觀念在沒有脈絡的情形下無法被定義;換言之,思想只有被放置在更為寬廣的脈絡中才能完整的理解。此外,部分思想史家也採用將兩種觀念連結的「內部論」來研究,然而,作者指出這樣的方法忽略了其背景條件,重現了「柏拉圖式」的方法。

  在哲學部分,作者認為哲學與思想史有極為相似之處,但雙方在方法論上仍有程度上的差異。差異的原因在於哲學往往捨棄歷史與文化脈絡,以利於將焦點集中於哲學論證上的連貫性。哲學的任務為針對思想進行評判、維護或者反駁;而思想史家則是以「理解」思想為主要任務。然而,哲學與思想史的界線是具有彈性的,要將之分離勢必有其困難,因此,哲學讓思想史家能夠在相異類型的文本中建立起出人意表,以及極具巧思的聯繫,也讓思想史家能夠以更為廣闊、開放的方式思考思想的意義。

  在政治理論部分,作者指出許多思想史家認為思想史的首要任務為服務政治理論,如:弗里德里希.邁乃克 (Friedrich Meinecake)、以賽亞.柏林 (Isaiah Berlin) 等人。此外,作者認為在思想史領域中偏好以政治理論為主題的原因,在於這些主題並沒有受到其他學界領域的重視,且隨著政治學將重點放置於決策理論和概括性的模型上,對價值觀進行純粹的反思,研究空間也受到相當的限制;由此,思想史成為伸張政治理論最友善的領域。最後,作者認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固然有其優勢,但當控訴的動機大於瞭解時,則會出現無限上綱的情形。

  在文化史部分,文化史所涵蓋的範圍,包含一切與「文化」相關之主題。文化史與思想史的研究主題往往會有相同之處,但在方法論上仍有所差異:思想史家著重於某特定思想本身,文化史家則強調思想在文化中的流通,以及思想如何突破知識菁英的圈子至社會領域中。除此之外,作者亦提到新文化史,其代表為「新歷史主義」的實踐者,「新歷史主義」欲跳脫傳統的「文本」概念,並從而得出不同文化領域間的同源性。然而,新歷史主義對於主題強調多元性,卻也使得反對者認為這是單純的折衷主義;儘管如此,無論是結合文化史或者新文化史,近年來仍產出相當豐碩且具有開創性的學術成果。

  最後,談及社會學部分。作者首先提及撰寫知識分子的傳記對於思想史是一個研究辦法。因為知識分子的生平、教育等背景,皆能讓學者有脈絡的瞭解其思想。此外,知識分子仍有進行思辨活動之機構或團體,而研究這些團體、機構的制度歷史也被許多思想史家重視;關注這些機構、團體能夠使人洞察思想與社會如何相互影響。最後,作者提到以思想史與社會學之解釋相結合的「知識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為卡爾.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及皮耶爾.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等人,而其在理論上的洞見,催生了「將思想視為『論述』系統中的要素之一」的歷史常識。但是反對者認為將思想視為工具的社會學理論,掉入了社會簡化論之中,導致其可能更難真切的探討這些思想。即便如此,作者仍認為社會學與論述理論對於思想史是有影響力的。

  最後,文中提及研究論述的歷史學者主張以「論述」建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然而,這樣以論述建構一切的方法被認為是「反現實主義」,而作者也認為這樣的方法為事後歸因。作者強調,在當前的論述轉向中,思想史家與文化史家往往不假思索的援引哲學理論,而沒有意識到這些理論使得其無法主張一個獨立世界的存在;但「論述轉向」仍是歷史方法論近期的重要創新,它讓我們能夠更加瞭解文化與社會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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