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第三次活動紀要

 
講題: 潘世恩《正學編》與道光初年的「理學復興」
「智」與康有為的世界觀
報告人: 丘文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許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博士生)
召集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19 年5月 25日(六)下午 2:00 至 7: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丘文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第三次活動紀要
 

  2019 年第三次「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討論會,於 5 月 25 日(六)假中研院近史所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共有兩名報告人發表論文,共九人出席。

  首先由丘文豪發表〈潘世恩《正學編》與道光初年的「理學復興」〉一文。潘世恩 (1770-1854),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八年 (1793) 中進士,曾任吏部、戶部侍郎、工部、戶部、吏部尚書、學政、經筵講官、國史館副總裁、大學士、軍機大臣等,直至孫輩都於官場甚為得意,且與當時著名士人往來密切。潘氏所編《正學編》學者多視為「晚清理學復興」之一環。然而丘文豪認為除了《正學編》外,潘氏有關理學的議論相當少,也不被時人、後人當作理學家。因此藉由編於道光初年的《正學編》,可見當時一般「非理學家」的「理學觀」。潘世恩與《正學編》序跋作者潘曾瑋 ([1818]-1885)、吳榮光 (1773-1843) 楊道生 (?-?),分別展現朱陸各家之得力處、越衍越明與萬派同源的態度,與晚清理學嚴格的朱子學者大為不同。而《正學編》收錄之人選,對理學議題的態度也甚為寬容;此外,考察清代「正學」一詞的內涵,其實也只是指向儒學的寬泛用詞,並不一定等於嚴格的程朱學。丘文豪認為,藉由潘世恩的例子,可見當時呈現一種對程、朱、陸、王較為寬容兼採的態度,「理學復興」中仍有複雜多元的樣貌與可能具有的變化。

  發表結束後,與會學者認為丘文豪應更清楚說明「理學復興」與前後時段的關係及「復興」之意義。而文章中《正學編》與「理學復興」的輕重也應該斟酌。此外,有與會學者集中對潘世恩與《正學編》的代表性提出質疑,認為其中並沒有很明確的「調和」觀。而在材料的限制下,很難說明潘世恩的動機與用意,難以將問題聚焦並深化議題。

  接著,許滸發表〈「智」與康有為的世界觀〉一文。許滸認為,康有為對於「智」的詮釋及其世界觀的交互關係,有助於重新理解晚清民國思想轉型的淵源。康有為「智生萬理」的說法解構了宋明道學式的「天理化世界觀」,康有為所屢言之「公理」乃人類智識之發明,非自然天成者也;儘管如此,宋明道學的世界觀仍深刻影響著康有為的思想,尤其是對於萬物一體的追求。康有為萬物一體論的特質則在於以智為仁的基礎,對其而言,學者能體貼關照之範疇寬狹,取決於智識之高低。此則截然不同於宋明道學以感受與同情為本的萬物一體論。最後,《大同書》中關於獎智院的討論,呼應了康有為早期思想中對於智的重視,由於智是公理的來源與社會賡續進化的基礎,他便試圖通過制度性的辦法來獎勵智識的不斷發明,以維繫烏托邦運行。

  發表結束後,與會學者認為應當先對「世界觀」作一基本定義。此外,文中涉及若干頗具爭議的學術用詞,如「氣化論」與「萬物一體」等,也應當簡要說明本文採取的立場。對於康有為「智」的思想來源,除了許滸指出的理學背景外,與會學者也認為應當考慮墨學、佛學與今文經學的可能作用。此外,康有為重智識與當時的科學浪潮、世界觀的改變的因果連結仍需更多論證,並將其與當時其他思想家(如:譚嗣同)的仁學進行比較,以見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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