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館藏清代檔案讀書會」第十八次讀書會紀要

　　本次讀書會，賴惠敏老師分享最近研究課題：「從地圖看清代晉商的茶葉貿易路線」。賴老師利用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系統，結合蒙古共和國國家檔案局、軍機錄副奏摺、宮中朱批奏摺、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外務部、外交部檔案等史料，整理出清代山西商人在兩湖、福建等茶葉產地的買茶、運茶、販茶等貿易路線；分析中、俄茶葉貿易之連動關係。

　　十八至二十世紀，俄國人經常從恰克圖出口茶葉，轉售至莫斯科，而慎德玉、恆隆光等中國商號亦前往莫斯科開設商店。恰克圖貿易活動的最旺季是秋冬時節，直至來年的春夏之際，期間，大批茶葉運往此地販售。據俄人統計，1816 至 1871 年中國茶葉的出口總值每年平均在一百萬兩至二百萬兩；但 1850 年代，由於太平天國與克里米亞戰爭的影響，茶葉出口量衰退至一百萬兩以下。不過，1860 年以後，歸化商人借道由恰克圖到中亞貿易，又曾一度遽增至四百多萬兩。

　　因每個商號擁有的空間十分狹小，中國商號不在恰克圖的買賣城設立貨棧，俄國人買茶都是在中國商號試飲「樣品」後，就決定下單數量；中國商人再從庫倫的貨棧（通常承租貨運行暫放貨品）調貨送到恰克圖，賣給俄國人。恰克圖的中國商號總號設在張家口。每次與俄國人交易完成後，中國商號便即刻向張家口的總號匯報俄國人購買茶葉訊息，提供來年交易參考；兩湖、江西、安徽、福建等茶產地的商人則根據從張家口傳來的資訊，調整各類茶葉的出貨比率。

　　張家口的商號與茶行立「召攬票」，由茶行至福建購買武夷茶後裝箱，赴崇安縣請領執照，每一字號不拘張數，均註明茶箱數目、貿易地點，並將「武夷山茶照例輸稅，不科引課」定例字樣於執照內聲明，在崇安縣報稅。經江西、江蘇、河南、山東、山西等省關口隨行查驗箱貨，皆照例輸稅、放行。運赴張家口由察哈爾都統派員赴理藩院領票，依例辦理；沿途經過各稅關應納稅銀以及雇船腳費用，都在啟程時算清，名為「包載包稅」。

　　根據貽石的研究，福建崇安縣的武夷茶分四路：一、東路包括上梅、下梅及五夫，以下梅為集散地。二、西路包括洋莊、小漿、大安、分水關一帶。三、南路包括赤石、公館、黃土一帶，以赤石為集散地。四、小南路為星村、曹墩、皮坑、桐木關一帶，以星村為集散地。是故，崇安縣商販雲集，五方雜處，治安不靖，搶劫案件層出不窮。據乾隆二十七年 (1762) 福建巡撫定長奏稱：「崇安界連江西行旅商賈往來絡繹，而縣屬星村地方，每屆茶市，商販雲集，五方雜處，彈壓撫綏，均須得宜。且平日事務亦繁，必得明白熟悉之員，方足以資治理。」又，乾隆三十一年 (1766) 閩浙總督署福建巡撫蘇昌奏請：「將松溪縣遂應場巡檢裁汰，改設建陽縣南槎村；崇安縣分水關巡檢移駐五夫村；崇安縣縣丞移駐星村，以收設官實效。」星村靠近九曲溪，為各省販茶碼頭。福建巡撫蘇昌奏稱「星村遇有茶市，客販商民聚集不下數萬，各處奸匪隨之而集，作奸犯科者甚多。是以每年屆期，委令縣丞到地稽查防範，至冬間回任。查該地店、房、街道櫛比，星連山嚴溪口，處處搭有棚廠，實非委員往來期間所能查察。縣丞衙署給二百兩建造。」

　　宋代以來，福建武夷山的茶葉製作技術良好，吸引各路商人前來買茶。劉埥《片刻餘閒集》提到：「星村鎮，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等處所產之茶，黑色紅湯，名為江西烏，皆私售於星村各行，而行商則以之入於紫毫芽茶內售之，取其價廉而質重也。」梁章鉅《歸田瑣記》載：「蓋浦城本與武夷接壤，即浦產亦未嘗不佳，而武夷焙法，實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轉運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較勝，其價亦頓增。」武夷茶銷售暢旺，促進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等縣茶產業興盛，需要大量民工採茶、製茶、裝茶、運茶，閩浙總督王懿德的奏摺提到：「每屆春令，浙江、廣東、江西等處民人聚集建陽、崇安二縣，聽受山主搭廠採茶、做茶，以備各省客商來縣採買，運往各處售賣。此等採茶、做茶、製箱、編籠之匠作，以及挑運腳夫等人，五方雜處，合計不下數萬餘人。」

　　根據道光六年 (1826) 的 Public Records Office 藏英國外交部檔案記載，福建武夷茶的運輸路線和時間如下：武夷山茶挑至崇安（一天）、再挑鉛山縣（五天）、裝小艇至河口（一天）、再換小艇至玉山縣（四天）、過山挑至浙江常山縣（兩天）、下小艇到杭州江口（四天）、過杭州城黑橋過關裝船到上海縣（七天）裝大海船（十三、四天）、到天津府起駁小艇內河到通州府（五天）、騾駝至張家口（八天）、茶賣與貨房（即洋行商）用駱駝運往恰克圖（四十天）轉賣俄商。太平天國之亂後，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請「暫由海運招商揭資前赴上游產茶之崇安等縣運茶至省城南台投行，聽夷商收買納稅。並准各路茶販一體就省收買，仍赴閩海關按則納稅，由海運赴廣東、寧波、上海及天津等處販售。」

　　安化向來製造青茶和磚茶，銷於西北各省及內外蒙古。咸豐年間，因太平天國佔領福建武夷茶區，廣州商人在安化製造紅茶，紅茶主要銷售至俄國，銷於英德法諸國甚少。根據〈安化縣署茶業調查報告〉記載，安化有紅茶、黑茶兩種；二種之分，在於製造之異，其茶葉原質毫無區別。紅茶每箱重五十斤，黑茶以捲數計算，每捲重六十四斤。據 1930 年代安化茶葉調查紅茶黑茶產地與銷售地區：茶市依次為東坪、黃沙坪、硒州、江南、邊江、小淹等；據松浦章〈1917 年安化茶葉報告〉，咸豐年間小淹設立釐金局，每年通過的茶葉數量達一千二、三百萬擔。張家口的稅關監督成孚稟稱，自湖廣安化縣辦紅茶至恰克圖，沿途經過的各處釐捐雜稅「釐卡」如下：由湖南安化—益陽—北河口—岳州—湖北島口（嘉魚縣）—峝山—漢口—安陸府—河南南陽縣—賒鎮—山西鳳臺—祁縣—太谷—太原—代州—直隸崇文門—張家口—蒙古恰克圖。史若民發現的〈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抄本所記載祁縣茶商到安化辦茶的水陸路程如此：祁縣至澤州陸路計五百八十里，共行七日；從澤州到賒旗鎮陸路計七百七十五里，共行十一日；從賒旗鎮到樊城，計水路三百四十五里；從樊城到漢口，計水路一千兩百一十五里；從漢口到益陽，計水路八百四十里；從益陽至邊江，計水路兩百二十五里；或不走漢口而由樊城到常德，常德再到益陽，計水路三百四十里。

　　新疆回亂，西口歸化商人借道由張家口到蒙古地區販賣磚茶和帽盒茶。光緒七年 (1881) 王先謙奏摺提到自江漢關通商以後，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漢運津。歸化商人運輸路線如下：由島口（嘉魚縣）—漢口—河南汴梁府賒鎮—周口—直隸大名府—山東陶館—臨清關—直隸天津楊柳青—天津關—通州—東壩—張家口—蒙古恰克圖。歸化商人提到磚茶和帽盒茶都是粗茶，帽盒茶尤其粗，是茶葉中最下等的。山西商人於蒙古地區原來獲利頗豐，有數十家大商號經營，後因俄商磚茶減稅，使山西業者式微。帽盒茶每串三小盒，共重二十二點五觔，每串約本紋八、九錢，價值三、四兩。

　　俄國人向在恰克圖的山西商人購買君眉茶、白毫茶、青茶、磚茶等。俄國人喝茶呈現明顯的社會階層差異性，上層貴族喜好喝君眉茶、白毫茶；住在俄國的蒙古人多喝磚茶。因此，俄人需向山西商人訂購不同種類、等級、口味、產地的茶葉商品。隨著茶產業興盛，客商紛紛聚集兩湖、福建等茶市購茶；工作機會多，吸引了各地百姓從事茶產業。晚清地方政府看準茶葉買賣可提供不少的稅金；因此，在茶葉經產地銷往外地市場的貿易路線上普設釐卡，徵收釐金以充實財政。政府徵收釐金增加了商人的交易成本，促使他們考量節省成本方式，例如：改變貿易路線、更新茶葉包裝、提升生產製成、假扮外國身份等。綜上所論，結合史料與地圖的綜合性研究，可為清代的茶葉貿易提供一個較為清楚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