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八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納貲授官:嘉道朝內務府包衣的捐納與銓補
報告人: 黃麗君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時間: 2017 年 9 月 29 日(五)下午 2:00 至下午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八次讀書會紀要
 

  2017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八次讀書會,報告人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黃麗君博士,題目為「納貲授官:嘉道朝內務府的捐納與銓補」,內容係其博士論文的部分改寫之成果。

  黃博士首先回顧學界對於清代捐納的相關研究。早期研究者多對捐納持負面評價,近年來的研究者則以較正面的角度,將此視為促進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也是清代中期以後朝廷解決財政問題的有效決斷。然而,現有研究討論多以漢人為主,較少涉及旗人捐納,由於清代旗民之間適用的入仕途徑差異頗大,是所以本報告試圖以嘉慶道光兩朝 (1796-1850) 為討論上下限,群體則限定於內務府上三旗包衣。

  本次報告主要使用的材料為內務府包衣捐納官生冊與戶部頒發的捐納事例。此外,也搭配新出版、公布的內務府奏銷檔、奏案、呈稿,以及官員履歷檔案、會典與會典則例(事例)、上諭檔等。嘉道兩朝開捐的原因,多半與軍需、河工與賑災相關。內務府捐納官生冊中記載每次開捐的捐納者資料,包括:姓名、旗籍、父祖三代、捐納職官、銀數等,黃博士乃利用嘉道兩朝捐納冊共計 816 人次之相關資料,統計內務府包衣的捐納趨勢與選擇。

  內務府在清代的官僚體制中,人事銓選原與外朝有別,上三旗包衣多在內廷服務,是其仕宦特色。然而,嘉慶朝以降,因朝廷屢開捐納,讓包衣可循此入仕,其亦可擺脫在內廷當差的身分義務,是所以捐納對內務府包衣仕途影響很大最大之處。而且,內務府與外朝不同的仕宦體制,使包衣捐納時,得有不需離任候選與試俸三年,並有提早補缺的年紀優勢。

  透過統計可知,內務府底下的漢姓包衣相較於滿洲、蒙古更加熱衷捐納。進一步看身分,捐納者又以管領下人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群少數身分「不詳」的人群,仔細探究後竟發現是內務府底下的投充人丁。無論是內務府的漢姓包衣、管領或投充人丁,在內務府底下皆是身分較為弱勢的一群人。他們在盛清時,無論是入仕或考試,均受到諸多限制。但在朝廷開捐之後,竟成為捐納入仕的主流人群,可見捐納在清代中期之後已是內務府包衣可主動掌握其入仕途徑的重要管道。

  就捐納者的年齡區間而言,以十五至二十五歲最多,占總體 45%。另外,十五歲以下為第三高的捐官者,這反映出捐納者背後的家族力量。黃博士舉《豫東例官生冊》為例,在該次捐納中,阿克當阿與蘇楞額兩家族人丁占冊內 20%,這跟二人曾任兩淮鹽政、淮關監督等重要稅差有關,他們藉此迅速累積家貲,再為家族子孫捐得入仕機會的原因有關。另外,由於二十六歲以上的包衣多半已經當差,再者,要捐納升為中級司官成本很高,可能都要兩三千兩,也致使捐納總人數較低。

  以捐納任官的背景而言,生員人數最多,筆帖式、內務府官學生次之。嘉慶朝以筆帖式為主,道光朝轉為內務府官學生居多。這是因為明清捐納者多半必須具備生員資格,方能再進一步捐納實際職務。黃博士也發現,嘉道兩朝並不是所有內務府均可捐納,並舉內管領德齡請託案為例,說明在當時內管領沒有報捐資格。

  就捐納的職務趨勢而言,內務府捐納者在取得生員資格後,多半是捐任府內筆帖式一職。此因捐任筆帖式的成本低,只需四百兩左右,之後多半留在內務府體系升遷,但也可外任,遷轉彈性甚大。其次則以府內中級司官為目標,再者是地方官員。值得注意的是,捐任京官人數偏少。黃博士認為內務府包衣原本就多在宮內當差,又有一些捐納身分的優勢,府中員缺又多,體制獨立不需要跟外面的外八旗競爭,擁有較多的任官保障。加上他們自幼生長於京師,基於生活習慣,多半寧願留在京城,這是捐納多以府內職缺為主的原因。然而,也有一部分人會選擇捐納外任地方官員,這又與捐任京官限制多,且外省員缺多於京城,補缺較易有關。而且就品級而論,內務府能捐到最高是五品,外朝可以達到四品道員,擁有更多升遷機會。

  內務府包衣除了捐任文職之外,還有一部分人捐納綠營武職。這是因為嘉道時期旗務官員尚未開放捐納,而且旗人本來就能補綠營之缺。加上成本考量,綠營的捐納價碼相對低廉,如綠營六品衛千總所需要的銀兩為六百七十兩,才使得捐納者有此選擇。但黃博士最後特意說明,報捐過程中沒有「最好的路」,光就看個人志向。再者,職官捐納不僅是只有一種選擇,有人可以選擇一次捐很多種官職,體系之間可以互相轉換,總的來看,都是為了找一個好的機會罷了。

  黃博士第二部分討論捐納之後的銓補規則。捐納官員何時能補到缺有很大的變數,但是就大趨勢而言,捐納品級越高的官員,相對容易補到缺;反之,捐納品級較低者,因為人數眾多,必須要由內務府調整,或者等待時機。加上「以新捐舊」的政策,致使捐納者必須採取加捐花樣,加快補缺速度。但沒有看到筆帖式加捐的例子,他們只能被動等缺,此情況目前仍未找到合理的解釋,需留待日後持續研究。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提出心得與疑問。主持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賴惠敏教授提到,這項研究已經進行得非常細緻,但需較清楚講述不同皇帝的用人喜好如何影響給缺,或是內務府包衣因有稅差專缺得以累積資產,故具有捐納入仕的優勢;賴教授亦指出此研究若能與何柄棣教授的社會流動研究對話,從經濟史或社會史著眼,對不同包衣家族之間三代流動做比較,能拓展更大的研究視野。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蔡偉傑博士、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張繼瑩博士也都同意賴教授的看法。另外,張博士指出,也許在研究取徑上可以效法白莎教授,進一步的具象化時代差異下個案研究。蔡博士則好奇滿洲與蒙古包衣捐納受限,但仍有一定的機會可以捐納,或可留意他們參與捐納或不捐納之考量。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蔡松穎先生詢問,黃博士長期以來關注內務府的制度史,在發現此研究成果之後觀點有沒有改變?另外,認為制度因素越發重要,是否是因為挑選的「捐納制度」本身所造成?黃博士認為,捐納制度在清代中期以後發揮的作用,是內務府制度性因素越發重要的原因,而且從中得見包衣與皇帝家主的互動變得越少。也誠如提問人所言,制度導因居多,但嘉慶、道光皇帝均尊重制度,不太任意用皇權。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王士銘先生指出,捐納者等缺許久,是否會留下相關等待的文字紀錄?黃博士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年譜找尋,但也要注意內務府人不必放棄原來的差事,還是有俸祿可領,這點比較不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林于量先生則好奇,花費如此巨大的成本捐納,會不會是想要突破原先在內務府的遷轉模式?黃博士認為,內務府的遷轉緩慢,不是嘉慶道光年間獨有的問題,至於成本回收,則個案差異甚大,本次所利用的材料尚無法處理此面向的議題。最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堀地明教授詢問包衣們的資產情況,黃博士再次指出,從名冊來看,這些人都有一定的錢財,只是他們沒有官職或者停留在原品級太久,進而想要用捐納謀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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