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峨眉山詩中的「普賢聖境」與「心靈圖景」:以清初至乾嘉為主的討論
主講人: 黃郁晴女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召集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7 年 1 月 20 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賴霈澄(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2017 年第一次讀書會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黃郁晴女士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峨眉山詩中的『普賢聖境』與『心靈圖景』:以清初至乾嘉為主的討論」。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表示,前陣子駒澤大學禪文化歷史博物館館長永井政之教授回顧二十世紀初佛教學界的核心議題——佛教是否是一種哲學,就如同儒家思想在當時的討論脈絡下宗教性被淡化,而以人文主義及道德來理解,直至近期儒家的宗教性才重新受到重視,而對佛教的討論,永井教授認為,整個二十世紀傾向對佛教採取哲學研究,但除此之外,佛教其實還有儀軌、修行等重要面向,除了採納更多元的研究視角外,研究者面對文獻的態度亦十分重要。

  廖教授指出,中國宋代以後禪宗的文獻有一半以上是詩文,故能讀懂詩對研究此時期的佛教更顯重要,永井先生自己所研究的東皋心越,擅長彈琴、篆刻,哲學意味較淡,從這方面來看,研究佛教仍有許多切入面向。四川當地佛教、道教興盛;道教方面,文昌帝君、二郎神被認為是蜀人;而佛教說「川中多祖師」,從晚唐五代至明清皆然,如:圓悟克勤、破山海明等皆為西南著名僧人。峨嵋山是四大名山之一,然研究峨嵋山的資料卻明顯少於普陀山、五臺山;今日,黃女士即是以四川峨嵋山的詩文為材料,從聖山信仰與聖山禁忌的概念談起,次論四川峨嵋山獨有的佛道交會現象,最後進入明、清時代峨嵋山詩文中所流露的宗教意義,以略補這塊空白。

  首先,黃女士說明目前學界對聖山信仰的研究,指出聖山信仰早從魏晉時代即發端,至明、清時期蔚為成熟。通常一座山被稱為聖山,暗示了人們認為它具有神聖性,故對聖山的描述亦伴隨著種種傳說與朝山禁忌,如以〈入山〉為詩題的作品,往往會寫出這些禁忌與傳說,「山志」類的作品亦是一例。四川峨嵋山在佛教聖山中,具有鮮明風格,且四川宗教文化興盛,除卻「巴人重巫、蜀人重仙」等神鬼信仰外,青城山、鶴鳴山為道教聖山,此地佛教亦發展多元,包含川西、川東、川北與藏傳佛教等不同面貌。不過由歷史的軸線觀察,唐代以前四川仍以道教勢力為主,宋代之後由於朝廷勢力大力護持,峨嵋山方成為著名的普賢道場。

  黃女士說明,選擇從詩文作品來研究峨嵋山,是因為無論是高僧進駐、官方護持,皆僅是聖山信仰形成的物質性基礎,尤其峨嵋山普賢道場實為複製印度佛教聖地,是以經典記載為其神聖根據;因此,除了朝廷與高僧之外,四方信眾與文人口耳相傳、形諸筆墨,無形中所形成的崇拜心理,就成了更關鍵的因素。無論是信徒朝聖之見證,或是文人騷客的感應,往往不載於史籍或山志,而是保留在詩文中,故黃女士主要援引的材料是文人與僧人的詩文。

  此次演講,黃女士聚焦兩個主題:一是明末清初烽火動盪中的峨嵋聖境,二是清初至乾嘉時期,入蜀文人筆下的峨嵋山神聖體驗。黃女士之所以選擇這兩個主題,一方面是因為明、清時代材料最為集中,同時,動盪時代下峨嵋山的聖山信仰宛若一盞明燈慰藉人心,成為相當特殊的現象。

  黃女士舉出詩文說明,1644 年滿清入關,四川當地人的認知與中原或江南的人不同,當地的記載圍繞在賊寇入川、暴動饑饉與瘟疫,甚至發生人食人的情事。當時峨嵋縣如同人間煉獄,然就在此時,亦可看到部分詩文提及峨嵋山的神聖性能洗滌世道之苦難,如楊展原為武將身分,卻卸下兵甲以佛弟子的口吻抒發登上峨嵋之心境:「極天烽火照峨山,十載慈悲慘佛顏。夢裡涅槃身重到,青山無恙白雲間」(〈登峨眉山題光相寺〉其二),又如文人范文光〈峨眉山萬年寺送費此度往榮經省親〉一詩中:「瓦屋峨眉俱歷遍,滿頭風雪當游山」,顯示出亂世中峨嵋山成為文人尋求庇護之所。

  由明入清後,峨嵋山呈現新氣象,由於清朝皇室護持,賜金賜字之外,許多入蜀官吏皆廣行布施,資助建寺與修葺,如:四川巡撫張德地、川湖總督的蔡毓榮等,皆投入極大心力重建普賢道場。其中蔣超尤為特殊,他本是翰林院編修,卻因感應前世因緣而棄官入蜀,剃髮為僧,出家後的蔣超在峨嵋山志的編修上扮演極關鍵的角色。黃女士表示,從這些清初入蜀文人的詩文中,可以發現他們既見證了普賢道場在戰火後傾頹的樣態,又參與了重建的過程,其詩作中對峨嵋山之描寫相當多樣,有純寫峨嵋風光勝境者,有祈福禳災者,亦有對聖境佛光投以虔敬、嚮往之心者。待至乾嘉以後,文人筆下的峨嵋山,少了重建心情,而多了遊歷、體驗,對於名勝地景的描述亦隨之增加,其中當然也不乏怡神養性、淨化身心的宗教體驗。

  黃女士總結,書寫峨嵋山的詩文不只記錄了明清之際的歷史側面,同時也撫慰了當時人的心靈,更見證了普賢道場復甦的過程,以及往後文人前往朝聖時所感受的淨化、療癒經驗。其與傳統描山摹水的山水詩、語透禪趣的山居詩皆有不同,頗具研究價值。

  演講結束,在場學者討論相當熱烈。佛光大學佛教學系黃繹勳教授表示,黃女士將佛教典籍以外的資料蒐羅齊全,但佛教內部的資料分量不足,且論說四川的佛教發展傳統時,應選用弘法於四川的僧侶,而非出身四川者,方符合目前佛學研究的普遍認識。此外,可延伸的議題(如:文人朝山詩作)中流露出的觀光性質,以及詩作中宗教經驗都可繼續挖掘。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曾堯民先生詢問,除了演講中提及的詩文,峨嵋山是否也有靈驗記的材料?廖肇亨教授補充,這部分應往小說中尋找,不能僅限於官方編修的山志,在藏經材料與小說中應有感應記載。此外,廖教授認為這份研究文學性很鮮明,但聖山的神聖性談得不夠,除了文人素材,僧人對其神聖性的建構最為重要,應該補充相關內容。演講中所提及蔣超對峨嵋山志編纂有所貢獻一事,應細緻地從體例源流的角度來思考,何以山志這種體例從明中葉之後才激增,它可能是由學習地方志而發展出來,而非僅思考某單一個人對這部山志的貢獻。最後,明末時期西南也有僧兵,如演講中所提及的蔡毓榮出現在四川,其背後亦有軍事目的。這涉及晚明武將的佛教信仰,在當時類似的現象頗多。簡言之,透過一座聖山的材料,可以看出仍有相當廣闊的議題待研究者探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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