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第四次討論會活動紀要

 
報告人: 陳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張藝曦(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召集人: 呂妙芬
時間: 2011 年 10 月 1 日(六)下午 2:00 至 6:00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第一教室
撰寫人: 瞿惠遠
與會者: 呂妙芬、陳復、張藝曦、沈信甫、楊正顯、林勝彩、朱湘鈺、何淑宜、瞿惠遠、吳孟謙、孫中曾
 
「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第四次討論會活動紀要
 
  民國一百年度第四次「近世儒學、家族與宗教工作坊」討論會於 10 月 1 日下午二時,在師大國文系第一教室舉行。本次會議由陳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及張藝曦(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報告論文。共十一人出席。

  陳復的論文是〈朱子的心學:探索朱子學對當前時空的新意義〉,文中表示長久以來,在理學與心學被視為對立的既定觀念下,朱子思想中的心學意義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實際上朱子心學的重點在於「性體」,他將心體虛無化(心體只具存有義而不具活動義),再將本體的實質內容稱作「性體」(對朱子而言,性體是本體的異稱),並認為應該通過「格物致知」的知識工夫來瞭解性體。性體來自於天,其作用來自天理,心體則出自於人,只能洞見不能作用,是承接容納性體的一種存在。若心體沒有受到染著,便能呈現性體,此乃「性體即心體」的狀態;但心體出自於人,人往往會被情感因素影響,使心體受到染著,不見得能全然呈現性體。朱子謂「性即理」,性體蘊含在天理內,故人只要奮勉窮究天理,就能恢復性體,而窮究的辦法便是「格物致知」,即推拓自身的知識,讓「知」能廓清天理,以避免被負面情感蒙蔽。朱子將心學家所說的「本體」闡釋為「性體」,其心學思想亦放在性體,所以雖然朱子對本體的稱謂與心學家不同,但我們不能因為這種詞彙上的差異,便否認朱子有心學。朱子將心體與性體作了區隔,其所謂的性體就是「自性」(the Self),希望自我能展開「知識化的自性歷程」,而王陽明只是對知識化的內容或有不同的意見,實際上乃是承襲著朱子的思想脈絡繼續發展心學。當前新世紀 (New Age) 的各種思潮在東亞社會十分興盛,儒學相對式微,我們應透過新視野來體認朱子的心學思想,從事「格物致知」的知識工夫,藉由冥契神悟與概念解析的路徑展開「知識化的自性歷程」,才能自我更新以因應新局。

  與會學者指出,朱子本就有心學,這點已是共識,故作者所說於研究朱子的專家而言實屬舊談,只能用來糾正對朱子仍有誤解的人,也因此本文顯得通俗化,可能比較適合一般大眾閱讀。另外作者在「心」、「性」與「心學」方面的詮釋,跟普遍認知的朱子理學有差異,作者說的「性」似乎和「靈」相近;又作者將朱子學與陽明學合在一起,變得既非朱子學,亦非陽明學,為何要將兩者放進同一個系統之中,而不接受朱、王二人的思維不同?與其如此,或應跳脫既有的學術史脈絡,直書自己認識的朱子。

  張藝曦的論文是〈明清兩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形象的變化〉,文中表示明中晚期心學學者以王陽明畫像最多,也流傳最廣。士人持有畫像,或許只是收藏,或許另有他用,比方說畫像可能被當作真人對待,看著畫像時,彷彿真人臨在而與其對越,可收提醒己心之效,甚至進一步有祭祀畫像的行為,如同子女祭祀父母一般。理學特別講究心性的領悟,尤其在心學的思潮中,強調迷與悟僅是一念之間,故往往有些人面謁大儒後,因大儒的一句或一段話而大悟,此大悟類似重生,所以師弟子間的關係可到十分密切的程度。王畿、錢德洪於王陽明卒後,為其守喪三年,三年乃是父母喪,顯示二人將陽明視作學術上的父母。傾向程朱學的人對陽明畫像沒有太好的評價,如與陽明同時代的張邦奇曾諷陽明解格物為正物之說是穿鑿附會,故他題陽明畫像時雖言及其文事武功,但也表達了不滿陽明學術,欲起之於地下、與之辯議而不可得,只好對著畫像嘆息的情緒。親近陽明學的人對陽明畫像自然會給予正面評價,如董傳策題陽明像時便強調致良知之說是真指竅。清代亦有尊陽明學者崇祀畫像的記載。明人談陽明學多著重學術而忽略事功,但清初堅守陽明學陣營的李紱、萬承蒼卻盛讚陽明的事功,指出事功可證陽明身踐其學。至於尊程朱學者,如熊賜履,便將陽明之學術與事功一併否定;而傾向考據學者對陽明的看法則較中立,如朱彝尊,他看重的是陽明學能夠發為事功,作成事業,理學方面的爭論他並不在意。清中葉後經世之學興起,賀長齡等人肯定陽明學,並以事功為學術的發用,賀氏題陽明畫像時即凸出致良知的實效,而莫友芝題畫像時亦推崇陽明之學術並懷想其事功。少數反駁陽明學說者,如羅澤南,主要批評此學不正,不正則無法有事功,但這樣的觀點並未獲得太多支持,可見賀長齡等人塑造的陽明形象——既有學術又有事功,已普遍為學界所熟悉。

  與會學者認為,對畫像和像贊的研究,應以一幅畫、一篇分析的方式呈現,然此文卻未見任何一幅畫,而且讓人覺得不用畫像材料也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尤其是清代的部分,跟原先期待的成果有落差,故若只談明代,或許能較集中議題。另外,此文僅談個人對待畫像的態度,缺乏時代感,宗教性亦不夠彰顯,應考慮要如何鋪陳才更具體,並探討陽明畫像與陽明被神化之間的關係。又,建議作者刪去由忽略事功到重視事功的論述,同時朝文化史方向發展,相信會比站在學術史立場行文來得妥切。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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