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物史料研讀會」第四次討論會紀要

 
講題: 關於大陸明清西南研究的若干思考
主講人: 溫春來教授(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
時間: 2015 年 8 月 22 日(六)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4 樓視聽教室
撰寫人: 陳煒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明代人物史料研讀會」第四次討論會紀要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代人物史料研讀會」於 104 年 8 月 22 日,邀請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溫春來教授蒞臨演講。溫教授過去的研究集中在中國大陸貴州西北部地區,博士論文是關於明清時期該地區的土司制度,而後有貴州西北少數民族改土歸流與社會變遷之研究;另外,關於彝族的身分認同問題亦有許多非常專精的作品。而較鮮為人知的,他也從事西南銅鉛礦業的研究。

  其作品充分體現華南學派研究的幾個重要的脈絡:華南學派以其獨具特色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而著稱,其研究取向之一是考察明清以來邊陲地區如何被納入帝國的統治。溫教授的研究體現了歷史人類學在明清時期的研究成果及方法論,歷史人類學強調少數民族特殊的文本、以及其歷史記憶中所呈現的認同問題。溫教授以所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訓練,揭示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個具有自身文字、政權、禮法傳統的地域社會中推行與表達的過程,及其與之相關的經濟整合與文化認同的演變,使我們能夠以一種新的、特別的角度去看明清史,而不受到明清史大敘述的制約。

  溫教授表示,若要了解現在大陸明清西南研究思考問題的方式,必須要從作為現代意義上的西南研究確立開始講起——西南研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研究,也帶有為國家解決現實問題的政治關懷。西南研究的興起在民國初年,當新的民族國家代替過去的王朝國家,便會遭遇許多問題,由是政治家及學者著力於協調建立民族國家的理想與多民族國家的現實。章太炎提出純漢族國家,孫中山強調漢與非漢同源以及同化主義,梁啟超、嚴復則主張國民國家,認為只要在憲政的意義上是國家的公民,就可組織一個國家。雖然亦受到國際風潮影響而有民族自決的呼聲,但並未真正落實。最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實施辦法為「民族區域自治」,劃定少數民族自治區。溫教授認為,民族區域自治作為一項國家政策,承認西南地域內眾多非漢人群的民族身份並通過“民族識別”加以改造,同此前同化主義的政策有所不同,但配合「中華民族」的建構與敘述方面則是一脈相承的。至此,民族的概念雖是從西方來的,但已沒有辦法翻譯回西方語言,因為這時「民族」在不同語境中已有不同的含意,成為一個中國式詞彙。

  民國時期的西南研究,一方面是建立多民族國家的理想之下為國家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就是帶有強烈的邊政關懷,從 1930 年代開始為國家解決政治上的問題。1941 年 9 月,在重慶成立了隸屬於蒙藏委員會的中國邊政學會。當時西南研究的重要旨趣就在於說明「中華民族」的合理性並促進邊疆區域與人群的「進步」。抱持著使邊政與內政看齊並進的關懷,學者們一方面注重實地調查,同時希望從古代治邊策略中吸取有益的經驗,他們關注歷代王朝的治邊政策沿革,呈現出重視制度史研究的取向。在方法與前提上有幾個根本點:首先,不論是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政治家還是非漢族精英分子,都會用化外、德化、進化等詞語,此種研究方式帶有中國歷史上向來的「用夏變夷」思想及西方「進化論」的思想,為漢族相對於少數民族的「先進性」進行了說明;其次,相信民族是一個在歷史長河中延續的實體;第三,相信存在著民族的“原型”,這樣就可以解釋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何以產生差異;第四,相信族名與民族實體間有著對應關係,這樣就可以利用漢文史籍中眾多的族類名稱以及相關敘述,循名求實,闡釋當代非漢民族的淵源,說明他們與華夏發生關係的歷史悠久而不曾中斷。溫教授將這種方法稱之為「沿革人群」法。

  1949 年以後,政府制定了以民族區域自治為核心的新的少數民族政策,這一政策與此前同化傾向(蔣介石)的差別,遂使民族識別以及通過歷史書寫確認各民族地位蔚為潮流。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從事民族識別,表面上用的是史達林對民族的四個標準: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質,實則加以選擇和改造,側重的是語言和文化。至 1980 年代,一共識別了 55 個少數民族,每個民族都留有少數民族簡史、少數民族簡志及社會調查資料。溫春來教授認為民族識別取得了巨大成功,至今被識別的人群,基本上都認同其身份與文化;儘管有少數不同的聲音,但絕大多數都認可國家對他們的劃分。而少數民族簡史、少數民族簡志、社會調查都是當時西南歷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材料,這一時期的西南少數民族史研究,雖然在理念上與國際學術主流有所不同,但仍然出現了一些優秀的學術成果,例如方國瑜的《彝族史稿》。

  1949 年後的西南研究從表面上看似乎產生了巨大變化,但在方法與前提上,與此前有著實質性的延續。首先,說明中華民族合理性、促進非漢區域與人群進步的目標並無二致;其次,同化、用夏變夷、化外、德化等帶有明顯歧視性的話語雖然表面上被棄用,但是通過社會形態更替的宏大敘事,漢族社會的先進性、進化論等假設與前提在實質上得以延續。1949 年後,大陸史學界確立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更替的歷史宏大敘事框架,西南少數民族的研究都要放入五種生產方式更替的宏大敘事中。西南少數民族普遍被歸類進原始社會及奴隸社會,而漢族則處於社會進化的更高階段。第三,民族是一個在歷史長河中延續實體的觀念,以及「沿革人群」的方法等,完全得到繼承。

  1949 年後西南民族研究方法上的真正變化是對社會形態更替與階級分析法的強調,與此相應,社會經濟、生產關係方面的研究得到高度重視。溫教授認為,今天看來,階級鬥爭理論在解釋力方面存在諸多缺陷,但也帶來了一些積極的結果;換個角度來看,在 1949 年之後,由此方向延伸出的西南民族歷史研究,在社會經濟、生產關係方面取得很豐碩的成果。同時,制度史研究的傳統仍然得到延續。

  談及當代西南研究的一些新趨向,溫教授認為近年來土司研究與「土司學」興起,但這一領域並沒有獨特的研究取向與研究方法,一種拼盤式的東西,尚不宜視之為一門「學」。另外一種趨勢是從生態角度解釋西南歷史,例如楊庭碩的〈論外來物種引入之生態後果與初衷的背離:以「改土歸流」後麻山地區生態退變史為例〉,〈植物與文化:人類歷史的又一種解讀),結合文獻與實地調查,探討國家稅收制度、作物選擇、生態環境、社會變遷的交互影響,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來詮釋西南歷史。

  溫教授以張應強、唐曉濤、謝曉辉以及自己的研究為例,說明華南學派學者在西南研究中,綜合運用各類文獻(正史、政書、方志、文集、族譜、碑刻、契約)、口述、儀式、環境等資料,整理出帶有深刻問題意識的地方歷史敘述,並揭示其機制,而非只是堆積歷史事實,以期形塑一個具有整體感的歷史。溫教授認為,當了解歷史脈絡之後就會發現,西南是一個有著自身深厚國家傳統的地域,少數民族的身份意識與自身的國家傳統、文字書寫等密切關聯,其影響在西南逐步納入大一統王朝國家秩序之後也並未消失,並且在中國從王朝國家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仍然為非漢族群的精英分子提供了想像自身身份及其與國家關聯的重要資源。

  最後,溫教授提及大陸西南研究存在的問題。其一為沒有將西南研究擴及至東南亞、南亞範圍,建立起更宏闊的視野與敘述框架。資料難以蒐集、進行田野時的語言問題,都是問題所在。其二,人類學界與歷史學界存有隔膜,兩個學界的著作互不相知,很少有實質性的交流及對話,兩者從事的可能是相近的題材,卻較少互通有無。溫教授冀望未來可以打開隔膜,製造新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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