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今日讀書會邀請李華彥教授演講，題目是「清代歸化城的內地化與商業」。張家口與歸化城是清代內地與漠南蒙古貿易的重要樞紐，往張家口稱「走東口」，往歸化城則稱「走西口」。 歸化城，蒙古語「庫庫和屯」，位於漠南蒙古中南部，大青山南麓的土默川平原。嘉靖年間 (1522-1566)，土默特部拉勒坦汗（俺答）招募漢人入此墾植，「升板築牆，蓋屋以居，乃呼為板升，又眾十餘萬。南至邊牆，北至青山，東至威寧海子，西至黃河岸，南北四百里，東西千餘里。一望平川，無山坡溪洞之險，耕種市廛，花柳蔬圃，與中國無疑」。[1] 隆慶五年 (1571)，明蒙和議，俺答受封順義王，於豐州西四十里處，設置築城，為漠南蒙古通貢互市的轉口貿易點。

　　萬曆十一年 (1583) 至十四年 (1586) 土默特部發生「大板升戰爭」。俺答孫扯力克欲爭漢那吉的妻大成比姬，俺答妾三娘子怒，治兵，諸復市賞。[2] 明朝將「庫庫和屯」改名「歸化」。崇禎元年 (1628)，林丹汗佔土默特部，壟斷蒙古與明朝貿易。崇禎五年 (1632)，土默特部俄木布琿臺率餘眾，歸附皇太極。崇禎八年 (1635)，皇太極驅除林丹汗，收復土默特部，控制歸化城轉口貿易。

　　明清鼎革之際，山西、陝西民人湧入蒙地墾荒。清廷為安置內地流民，允許移墾土默特部。康熙二十七年 (1688)，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載：「今設蒙古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管所部八千。有城廓、土屋、屯墾之業，雞、豚、麻、豆、麵、蔥、韭之物。外番貿易者絡繹於此，而中外之貨亦畢集。」[3] 康熙二十九年 (1690)，準噶爾侵入漠北蒙古，舉兵南犯烏蘭布通，逼近北京。清廷舉兵反擊。歸化城作為進出漠南蒙古的重要據點，康熙三十一年 (1692) 清廷派滿洲正白旗撫遠將軍費揚古駐紮於此，調度內外的滿漢官軍及蒙古諸部，轉運貿易，籌集軍餉。

　　清朝採取盟旗、廳治二套制度，管理歸化城內混居雜處的蒙古人、漢人。盟旗方面，歸化城自崇德元年 (1636) 起，設置左、右翼二旗都統，順治三年 (1646) 增設左、右副都統各二員。康熙三十三年 (1694)，增設副都統二員。乾隆元年 (1736)，清朝建綏遠城，乾隆二年 (1737)，設綏遠將軍府，添置八旗副都統二人，是為控制蒙古、分散蒙古勢力。廳治方面，雍正元年 (1723)，清廷設直隸廳，置理事同知一員，並置巡檢二員，隸山西朔平府。雍正十一年 (1733)，增設協理筆帖式。乾隆元年 (1736)，增設協理通判二員，一駐歸化城，一駐昆都倫，並且增設清水河、和林格爾、托克托三個協理通判。乾隆四年（1739），又增設薩拉齊、善岱二協理通判。乾隆六年 (1741)，清廷在歸化城設歸綏道，隸屬山西巡撫管轄。原歸化城同知、二協理通判以及薩拉齊、善岱、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等五協理通判亦由歸綏道管轄。乾隆二十三年 (1758)，清朝與準噶爾戰爭大抵結束，遂清朝逐一裁汰副都統員額。乾隆二十五年 (1760)，徙歸化理事同知駐歸化城；乾隆二十七年(1762)，歸綏道移駐綏遠城。乾隆三十一年 (1766)，裁撤歸化城土默特旗左右都統，只設副都統一員，由綏遠將軍統轄。[4]

　　從歸化城的蒙、漢行政體制消長，可以得知內地化傾向越來越明顯。而且，派遣官員有流官化趨勢，例如文職部分，四川巴縣人張興正曾任「山西歸化城巡檢」，廣東平遠縣人蕭應瑞曾任「山西朔平府歸化城巡檢」，歸化城通判納山和歸化城驍騎校薩音綽克圖，均被謫遣到新疆烏魯木齊。武職部分，乾隆二十八年 (1763)，富察傅良，滿洲鑲黃旗人，由吉林副都統升歸化城都統；道光九年 (1829)，祥康，正藍旗宗室，從光祿寺少卿轉任歸化城副都統署綏遠城將軍。

　　其次，歸化城自建城以來，商業氣息十分濃厚。商人往漠北蒙古，可經武川、田力木兔、白靈廟、賽爾烏蘇、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庫倫、恰克圖等地；往新疆，可經古城、包頭、寧夏、蘭州、涼州、烏魯木齊等處。[5] 而且，清朝在漠南蒙古的軍事行動，造就歸化城商業榮景。例如：大盛魁在歸化城設置總號，在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庫倫和張家口等設分號，調撥、運補軍需。[6]

　　再者，歸化城的商業活動，也吸引鄰近山西居民移墾。例如：應州、雁門等地，只適宜種黍穄、蘆菽、胡麻、穬麥幾種作物；春憂風、旱災，秋懼早霜、水災；民眾無積蓄，僅靠農業和小手工業，難以謀生。又如，乾隆《大同府志》載：「工皆樸拙，不能為雕華鏤刻，故奇技淫巧不鬻於市；木石金錫之屬，無擅長者，陶埴合砂土為之，制極麤陋，惟畫工較多；其他宫室、衣服、器皿，裁足備用而已。」[7] 晉人遂就近前往商貿大鎮歸化城討生活。

　　土默特－歸化城的地理優勢，造就商業發展日趨活絡的景象，又因清朝與準噶爾戰爭，致使重要性日益升高，成為溝通漠北蒙古的科布多、烏里雅蘇臺、庫倫的中繼點。八旗軍隊駐紮、喀爾喀人內徙、漢人移墾，增添歸化城的多元文化風貌。總而言之，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加上宮中硃批奏摺和土默特檔案的開放與應用，應當可以更加釐清歸化城的商業發展歷程。

^[1]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44，頁 2006。
^[2]牛淑貞，〈明末歸化城商貿地位的形成及其發展〉，《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期，2013，頁 87。
^[3]張鵬翮，《奉使俄羅斯日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第 14-15 頁。
^[4]黃麗生，《由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年），頁 329-336。
^[5]許檀，〈清代山西歸化城的商業〉，《中國經濟史研究》，第 1 期，2010，頁 86。
^[6]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97。
^[7]吳輔宏修、王飛藻纂，《乾隆大同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卷 7，頁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