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宋惠中教授長期研究晉商與清朝財政問題，曾發表〈山西票商與官僚的非正式關係〉、〈票商與晚清財政〉等文。今日讀書會邀請宋教授演講「明清晉商研究的資料方法與視野——兼與徽商研究做比較」，與諸位學人分享研究心得。

山西商人研究：從明到清

　　透過日本學者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等研究，我們知道明清山西商人的重要性，並進一步注意到明清之際中國北方市場的商人活動，也引發諸如明代晉商與清代晉商是否同一批人、他們之間有何關聯等問題。近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山西經濟逐漸好轉，國家大肆宣揚與晉商有關的歷史古蹟、文書等，尤其是 2006 年《喬家大院》、2009 年《大盛魁》電視連續劇推波助瀾，使晉商研究獲得重視，史料亦紛紛出土。晉商學術研討會也相當頻繁，如宋教授曾獲邀參加的「晉商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5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由山西省晉商文化研究會、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辦，與會專家學者 60 餘人，討論課題包括晉商的經營管理、興衰原因、山西票號性質及作用，以及晉商生活各層面等。

　　自 1980 年代起，晉商研究的專書、論文出版數量陸續增加，至 2006 年達到高峰。代表性著作，如張正明、薛慧林的《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即透過整理票號、商號的內容，指出晉商開啟了中國近代化企業經營風氣之先，開創之舉則有採取股份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且在經營策略上懂得利用地理環境、風土人情、交通路線等條件，獲取最多的利潤。王尚義的《晉商商貿活動的歷史地理研究》，結合自然環境、地理區位及政治、經濟、文化，研究晉商的貿易活動區域，及晉商與其他商幫的關係。劉建生的《明清晉商制度變遷研究》，則以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討論晉商的頂身股制度與企業內部創新。

票號研究：從故老遺聞到檔案研究

　　1920-1950 年代，學者多關注山西票號、錢莊在近代中國金融業發展中的意義。許多票號、商舖，不但從晚清至民國仍有營業，山西票號且因面臨外國商業競爭，內部管理人員開始謀劃應變對策。相關著作有李宏齡《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敗記》等，是最早的票號執事者回憶與記錄。另外，1930 年代，衛聚賢受孔祥熙邀請，到山西田野考察，訪談票號、商舖遺老故舊，整理帳簿、書信、錢票等史料，出版《山西票號史》。衛聚賢收集的資料，多數留在上海中央銀行；二次大戰後，輾轉流入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保存。1990 年，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這批資料，此即《山西票號資料．書簡篇》。

　　1960 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山西分行與山西財經學院合編《山西票號史料》，收羅日升昌、蔚泰厚、寶豐隆等票號史料，並運用清朝政府檔案，統計票號與官方匯兌資料。因文革之故，這本書遲至 1990 年出版，是研究山西商人的重要文獻。當時，參與編輯《山西票號史料》的學者，也陸續出版相關研究，如黃鑒暉的《山西票號史》、《中國銀行業史》，史若民的《票商興衰史》。其中，史若民認為官款匯兌是官商勾結，不利近代中國金融發展；而票號消亡，亦與官款匯兌有關。宋教授則認為，根據《山西票號資料．書簡篇》所示，票號匯兌官款只占其業務的一小部分，營收大宗仍以商業匯兌為主。

從票號研究到長程貿易研究

　　一般而言，討論山西票號的學者不太注意商人的長程貿易活動；研究山西商號在中國各地商業活動的學者，亦不太關注山西商人在當地的票號情形。票號與商號之間的關係，長期被學者忽視。宋教授認為，事實上若非有長程貿易，票號匯兌機制無法產生。山西商人經營票號與商號，兩者是關係企業，如喬氏家族的大德興商號，最初經營茶葉長程貿易，總號與分號匯兌往來頻繁；而後兼作官款匯兌，遂改制為大德通票號。至於票號的消亡，實與外國銀行競爭有關，有些外國銀行甚至承攬清朝官款匯兌；而上海、漢口和營口的金融危機，亦使票號資本折損，業務大受影響。

在地商人與地域社會：新資料與比較研究

　　研究在地商人與地域社會的關係，最普遍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地方志、碑刻、帳簿和書信等史料分析。宋教授指出，目前我們多利用書信、帳本等史料，瞭解晉商在票號經營、長程貿易的樣貌；但利用地方志、碑刻等史料討論晉商與地域社會的關係，著力較少。這方面的研究，須從田野考察著手。最近已有學者發表文章，如許檀的〈清代山西歸化城的商業〉、〈清代河南西部的商業重鎮荊子關——以山陝會館碑刻資料為中心〉。新資料的出版，也使晉商的圖像越來越清晰，如史若民、牛白琳的《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收集當鋪、碑文、書信；高春平的《國外珍藏晉商資料匯編》，則收錄俄羅斯、蒙古有關貿易的史料；山西晉商文化基金會亦出版晉商史料系列叢書——《商人要錄貿易須知》、《渠仁甫備忘錄》等，是教導學徒經商的教材。

　　比較研究方面，有杜正貞的《浙商與晉商比較研究》，李剛、李薇的《明清陝晉徽三大商幫比較研究》等專著，討論「晉商」與「徽商」這兩個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商人群體。宋教授指出，或許是兩者商業習慣、文化不同，晉商與徽商的史料保存比例十分懸殊。以清代而言，晉商家族從事官宦事業的人員比較少，文化活動也不多；亦或是山西人性格保守，不喜歡外人知道商業底細，留下的資料非常少，導致現今學界對晉商的商業活動了解不多。徽商則積極參與官宦與文化事業，留下的資料相對之下較多。

　　本次演講，宋教授就各個面向與諸位學人分享明清晉商研究課題，並期許學界對晉商研究持續關注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