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顏元』到『東亞病夫』」 ——楊瑞松教授講演活動紀要

 
書名:

 

報告人: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時間: 2011 年 4 月 20 日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撰寫人: 徐維里
 
「從『顏元』到『東亞病夫』」 ——楊瑞松教授講演活動紀要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清史讀書會」系列演講

楊瑞松教授演講側記

  2011 年 4 月 20 日「清史讀書會」邀請楊瑞松教授(政大歷史系)於近史所演講。楊教授的講演題目為「從『顏元』到『東亞病夫』」,可說是個人的學思歷程。從在UCLA以研究清代理學家顏元 (1635-1704) 的思想為博士論文題目,到去年發表的《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210 年),都不無脈絡地呈現了幾種楊教授所關心的議題層面:認同危機的作用、集體身體的焦慮,以及情緒因素對歷史的作用。此外,楊教授也持續關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近代中國思想脈動問題。

  楊教授說「文本的情緒性反應」對他很有吸引力。如他博士論文研究的顏元早年曾是積極擁護朱學的理學家,偶然發現真實身世,又對往昔所深信的朱子學說信心動搖,這雙重的信心危機 (identity crises) 引發了顏元的心理創傷 (trauma),遂成為余英時筆下「最激烈極端的反智主義者」,以極強烈的措辭批判程朱,轉而以捍衛孔孟正學者自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顏元因梁啟超、胡適,及後來的杜維明等人留意而逐漸成為受關注的思想人物,楊教授也說在連接顏元有關身體之學、兵學論述與「尚武精神」的關係的過程中,引起了自己對探討中國近代關於身體文化以及國族論述中「東亞病夫」以及「病夫」論述的興趣。

  「東亞病夫」是中國人人耳熟能詳的負面形容詞,Larissa Heinrich 甚而以「現代中國人的原罪」表示該形象在中國人集體認同中的地位。Arif Dirlik 則認為「東亞病夫」的雙重性也可說成是中國人「自我東方化」的呈現。對此概念予以模仿、複製與加工加料,顛覆了往昔認知的刻板印象,也呈現了劉禾 (Lydia Liu) 提到思想資源如何因種種偶然因素產生變遷的過程。「病夫」(sick man) 是指國家或政府欲振乏力的慣用語;轉化為對身體病弱之指涉,則是二十世紀初在中國發展出來的意涵。1895年甲午戰爭敗仗後,西方公共論述中開始將中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同指為「病夫」。「病夫」形象擴及到與每個中國人身體的雙關性之後,這種受害者故事 (victimization narrative) 與中國歷史集體記憶的構建,透過強調來自「他者」(西方)的鴉片毒害與言語傷害造成的雙重受害者形象,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得以抬頭。但楊教授也說不少西方人指出中國人身體的體質優良性其實並不同於當時已然僵化的國家機器,如往昔部分傳教士雖然批評中國人不講究衛生,但中國人強大的生育力、適應力、長壽與身體復原力卻能克服諸多「病徵」,持續繁衍。有朝一日若受啟蒙,則前景不可限量。這種危機感也使得西方「黃禍論」(Yellow Peril) 的論述再被提出,當時知識分子如梁啟超等人亦肯定此說,顯示了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思想上的矛盾與焦慮之一隅。楊教授認為「東亞病夫」一詞百餘年來實在承載了太多的集體記憶,也因過多認知上的謬誤與不必要的情緒操弄,至今猶未休止。這不啻是近代中國人對於西方愛憎交雜的矛盾心情具體呈現的一頁滄桑史。電影《精武門》和最近的《霍元甲》等皆可為例證。

  最終,楊教授提到未來欲關注的課題是中國近代人口數字的相關問題,如「我四萬萬同胞」等用語所折射出來的國族意識與想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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