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anna Handlin Smith, 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書摘分享

《行善的藝術：晚明的慈善事業》

　　全書主要以楊東明、高攀龍、祁彪佳、陳龍正、陸世儀五位學者為研究對象，共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善會思想淵源、晚明善會的歷史與性質，以及分別從善會領袖和邊緣參與者的視角，對善會運作進行討論；第二部分以祁彪佳的日記為主要材料，呈現地方士人的「行動力」及其如何和官方、地方社會中各種組織互動的過程。作者從這些地方士人自發性的慈善活動，看出即使到了晚明，官府仍有一定的影響力，地方士紳仍與官方有密切的合作，並未因國家衰弱而導致地方官失去行政主導權。另一方面，晚明士紳對地方事務的參與有較為積極的層面，他們行善的動機非常多元，除了經濟、宗教、思想因素外，也與個人生命遭遇、心理狀況有關，和士紳在社會身分的建立上亦有一定的關係。

　　第一部分包含五章，首章從戒殺與放生的活動討論晚明善會的思想源頭，指出此主要來自佛教的輪迴觀與憐憫心，不過儒家士人也可將之推到「萬物一體之仁」、生生之德的理想。如此多元的思想源頭有助於放生會的興盛。作者分析晚明放生會不同於前代大型聖會的性質，有定期聚會、規模小、數量多、朝地方化社團發展等特色，同時行善模式也有別於過去個人的私隱行為，成為公開事件，並廣為流傳。

　　第二章討論晚明善會的發展，從楊東明在河南創立第一個同善會開始，逐漸延伸到江南，作者詳細敘述了各地的善會歷史。第三章則著眼於善會的性質，說明善會的功能如何與既存之鄉約、個人救助行為、家族力量有所不同，發揮了補勵的效用，也成為地方上一個超越宗族範圍的行動團體。第四章從善會領袖的角度，如陳龍正在同善會中的說話，來探究晚明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以及江南士風與慈善活動的關係和對照。第五章則特別選擇透過陸世儀這位下層士人的視角，呈現晚明下層階級生活的艱困、被救濟者的身分與處境，以及慈善行動內部的某些複雜、不和諧的成分。作者的討論涵蓋了貧富差異、階級分化、善行背後的複雜動機、行善與奢華、上對下的操控與實際付出、民間與官方等多種面向。

　　本書的第二部分主要以祁彪佳的日記作為材料，詳細描寫其行善行為。祁彪佳於 1641 年紹興糧荒之後，對救荒等慈善事業的籌畫與落實有十分清楚的記錄，包括提出賑災計畫、如何說服官員、如何從外地運糧進城、如何分配資源、什麼樣的人需要優先救助、如何集結地方人力與官方合作進行賑災等。除了官方之外，地方士人及僧人的投入亦是另一助力，使得整個行善活動能更流暢地進行。作者也注意到地方士人對如何賑災的不同看法。祁彪佳傾向於整合城鄉大區域的賑災計畫，並與官方通盤合作。作者另又討論祁彪佳成立藥局之例，表示此與他的兒子於 1636 年因病不治的刺激有關，同時也指出江南社會中許多醫生的介入協助，以及與僧人合作，都是這個活動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

　　藉由祁彪佳成立藥局的例子，作者謂「行善」很難找到單一的思想傳統，它可能和佛教、天主教的傳入或是王學深入地方等背景都有關連。不過作者更欲說明的是，「行善」往往有兩種層面的互動：（一）個人或是道德上的需要：除了仁民愛物的精神，尚有一種責任感，認為自己有義務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二）與社會現實間的互動：祁彪佳身歷 1641 年的紹興糧荒，認為自己應該做些事，進而引出更多的行善活動。在這兩種層面的互動之外，作者也提到印刷術的發達使善書的流通變廣，於是行善果報觀念眾所皆知，無形中讓行善思想從傳統的「陰德」開始轉向公眾化，而之後大量救荒書籍的刊行更可視為此一轉變的結果。

　　交織上述五人的文本，呈現出地方士人的「行動力」及其如何與各方力量互動，是本書寫作的重點。作者表示地方精英和社會之間不單只是「控制」，有時反而是一種合作、協調關係；而地方活動看似扎根於民間勢力，其實官方影響始終存在。此書透過晚明士人的慈善行為，讓我們重新思考晚明時代國家與地方、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互動情形。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