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觀點下十九世紀的臺灣歷史——西文史料的閱讀、詮釋、想像」工作坊 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講題: 19 世紀教會史料中的福爾摩沙:馬偕與甘為霖的史料分析
主講人: 林昌華牧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主持人: 林文凱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3 月 21 日(週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17 室
撰寫人: 陳東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世界史觀點下十九世紀的臺灣歷史——西文史料的閱讀、詮釋、想像」工作坊 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林昌華先生現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同時為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在服事之餘,長期從事臺灣教會史料翻譯與研究工作,主要研究史料包括 17 世紀的荷蘭教會史料,以及 19 世紀的基督長老教會史料。本次演講以「19 世紀教會史料中的福爾摩沙」為題,分析 19 世紀來臺宣教師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 與甘為霖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 的史料構成與重要性,並且分享其整理、翻譯《馬偕日記》後的若干心得。

  馬偕與甘為霖是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期對臺灣影響深遠的宣教師。兩人分屬不同差會(馬偕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甘為霖則是來自英國長老教會),幾乎同時(1871 年)來到臺灣。在數十年的服事之後,分別留下相當豐富的史料,讓後輩研究者得以在他們建立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嚴格來講,馬偕與甘為霖的資料呈現出兩種相當不同的面貌。馬偕比較像是人類學者,而甘為霖則是歷史學者。馬偕紀錄了 19 世紀北部臺灣的人文與自然面貌,包括漢人與平埔族人的生活儀俗、信仰、醫療,以及各種動、植物的生長樣態與作用;甘為霖則是憑藉其閱讀荷蘭文的能力,翻譯、整理了 17 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傳教的重要史料。

  馬偕與甘為霖各有其代表著作,馬偕是《來自遙遠的福爾摩沙》(From Far Formosa),甘為霖是《荷據下的福爾摩沙》(Formosa under the Dutch)。嚴格來講,這兩本著作並不是獨立的作品,應該看作是史料集,因為在這兩本著作的背後是由一批史料支撐起來的。《來自遙遠的福爾摩沙》主要是馬偕根據自己的日記等資料撰寫而成。1895 年 1 月 14 日他於返回故鄉加拿大的旅途中,在一間名叫「北美洲」(North American) 的旅館裡開始撰寫該書,目的是要讓故鄉長老教會的信徒了解教會在其第一個海外宣教地區的傳教情形。憑藉著對臺灣濃厚的情感,馬偕在短短的時間內寫下自己早年的生涯,以及來臺宣教的過程。其中許多部分,都是作者節錄自其日記、筆記等資料組織而成。儘管該書內容相當豐富多元,但因為其原始目的是作為向加拿大的教徒簡介之用,故若干細節有所疏略,當代的研究者在閱讀、使用《來自遙遠的福爾摩沙》之餘,必須輔以《馬偕日記》、《馬偕與加拿大來往書信》,才比較較周全。

  《馬偕日記》是馬偕以英文撰寫的手稿,共十二冊,原被其家人攜往加拿大,1996 年歸返臺灣,目前陳列於真理大學校史館玻璃櫃中。十二冊日記全部由林昌華牧師抄寫、繕打成電子檔案並參與翻譯,目前中、英文版本都已經出版了。至於《馬偕與加拿大來往書信》,大部分是馬偕寫給母會的工作報告書、一般信函,或是向母會要求協助的請求書等。

  《荷據下的福爾摩沙》是甘為霖將荷魯特 (J. A. Grothe) 的《荷蘭早期宣教史檔案集》(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 譯成英文後,再加上《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的臺灣部分,以及《被遺誤的臺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 部分內容而成書。甘為霖出版這麼多 17 世紀臺灣教會歷史書籍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藉著對 17 世紀臺灣教會歷史的了解,來幫助 19 世紀的臺灣宣教工作,另方面則是試圖釐清英國讀者對臺灣的錯誤認知。19 世紀中葉以來英國學者大多認為,17 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在臺灣宣教是一種「失敗的宣教」(lost mission),因為當時的宣教士除了從事宣教工作外,本身還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兼為公司謀利。另外,部分的宣教師曾有致力經商而忽略傳教或發生不道德事件等情形,導致傳教動機深受原住民懷疑;且隨著荷蘭退出臺灣,基督教即中斷。甘為霖認為這其實是對當時臺灣教會發展的誤解所致,荷蘭人不只進行貿易,也努力教育原住民信仰基督教。當一個傳教士團體獨自在那裡建立學校,並使超過五千人受洗成為新教徒,仍應視為是一件重要的成就。

  演講後的討論時間中,主持人林文凱教授提問:從甘為霖的紀錄來看,17 世紀的傳教是否確實對平埔族造成深刻的印象,讓他們在 19 世紀面對西方傳教士時,還能熟悉如故?對此問題,林牧師認為西拉雅人對基督教的歷史記憶,到了 19 世紀還保有「紅毛親戚」的概念,而這份親切感確實有助於基督教傳教事業的開展。但「紅毛親戚」可能只是個想像,例如 19 世紀來臺的外交官郇和 (Robert Swinhoe, 1836-1877) 在一次前往臺南的旅程中,曾聽聞臺灣南部住有荷蘭人的後裔。之後,郇和在深山內遇到自稱荷蘭人後裔的人,但經過交談後,郇和認為這些人的語言較接近馬來地區的用語。

  林教授接著問道:自 19 世紀傳教士再度返臺宣教開始至 1895 年,臺灣族群的基督信仰比例為何?林牧師指出,這部分雖然有統計資料,不過詳細的研究尚未得見;此外,各地的信徒數量也無法與族群的分布狀態相對應。不過從教區分布來看,平埔族信徒並沒有特別多,反而經過梅監務 (Campbell N. Moody, 1865-1940) 在沿海地區宣教、蘭大衛醫生 (David
Landsborough, 1779-1854) 在彰化地區行醫後,漢人信徒增加許多。至於北部,據統計在馬偕生前,噶瑪蘭地區的教會有二十多間;但到了 1904 年,僅存兩間;再至 1917 年,已不復存在。1895 年的變化對北部教區影響很大,此時馬偕回加拿大擔任議長,僅留吳威廉 (William Gauld, 1861-1923) 在臺服務。吳威廉在寄給加拿大的報告中提到,噶瑪蘭人受到漢人欺壓,只好往南遷移。1896 年,馬偕回臺巡視後,曾在日記中提及,噶瑪蘭地區教會的消失讓他感到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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