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報告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召集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1 月 21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
撰寫人: 王士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今日是本年度讀書會第一次聚會,賴惠敏教授向諸位成員說明前年、去年中西檔案讀書會每個月定期聚會,討論歷史檔案、舉辦工作坊,獲得學界和社會人士熱烈迴響。今年,中西檔案讀書會邁入第三年,每個月擬安排讀書會成員報告最近研究課題,年底並將組織小組參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主辦的「清代財政經濟史」會議。該研討會邀請中國大陸歷史學者范金民教授、陳鋒教授、定宜庄教授、許檀教授、美國 Elisabeth Kaske(白莎)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和文凱教授、臺灣學者鄭永昌教授、林文凱教授、曾品滄教授等學者參與。

  近年來,中國大陸史學界十分關注內陸城鎮、鄉村經濟、文化發展等議題,西南邊疆的歷史課題也越來越受到注目,研究西南土司的學者與專家共同組織團隊,分別在四川、雲南、廣西、湖南等地開會討論。2010 年,賴教授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學術委員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共同承辦的海峽兩岸「土司制度與邊疆社會」學術研討會;2011 年,賴教授又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湖南吉首大學合辦的第一屆「中國土司制度與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以柔遠人:清朝對容美土司的政策 (1644-1735)〉一文,並參訪湘西土家族的遺跡、永順縣老司城遺址。2012 年,賴教授再度受邀,參加普洱市景東縣人民政府、雲南師範大學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土司制度與邊疆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考察普洱市景東縣的衛城遺址、開南書院、文廟、傣族陶氏土司墓等。

  2013 年 10 月 18 日至 21 日,賴教授參加第三屆「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長江師範學院、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人民政府聯合舉辦,共有六個討論主題:土司學理論建構與方法研究、中國土司制度研究、中國土司文化研究、秦良玉文化研究、改土歸流研究、中國土司問題個案研究。會議期間,學者們並考察長江師範學院西南土司文化陳列館、石柱縣三河鎮回龍寨三教寺、石柱縣秦良玉陵園、石柱縣萬壽古寨等。以下是賴教授於該會所發表之〈清代的明正土司與地方經濟〉一文摘要。

  明正土司是明清時期的嘉絨十八土司之一,治所在康定。永樂五年 (1407),長河西土酋阿旺堅參內附明朝,受封為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使司,為明正土司之始。崇德八年 (1643),明正土司歸附清朝,屬建昌道雅安府打箭爐同知管轄。康熙三十八年 (1699),蒙古和碩特部與西藏地方政府共同駐派打箭爐的營官昌側集烈,殺害明正土司蛇蠟喳吧,引起軍事糾紛。康熙四十年 (1701),清軍殺昌側集烈,入駐打箭爐。從此之後,清廷便在明正土司實施土司制與流官統屬的雙軌制。

  打箭爐位在四川、西藏交通要道上,康熙四十一年 (1702),清廷派官駐紮打箭爐,設關收稅,監督茶葉貿易,增加國家賦稅之財源。由於明正土司在當地頗具聲威,通曉漢、藏二語,消息靈通,交際廣泛,掌握了茶葉貿易的優勢,當其極盛之時,打箭爐城儼如國都,來自各地的納貢之使、應差之役,以及與部落交易的茶商紛至沓來,珍瑰薈萃,富庶空前。乾隆十二年 (1747) 至乾隆十四年 (1749),清廷征伐大小金川,明正土司因支援兵丁、烏拉,更獲得清廷重視。乾隆十六年 (1751),清廷禁止西藏與西寧通商,打箭爐便成為內地與西藏貿易的主要通道,茶葉輸出西藏的數量與日俱增,西藏則向內地運銷冬蟲夏草、紅花、毛皮。

  康熙五十五年 (1716),蒙古準噶爾部入侵西藏,達賴喇嘛七世避居泰寧;清廷遂在泰寧建造惠遠寺供其駐錫。自雍正六年 (1728) 至雍正十三年 (1735),達賴喇嘛七世共在惠遠寺駐錫七年;當其離去前,清廷又特派果親王允禮、章嘉呼圖克圖到惠遠寺,討論七世達賴返回西藏的種種事宜,包括七世達賴離開之後,惠遠寺仍由其繼續管理,清廷則每年供奉惠遠寺七百七十兩。由於達賴喇嘛七世駐錫泰寧期間,與明正土司往來密切,明正土司遂皈依佛教,因此日後明正土司不只向清廷納稅,也向西藏布施茶葉。

  打箭爐是四川茶葉銷往西藏的重要關口,每年銷售茶葉數量達一千萬斤以上,其關稅收入主要作為達賴喇嘛的賞銀。每年打箭爐均提供達賴喇嘛五千斤的茶葉,另提供班禪二千五百斤的茶葉,同時亦供應惠遠寺七十一位喇嘛的口糧衣單。按清朝頒發度牒來管理喇嘛,同時由戶部、內務府、州縣提供喇嘛口糧衣單;而由稅關提供喇嘛口糧衣單,僅打箭爐一處。打箭爐雖因清廷邊疆政策日漸富裕,但因位在青藏高原,地形崎嶇,不時有地震、洪水等災害,影響當地經濟活動。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彙編的《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記載,雍正十年 (1732) 十二月,蠻民阿渣喇家失火,延燒至碉房及漢人的鋪面,共二百六十餘家。乾隆四十一年 (1776),四川總督文綬的奏摺也提到,六月發生水災,共沖去官房地基二十六間,河東一帶的街市甚至被沖成淺灘,客商店鋪僅存八戶。其次,倘若明正土司遇地震、戰爭,西藏商人至四川之道路便會受阻,致使其成本與運費大增,獲利無多,赴打箭爐貿易者因此減少,商賈遂轉至甘肅之西寧等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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