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2025年「中西檔案讀書會」首次讀書會，由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許富翔教授進行報告。

        賴惠敏教授的講題為〈俄商來華貿易 (1691-1727)〉。康熙二十八年 (1689) 中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允許兩國人民持護照互市，開啟俄羅斯商人進入清朝境內貿易的先河。研究以《中俄關係歷史檔案文件集》為基礎，建置俄商來華的資料庫，分析這期間俄商來華貿易的現況，特別關注證照制度、商隊接待、物資補給、貿易監管及其所衍生的衝突與弊端。過去關於俄商來華的研究資料多依賴俄方文獻與少數早期學者，如法國學者加斯東．加恩 (Gaston Cahen) 等人的著作。然而中方近年出版的大量檔案如《中俄關係歷史檔案文件集》提供了更為詳實的原始資料，使得本文能夠對俄商貿易次數、行經路線、隨行人員與攜貨數量等進行具體統計與重建。

        俄商來華需憑「諭令」、「執照」、「公文」等形式的文件，清廷根據俄羅斯地方長官（如尼布楚城官）發出的照文決定是否接待。《尼布楚條約》後，清廷即開始承擔俄商來華商隊的盤費，包括商人從齊齊哈爾到北京的車馬、糧食、住宿與護送，甚至在北京建棧院（俄羅斯館）供俄商住宿、餵養馬匹等，長達數月，並設有御史監督其貿易活動。由於在北京的住宿與養馬等皆為清廷供應，且俄商在北京多涉及飲酒鬧事與債務糾紛，康熙後期逐漸收緊對俄商的待遇。1717 年後，清廷一度暫停俄商入京，並引導其改於齊齊哈爾或恰克圖等地貿易。清廷亦對俄商進行人數管控，規定每次不得超過 200 人，並嚴禁賒帳買賣，僅允許現金交易。

        俄商來華的另一個變化是 1704 年以後，商頭伊萬．薩瓦捷耶夫改道蒙古草原如鄂爾渾河、圖拉河路線來華，此舉固然省時省費，卻影響俄方尼布楚城關稅收入，引發俄國內部官員間之權益糾葛。尼布楚長官擅自發行公文，讓俄商到齊齊哈爾貿易，清朝理藩院明知其中有詐，但由於政府不用提供俄商來華之費用，而樂於通融。

        討論期間，讀書會成員問答熱烈。與會學者提到，在賴教授提供的史料當中，有出現「自由貿易」此一詞彙，其意義是否與現今的定義有所不同？賴教授認為，必然如此，且基於當時的歷史情境，此詞彙的使用，顯示俄國對於來華貿易的一廂情願。再者，在清代記載與俄國互動的檔案中，清政府多以理藩院處理相關事務，但是對於其他東亞的藩屬國卻是透過禮部，這是否意味著清朝在對待俄羅斯與其他藩屬，其間存在高低之分？對此，賴教授指出，清朝對於俄商來華，公文往返以理藩院為主，但還需其他機構配合。如康熙四十八年 (1709)，俄羅斯商人頭目科布齊那到北京，由禮部撥房下榻會同館，兵部派綠旗官兵從張家口至京城沿途護送前來。關於清朝接待各國情況，還需參考禮部題本等資料。

        次場報告，許富翔教授的講題為〈從「均分」到「獨佔」：順康年間參務制度的變遷〉。許教授藉由研究動機、採參（蔘）方式、參務制度的變革等面向闡述其對於順康年間採參制度的研究。

        首先，雖然學界關於雍正、乾隆朝的參務制度已有諸多研究成果，然對於採參方式的認定存有不同見解，以及史料的翻譯與解讀有差距，促使許教授對順康年間的參務制度做更進一步的探討。許教授認為，當時的採參方式分為常態性與臨時性。而常態性又可再細分為打牲烏拉牲丁、盛京上三旗佐領包衣與王公宗室所屬壯丁三個方式。臨時性亦可分為，調派東北滿洲八旗兵丁與從京師派遣內務府包衣兩個方式。其次，舉凡參與上述常態採參者，皆能夠獲得來自江南的毛青布與牛馬或農耕器用等獎勵。

        此外，隨著清政府越發積極執行採參活動，人參的數量即越發減少。為此，官方試圖透過尋找新參場、發放參票與有差別規範採參重量等方式，控制採參的規模。然而，由於負責巡查的八旗兵丁軍紀敗壞、王公宗室具有採參特權、利益極為可觀等原因，盜採案件不減反增。最後，為了避免王公宗室仗著特權超額採參而壓縮到皇室的人參利益，康熙四十年 (1701) 起，官方正式停止王公宗室的特權，並改由內務府辦理採參事務，由此可見採參制度由部落聯盟的均分轉變為皇室獨佔的特性。

        報告結束後，蔡名哲博士也針對許教授的分享內容提出疑問。如，為何毛青布的滿文使用的是「mocin samsu」，而非「mocin」或「samsu」；並且在崇德年間皇太極 (1592-1643) 曾述及「不要忘記國人紡織 mocin 的勞苦」，因此當時滿人是否亦具備生產毛青布的技術。對此，許教授表示，對於毛青布產於江南的詮釋皆來自《中國古代當鋪秘籍》，該布產自蘇州。蔡名哲博士所提的「mocin」應該不能等同於蘇州的毛青布。而且入關前的滿人，應不具備製造毛青布的能力，否則順治、康熙時期也不會將毛青布做為參丁的賞賜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