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四次討論會紀要

　　張惠敏〈《周易本義》中「君子之德」的意涵：從朱子對〈大象傳〉的詮釋談起〉一文，主要是以「卜筮」與「君子之德」為《周易本義》的核心概念，藉此凸顯朱子是以卜筮的概念來發出「君子之德」的義理內容的詮釋模式。因為朱子在對困卦〈大象傳〉的詮釋時，他會從此處帶進卜筮的概念，來說明困卦最終可以亨通的關鍵，為占者能否秉持著授命的精神，以此來面對困卦艱困的處境。這其實可以顯示出朱子實際上並未停留在〈大象傳〉的詮釋上，而是有其特殊的詮釋模式。對朱子而言，卜筮是落在吉凶的層次上，它是以占者是否具備君子之德，為每卦吉凶的關鍵，來呈現《周易本義》的義理內容。《周易本義》主要有雙層的義理型態：一是占者在面對每卦的處境時，能否具備君子之德；另一個則是占者的行為處事是否合於君子之道。這是朱子詮釋《易經》的獨特之處，同時也是此詮釋模式值得我們注意的原因。

　　李宥霆教授〈二戰期間的儒學與亞洲主義〉討論「亞洲主義」泛指在二戰結束之前，亞洲國家尋求團結以抵抗西方侵略的思想。由於日本較早完成國家的現代化，自然成為團結亞洲的領頭者，其亞洲戰略與帝國主義政策是分不開的。亞洲主義於戰後一度成為禁忌話題，直到 1960 年代才重獲關注。然而，儘管亞洲主義研究增加，其與儒學的關係卻仍未充分討論。發表人一方面探索亞洲主義思想中的儒學元素，一方面也試著討論在戰後的批判中，為何鮮少見到對於儒學的評論，由此揭示儒學於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一個側面。文中深入討論了竹內好所提出的兩個概念：「難以定義」與「無思想性」。前者意指亞洲主義缺少獨立內涵，其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擴張主義等思想都有關聯；後者意指亞洲主義的末流淪為「大東亞共榮圈」戰略，排除了一切正面意義的思想性，等於是宣告自己的死亡。發表者循此脈絡觀察儒學與亞洲主義的關係，發現儒學雖具有東亞「共同文化遺產」的面目，但在實質的亞洲論述或政策中，都很難指認出儒學理念的積極影響，而是借用「王道樂土」等儒家概念文飾擴張手段，思想內涵則全數掏空。討論環節提出的問題相當廣泛，涉及地緣政治、資料運用，以及儒家思想與近代世界的關係。

　　吳啟超教授〈周敦頤與朱熹「太極」之差異——問題之重啟〉反思周敦頤與朱熹對於「太極」概念的差異。報告人提到，理學家朱熹極重視周敦頤的「太極」概念，但不少學者均認為，他所解之「太極」，已異於周敦頤原意之「太極」。吳教授承認這個差異的存在，但主張由於周、朱二人之相關原文中有一些細節仍未細察，因此究竟差異為何仍是值得重啟的問題。有鑑學界多以「活動的形而上的實體」和「不活動的形而上的實體」區別周敦頤和朱熹之「太極」，吳教授提出兩道問題來對文獻進行考察：周敦頤的太極是不是形而上的？朱熹的太極是不是實體？報告人從「形而上的」和「實體」兩要素切入探究周、朱太極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