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楊自平教授〈由《易經兒說》、《易經生生篇》論明代蘇濬 (1542-1599) 治《易》歷程及特色〉指出：蘇濬為明代中葉重要《易》學家，著有《易經兒說》及《易經生生篇》。《兒說》多承繼程朱《易》學，為融會己意與前賢《易》說，對經傳作全面解釋，且解說較詳盡，有助見出對經傳完整的解釋及對前賢說法之抉擇。《生生篇》成書較晚，雖大抵延續《兒說》，然對朱子《易》學之四聖《易》、象占說、卦變有所開展，及對生生之道的體會，為畢生治《易》精華之作。欲掌握蘇濬《易》學完整面貌，宜兼看二書，方見出蘇濬長期治《易》歷程的三變：由初學不斷深入，參考並抉擇眾說，闡發陰陽變易；再致力探究形而上的易道，體悟易道的無限性；又進一步探求易道生生之理，澈悟陰陽變化及生生不已之交融，展現對《易》由淺入深的完整歷程。透過自身深入習《易》，並融會前賢《易》說，提出寶貴而深刻的治《易》成果。

　　許慧玲教授〈王船山「太和」（great harmony）偶然之必然義〉討論「偶然」 （contingency） 並非與「必然」 （necessity） 相對立。「偶然」可以是對「必然」的補充和表現形式。報告人依據牟宗三與戴景賢兩位先生的理路，以船山《張子正蒙注》中的「太和」哲學為主，深度抉發其「必然」與「偶然」的深義。本文首先揭示船山「太和」的必然義，討論「理」（principle）、「和」（harmony）與「神」（Shen）。船山氣之「理」的必然義，乃藉由康德「審美判斷」之雜多統一的原則 （principle） 而推論；氣之「和」的必然義，亦由康德「偶然」之「合目的性」的相諧和（harmony）狀態而推論；氣之「神」的必然義，則由陳榮灼論張載「『一物兩體』：從形而下的『氣』引入『形而上』的動態的『一』（unity）之『神』」以及曾昭旭論船山「形上形下本來是一」而定「太虛之神」之必然義。其次，揭示船山「偶然」義之優與劣，並抉發船山「太和」偶然義的優義：幾、大來大往。最後，分成底下三節析論船山「太和」偶然之必然義：一、「十二位陰陽」之偶然予「虛」非無之必然義。二、兼「太虛之神」與「健順之性」雙本體之「感」。三、存神或為偶然，「維繫宇宙和諧」則為「普遍性」的必然。

　　張莞苓教授〈朱熹「敬」論對二程之繼承與發展〉以二程以來，受哲學化、體系化的概念「敬」為主要探討重心，旨在釐清由二程到朱熹之間「敬」的繼承與發展過程，發見「敬」與道德主體、境界、工夫、動靜之間的關係。首先，關於「敬與誠」，朱熹在二程將「誠」與「敬」並提的基礎上，明確給予二者概念上的對比。將大學「誠意」、「正心」納入「敬」的工夫範疇，強化「敬」作用於已發之意念，亦作用於涵蓋動靜之主體「心」的「敬貫動靜」意涵。其次，在「敬與戒懼」的部分，朱熹首次明確以「戒慎恐懼」定義「敬」。但「戒慎恐懼」並不是外在行為或好習慣的培養而已，也不是單純心理情緒上的害怕、惶恐，而是一種不限於已發情感思慮表現、超越動靜的存在。他通過區分「戒懼」與「慎獨」，將「慎獨」歸屬於情思已發之隱微處的工夫，而未發之中無可著力安排，卻能以「戒懼」作用，凸顯「敬」作為「戒慎恐懼」的特殊地位。最後，關於「敬與動靜」，朱熹注意到「動靜」關係的兩種層次：應物表現動靜、情感思慮動靜。朱熹用「敬」來貫徹動靜，是以心之情思之未發、已發而言，只要是內在情思已然發動，無論是獨身一人或十目所視，都是屬於「動」時，即是「敬」的工夫所在，此即「動中靜」。而在所謂的「靜」時，心也並非是茫昧寂靜，而是持續惺惺、「戒慎恐懼」的「知覺」，此即「靜中動」。而此「靜中動」的「知覺」，即是「復見天地之心」之生意所在，可見「敬」與天道本體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朱熹之「敬」定位特殊，不但企圖去解決「敬」在動靜之間如何安排的問題，也進一步去探究「敬」作用於未發之中的狀態，呈現「心」之本然之性即是超越動靜的「知覺」。就好比「天地之心」的「生生之意」，在靜中也未嘗止息一般，反而是天道創生的起點，這是二程之「敬」論，未明確發揮之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