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講題: 記吾鄉人:陸粲《庚巳編》的地方故實與知識
清初思想史上的張履祥
從性理圖的視角探究「人心、道心」之善惡論
召集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23 年 8 月 19 日(六)下午1:30 至 5:30
地點: 視訊會議
撰寫人: 林峻煒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三次討論會紀要
 

  2023 年第三次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討論會於 8 月 19 日(六)採線上會議方式進行。

  呂柏勳教授發表〈記吾鄉人:陸粲《庚巳編》的地方故實與知識〉一文。本文從中國志怪小說的傳統著眼,試圖對比明代陸粲 (1494-1552)《庚巳編》之志怪書寫的風格轉變。

  呂教授首先說明,陸粲的《庚巳編》藉由凸顯作者所處的環境與生活經驗,呈現一種異於從帝王禮制、宗教系譜之帝國關懷視角出發的知識書寫之策略。陸粲對於自身所處空間環境之種種故實的描繪,呈現出濃厚的地方性。

  接著,呂教授指出,陸粲著眼於批判民間熱衷的五聖信仰,表達其對吳中地區五聖信仰的狂熱程度不以為然。在陸粲筆下,五聖雖有治病之能,然信眾篤信巫教而拒絕醫師治療,顯示巫、醫之間多有矛盾;此外,倘若人們招惹五聖,則可能受到嚴厲的反撲;再者,五聖「神宿交合,迫使感孕成胎」,放縱情慾,致使女子行為異常,而五聖亦常與女子交合,卻給予金錢作為補償,顯示以人身自由換取物質餽贈。凡此種種,皆顯示神與人之間關係緊張。

  陸粲對於民間日常生活的關注,反映在他對家畜、異產、食用、疾病等主題的書寫上。這類書寫篇幅短小,以片段、瑣碎的剪報形式,描繪人們與怪異之間的近距離。有別於許多志怪小說以挖掘遠方奇珍異獸或稀世珍寶為旨趣,陸粲呈現物怪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意圖重新思考神聖與日常二者之關係。例如「牝牛生麟」的書寫,即意在將遙遠的神聖記憶轉化為與日常生活交融的經驗,神聖與日常二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也因此形塑了人們對於神聖事物的不同認識。

  呂教授認為,陸粲以吳中地區的城市生活作為背景撰寫《庚巳編》,體現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共同參與生活經驗的表達與新知識的生產,而陸粲對於日常變異的書寫,則凸顯「怪異日常化的知識生產」,蘊含著陸粲欲藉志怪書寫以使讀者有所警惕的關懷。

  與會學者指出,雖然呂教授的文章聚焦在陸粲《庚巳編》中關於吳中之地方性書寫,但對於該地區具體情形的描繪仍稍嫌不足。此外,陸粲的書寫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彰顯出扣合吳中地區的地方特色,其書寫──尤其是對五聖信仰的描繪──是否其實反映了明代中期存在全國各地的共同現象,皆為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也有學者提到,倘若欲呈現陸粲志怪書寫的地方性特質,或可同時參照明代中期其他志怪書寫的作品,透過相互對照,更能凸顯陸粲《庚巳編》的特色。

  林勝彩教授發表〈清初思想史上的張履祥〉一文,以民初學者梁啟超 (1873-1929) 關於清代思想史的宏大敘事為起點,企圖反省其所建構的思想史圖像,以及其對於清初思想家張履祥 (1611-1674) 的評價。

  林教授指出,梁啟超評價張履祥為「品格方嚴,踐履篤實」,卻缺乏思想創新性的思想家;然而,清初學者陳梓 (1683-1760) 雖同樣著眼於張履祥的立身嚴謹,卻凸顯其在明清之際思想界的朱子學復興之脈絡中,防堵陽明學流弊的重要角色。陳梓與梁啟超對於張履祥的不同評價,反映出張履祥在不同時代的人眼中有著不同地位。為進一步探究是什麼原因讓張履祥在清初與民初得到不同評價,林教授嘗試從張履祥遺民生活的形態、尊朱闢王的學術志業兩個面向,觀察張履祥在清初由陽明學轉向朱子學思潮中的重要地位。

  關於張履祥所展現的遺民生活形態,林教授以劉宗周 (1578-1645)、陳確 (1604-1677) 為座標,指出張履祥雖有感於明代亡國所帶來的傷痛,但卻選擇以遺民的身分隱居教學,其選擇與劉宗周絕食殉國、陳確在殉國與歸隱之間的自我追問截然不同。在浙西的遺民社群中,雖然對於新朝的批判不多,但他們同樣拒絕參加新朝的科舉考試,並深刻反省明代亡國的原因,以及為亡國而導致的親友離世、生活動盪而感傷。

  至於張履祥尊朱闢王的學術志業,表現於其對於陽明學流於禪學的批評,或是空說良知之妙,或專就自身體認而遺卻日用倫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張履祥早年曾治陽明學,亦習靜坐,卻在問學於劉宗周的過程中,開始注意到「主敬」的工夫傳統。林教授認為,若觀察張履祥的思想演變過程,陽明學是他努力對治的對象,從而逐漸呈現出尊朱闢王的思想走向。對於那些為清初學者所推崇的晚明東林黨人,張履祥也因認為其思想蘊含著陽明學的色彩,而予以嚴格地批判。

  張履祥身處明清易代之際,本著對於明代亡國的反省,以及為尋求自身生命方向的關懷,清楚地體現在他對於理學傳統的辛勤探索。張履祥無意在思想上另立新說,而是以自身的生命經驗來追尋思想的依歸,最終選擇以朱熹為尊,此一探索過程體現張履祥在明清易代之際中的生命歷程,以及其自覺地以深化日常生活中之踐履工夫為生命志業。

  與會學者指出,本文雖以清初與民初學者對於張履祥之不同評價為主要問題意識,但在文章中,除了討論張履祥在清初思想史上所彰顯的思想形態外,亦可以再進一步探究不同時代的人們對張履祥的評價如何形成,包括如何理解張履祥在同治十年 (1871) 時被從祀孔廟的時代意義。此外,張履祥雖非思想創發型的思想家,但就其以遺民身分選擇處館教學的生活形態來看,是否可與晚明時期以從事講會活動為主的學者們進行比較,藉以觀察在晚明至清初的時代變動中,學者們在身分與生活形態上的轉變,或許能為我們理解張履祥以踐履為主的思想形態,並提供更宏觀的社會脈絡。

  游騰達教授發表〈從性理圖的視角探究「人心、道心」之善惡論〉一文,以朝鮮儒學史上諸多的性理圖文本為研究對象,集中討論人心與道心之關係,以及其涉及的善惡論。在本文中,游教授梳理朝鮮儒者關於人心究竟是否僅有惡而無善,或人心是否可向善的爭論,並以此一軸線展開三個相關子題的探討。

  首先,游教授論及李栗谷 (1536-1583) 之〈人心道心圖〉所呈現的「道心─善」與「人心─惡」的問題。游教授比較李栗谷與朱熹之觀點差異,指出朱熹認為道心有善無惡,人心則存在有合乎天理之自然欲求,與易於奔流肆虐的人欲之惡,故人心「有善有惡」。然而,在李栗谷所繪製的〈人心道心圖〉中,人心僅有「惡」而無「善」,這點為後來的許多學者所爭論。

  其次,游教授指出,朝鮮儒者在爭論道心、人心之善惡的過程中,出現一種強調人心「可善可惡」的新型論述。李栗谷的嫡系傳人李世弼 (1642-1718) 挑戰師門成說,認為人心之善惡未定,可善亦可惡,然此觀點受到很多人反對。不過,也有學者徵引朱熹以「公」、「私」論人心為據,企圖證明朱熹未以善惡論人心,以支持李氏之說。這類觀點凸顯是否應從道德的善惡來界定人心,或是將自然生理需求視為中性。

  再者,關於朝鮮儒者考察人心可否向善並同乎道心之善的論辯,游教授指出,從朱熹的說法來看,飲食之欲雖為人心,但若能得其正,則為道心也。然而,從一些朝鮮儒者的相關論述來看,人心與道心二者在性質上有別,前者出於自然欲求,後者出於性命義理,二途既異,二者之善亦有所區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四端,出於性命之正,屬道德上純然之善,與出於自然生理需求之耳目口體之欲不同,後者雖可經修養工夫而受調節、昇華或轉化,然彼此之間仍有不同。

  游教授強調,朝鮮儒者對於人心、道心之關係的討論,展現出異於朱熹之說的情形,是觀察這些性理圖時應當留心之處。性理圖作為一種以圖像表意的材料,不僅包含了朝鮮儒學史上諸位思想家探討人心、道心關係之相關問題的情形,也提示了一種「以圖論理」的方法來梳理朝鮮儒學史的可能性,有助於拓展相關的哲學議題。

  與會學者指出,從本文所涉及的時段來看,範圍跨越三百年,雖然本文明確的以道心、人心之善惡考察朝鮮儒者們的論述,但考慮到思想觀念往往在歷史演變中與不同的思想觀念相互激盪,故應進一步探究不同的朝鮮儒者是否受到其他思想(如天主教)的啟發,因而開展出新的論題。也有學者提到,無論在中國或朝鮮,朱熹的思想始終是後來學者所檢討、論辯的對象,回顧朝鮮儒者圍繞人心、道心之善惡的論辯,不僅可以看到朱熹的思想在朝鮮如何被理解,也有助於我們掌握朝鮮儒學演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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