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一次讀書會紀要

　　本次中西檔案讀書會議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孔令偉教授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李心平領讀雍正朝《議覆檔》（臣工奏摺如奉硃批令軍機大臣議奏者，軍機大臣即遵旨妥議奏覆。之後將議覆事件抄錄存檔，裝訂成冊，即稱《議覆檔》）。本次領讀的主題為「驛站」，一方面連結史語所基礎建設工程讀書會，另一方面則是與德國學者合作的中西交通史主題有所連結。讀書會流程由孔教授先領讀文本，議題涵括清代西北邊務、衛拉特蒙古史、青海和碩特歷史、托特文史料、公文系統，與資訊傳遞等潛在課題。

　〈[大學士馬爾賽]等奏賞賜安設中斷驛站之青海扎薩克等事片〉（按：正摺之外入奏他事者，稱為夾片、附片）可追溯至雍正九年 (1731) 諾爾布之亂後。這一事片所談論的是關於驛站防守事宜，事件起因於眾佛保（或鍾佛保，Jongfoboo）責成公（公為爵位）阿拉布坦跟驛站附近的台吉章京處理驛站防守事宜。因為眾佛保主張改由青海人接手，驛站之間的防務應由各個扎薩克負責，因此引發議覆。眾佛保過往曾調查過六世達賴喇嘛事件，擁有出使準噶爾的經驗，熟稔青海事務。事片中決議，由青海辦事大臣達鼐和其副手眾佛保查明施恩對象名籍與數量不明的問題，以便論功行賞。

　　此事片的歷史脈絡可追溯自雍正八年 (1730) 的盜駝馬、雍正九年諾爾布叛清事件。儘管這些事情在《清實錄》中未顯其重要性，然而正是諾爾布叛清一事讓雍正皇帝發現蒙古人苦於駐守驛站，所以改由內地兵丁負責。而這様的結論則可以連結另一事折〈大學士馬爾賽議奏噶斯路驛站改由內地派人住站事折〉。此折正是雍正對於諾爾布之亂發生背後原因的反思，就朝廷的觀點來說，派人駐守台站是表示對蒙古人的看重，希望藉此給與立功與晉升的機會；然而駐守台站對蒙古人來說，則是過於勞苦，因而引發叛亂。通過此折件的討論，更改駐站體制一事，使我們得以窺探清代中央與地方的互動。

　　在討論環節時，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從財政史的角度看待驛站，並討論驛站混駐的問題，提出驛站的運作模式可能因地方脈絡有所差異。賴毓芝教授則以殖民主義的觀點討論，強調此論的前提是必須衡量驛站能否夠構成面的影響。孔令偉教授則進一步補充，儘管驛站是以點與點之間連成的線性道路，但無法忽視西北地區的屯田與駐防關係，兩個不相關制度的交集或許可以類比於帝國的殖民主義。

　　另外，吉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許富翔教授提出驛站管理權歸屬的問題，進而比較兵丁駐防與驛站聯絡管理者的不同，清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陳重方也補充民國時期的交通設施多數仍沿用清代的成例。以上討論側面顯現過去驛站制度的研究成果雖然頗豐，卻鮮少結合地方脈絡探討，而《議覆檔》的資料就是探討驛站地方脈絡的敲門磚。

　　接續由李心平導讀〈大學士馬爾賽等議奏增發驛站鳥槍鉛子事折〉和〈領侍衛內大臣豐盛額等奏查拿搶掠驛站馬匹之喀爾喀事折〉。李心平以「史料背景」和「潛在議題」兩大主軸論述兩折歷史文件的脈絡，並對兩篇文件所提及的人物進行探討，說明奏報者、議政者在當時的職位與職務內容，從而調查這些人物與皇帝之間的親疏程度，以便更清楚地了解清廷在處理事務的各項考量。

　　前則史料所串連的對象有使用鳥槍打獵及協防驛站的蒙古人、傳遞訊息的驛站、準備鳥槍的內務府、補充彈藥的工部、運送鳥槍的兵部、德克進和董漢兩位軍機大臣等。從此一折件的歷史背景來看，是時準噶爾對清朝邊疆造成重大軍事壓力，導致朝廷反覆討論防守驛站的重要性。李心平提到，朝廷對於鳥槍的管理相當重視，並賦予嚴格的規範。如康熙時，規定鳥槍只有蒙古、回部和苗族能用於狩獵，其餘人等不得接觸。至於鳥槍的技術為何由內務府掌握，有可能是為了將技術留在皇室手中。

　　後則史料則針對雍正年間的盜馬問題展開議覆。以往朝廷對於盜馬罪向來都是給予重罰，康熙年間更是「斬立決」，直至雍正年間才改成視情節輕重處分，而過往厄魯特（衛拉特）蒙古人的盜馬事件層出不窮，甚至有騷擾驛站的案例。在討論本事折時，李心平列舉清政府對不同族群的信賴程度差異，而喀爾喀蒙古雖然早在康熙年間就已納入清朝版圖，但蒙、清兩者關係仍相當不穩定。事折中，察哈爾總管班第也表達出對蒙古人的不信任，可見族群關係仍是清初的潛在課題。

　　領讀結束後，李心平和與會成員分享心得，表示讀這些檔案的困難之處在於有大量的蒙文地名需要對照，若沒有充足的相關知識，閱讀時難以還原具體地點。孔令偉教授也針對文本中的滿、蒙文地名展開延伸討論，認為游牧地的範圍需要重新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