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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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自平教授〈明代崔銑以傳解《易》之義理釋《易》析論〉一文中探討崔銑 (1478-1541) 治易理論的特色。崔銑為明代著名學者,博通五經,尤精於《易》與《詩》。《易》學論著,除《讀易餘言》外,《士翼》、《洹詞》中亦有《易》學相關論述。治《易》方式強調以傳解《易》,並推崇王弼 (226-249) 及伊川 (1033-1107) 以傳解《易》的作法。《讀易餘言》成書於晚年,旨在羽翼王弼及伊川《易》注,基於以傳解《易》之法,藉〈彖傳〉、〈小象傳〉、〈乾、坤文言〉解經,置於〈上經卦略〉、〈下經卦略〉,特別以〈大象說〉闡釋〈大象傳〉之象與理,補上朱子、吳澄 (1249-1333) 釋〈繫辭傳〉的說法於〈繫辭輯上〉、〈繫辭輯下〉,並於〈說卦訓〉補上蔡清論象。此外,參酌王弼、伊川、朱子、吳澄及諸賢《易》說,並就爭議處辨析。其《易》學不強調釋象,偏重義理闡釋,釋義扣緊文本脈絡,避免任意引申,立論穩當平實,時有新意,為胡居仁 (1434-1484)、張獻翼 (1534-1604)、逯中立、張次仲 (1589-1676) 等諸明、清《易》家所重視。
與會者提出幾點疑問:一、宋明理學家之心性論與其《易》學思想之關聯為何?二、本文宜為明代《易》學系列論文,不知全書架構與林忠軍《明代易學史》之差異何在?三、崔銑之學術立場恐與其治《易》立場無法二分?四、本文所謂卦主及消息卦變其義為何?五、崔銑既採王弼《易》,又採伊川《易》,對玄學《易》與儒理《易》如何調合?六、崔銑論「用九」、「用六」是否有船山 (1619-1692) 乾坤並建之意?七、崔銑《讀易餘言》與葉適 (1150-1223)《習學記言》類似,是否亦屬讀書筆記體?八、文中提到崔銑運用渾天說釋象,是否亦有其他明代《易》家亦運用渾天說?九、文中提到《揚子折衷》,此恐為甘泉 (1466-1560) 所做?
楊教授回應指出,一、宋明理學家之心性論與其《易》學思想是否一致,此須就個別情況深入考察,方能做出恰當論斷。二、未來專書是以明代重要《易》學家之論著深入考察其特色,以統整出明代《易》學之特色,而不同於林忠軍《明代易學史》基於寬泛分類架構並論述各家的方法。三、崔銑之學術立場較接近程朱一系,其治《易》則就《易》學發展,抉擇於王弼、伊川,但仍以由傳明經為目標。四、王弼之卦主說,或就六爻論以一爻為主爻、或就上下二體分別指出卦主。消息卦變則指虞翻 (164-233)、朱子本於消息卦,一陽一陰之卦由〈復〉、〈姤〉所變、二陽二陰之卦由〈臨〉、〈觀〉所變、三陽三陰之卦由〈泰〉、〈否〉所變。五、王弼《易》,基本上是扣合卦爻辭做解釋,僅於部分適合用老子思想詮釋處帶入玄學觀念,整體而言,王弼《易》、伊川《易》,並不存在玄學《易》與儒理《易》衝突的問題。六、崔銑論「用九」、「用六」與船山乾坤並建無涉,僅是強調陰陽相合為用。七、《讀易餘言》與葉適《習學記言》不同,《讀易餘言》雖非傳注體論著,但仍是體例嚴謹之作,是為羽翼王弼、伊川《易》而做,並非讀書筆記體論著。八、文中提到崔銑運用渾天說釋象,然而另一位明代《易》家黃道周 (1585-1646) 亦多運用天文曆法之學治《易》。九、《揚子折衷》於崔銑《年譜》有著錄,與甘泉《楊子折衷》非同一部著作,且「揚子」與「楊子」有別。
張莞苓教授〈論湛若水之「敬」與動靜關係〉探討湛若水 (1466-1560) 「敬」與動靜的關聯與定位,分別處理「已發未發」、「戒懼慎獨」、「敬的定位」與動靜的關係,並適時與朱熹之「敬」做出比對,以豁顯其特色。朱、湛二者論「敬」型態的差異,呈現出「敬」有理論發展的空間與活力。首先,在「已發未發」與動靜的關係上,湛若水雖然接受朱熹動靜寂感與「已發未發」的時序概念分屬,但卻強調「心無動靜」,「未發」之時體涵用,是「靜中動」;「已發」之時,用由體,是「動中靜」。其次,在「戒懼」、「慎獨」與動靜的關係上,否認了朱熹將之分別歸屬於未發、已發工夫的說法,將二者皆視為「動」,主張「戒懼慎獨」即是「慎動養靜」,所養的非落於時序中的靜,而是一超越動靜的定、無有偏頗的中體。最後,湛若水以「勿忘勿助」作為「敬」的具體內容與節度,強調「敬」是復返本心無一物、不偏不倚的工夫,並且直接面對了「敬」與「心」的一體關係,心體之惺惺然即是「敬」,本是一物,無法拆分,也無所謂放下,不分動靜,也無所謂體用,確立了「敬」的根源性,使「敬」得以「心體化」。
與會者提出幾點疑問:一、「敬」為何要有超越動靜的地位?二、「敬」之「心體化」說法,似乎使「敬」由工夫成為實體?「心體化」之意義為何?是心體的朗現之意?或許可從牟宗三所提之「死敬」、「活敬」觀點加以討論。三、湛若水強調之「動靜皆定」,與程明道 (1032-1085)〈定性書〉思想相似,明代許多學者似乎都有意識復返程明道之學?或許能以此脈絡上溯至與朱熹不同的「敬」理論型態?四、前述湛若水的思想型態,是否與《中庸》之「誠」有密切連結,或許可以往程明道甚至李翱追溯其思想資源?
張教授回應指出,一、湛若水學術的重要問題意識之一,在於解決其師陳白沙 (1428-1500)「主靜」說法的疑慮,故反覆為其師辯駁,認為白沙「主靜」實來自於「敬」,並非偏沉於時靜工夫。故甘泉論「敬」離不開動靜關係,企圖以「敬」來貫穿動靜、超越動靜。二、湛若水之「敬」,既是工夫,亦是心體之惺惺然,又是心體本然樣貌,此心體即是「敬心」。故單稱其為心體的朗現或發用表現,似乎不太貼合,因為「心」與「敬」並非單純體用關係。「心體化」意指「敬」與「心」為一體,本即超越動靜之體,故即工夫即本體,不受限於動時作用。與朱熹相較,「敬」的本體地位更為明確,故以「心體化」稱之。三、湛若水論「敬」,不一定單純屬於朱熹之「敬」的發展或延伸,從整個宋明理學發展中,或可找到不同於朱熹之「敬」的型態特色與發展類型。四、湛若水在建構「敬」的理論時,確實有重新解讀並復返經典的傾向,比如他對於朱熹解釋《中庸》的部分說法便進行了反駁,至於是否可上溯至程明道,甚至更早的李翱,筆者尚需要更多的考證。
余若瀾〈朱子論「集義養氣」〉探討朱子對孟子養氣章的相關詮釋。宋代是《孟子》由子書升格為經書的時代,孟子精神成為宋儒重塑道統、辟佛老的關鍵。《孟子‧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相〉一章文字多義、語脈多轉,歷代注家多有發明,其中「養氣」被宋儒認為是「前聖所未發」的重要工夫。朱子論「集義養氣」,用「積累行義」解釋「集義」,以「合而有助」解釋「配」,強調孟子原意在於實踐道德能夠養出義理之氣,並肯定由義理養出的「氣」對於「道」、「義」也能夠有所幫助,由「浩然之氣」所呈現的是由道德判斷而不動心的行義的大勇。朱子論「集義養氣」前期多採二程之說,而後又認為二程以「敬」解本章非孟子本意。朱子此解呈現了對「持敬」工夫的限制、對「氣」作用地位的重新審視,也與其心與理為二、理氣不離不雜的理論體系相適恰。本文通過反思朱子「集義養氣」工夫論,以期對於朱子道德實踐動力問題的解釋提出一種新的可能性。
與會者提出幾點疑問:一、氣能夠對道義有所幫助,朱子對「道」的這種理解是否符合孟子的意思?二、伊川以《易傳》「直、方、大」斷「至大至剛以直」,能不能以孟子踐形來理解?三、集義養氣的工夫與心有什麼關係?四、道德行動的動力從何而來?
報告人回應:一、朱子認為氣能夠對道義有幫助的說法,未必是孟子本意,這是朱子對孟子的詮釋。但是朱子的這種說法可以是孟子此章文本的合理展開,在這個角度上也不能說違背了孟子,且朱子的解釋其實多取趙岐 (108-201) 註,相比於後世的其他解釋反倒更尊重前人註解。二、孟子本段文氣前後相貫,其「不動心」和「勇」相關聯,所以本段孟子之意或不在踐形。三、集義養氣的工夫與心之間的關係是文章尚未討論的部分,養心莫重於養氣,養氣可以養心。心是朱子學的樞紐之處,這裡也可以看到朱子對於持敬這一心上的涵養工夫的反思。對於心而言只有持敬是不夠的,還需要敬義夾持,通過養氣讓心英勇果決,從而更能將道德實踐出來。四、就主宰而言,理與氣中,理是主宰;身與心中,心是主宰。但是朱子認為心與理為二,且心是氣。在道德行動中,氣不能夠做為主宰,主宰的是理,所以心之為氣,需要在行動的時候,讓理做主宰。但是理不活動,所以需要心主動的讓理做主宰。從這一角度而言,若言動力,或許有兩個來源。一是理,理雖不活動,但是理只要被了解,就會責成心按照理而行,這個動力存在於理。二是氣,氣不單是形氣,氣本有靈的部分。氣能夠認知知覺,從而向理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