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2022 年第二次「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於 4 月 23 日（六）以 Google Meet 視訊會議進行。本次會議有三名發表人提出論文，共十人出席。

　　首先，莊民敬發表撰寫中的博士論文〈明代《小學》的幾個文本定位〉之部分內容。其試圖論證，朱熹之《小學》一般雖被視為幼教文本，但從明代學者的角度來看，《小學》尚有修身勸善之書、準經典、學校考課之書等不同性質，此現象反映《小學》與明代政治、社會有密切關聯；而觀察明代學者對於《小學》文本之運用、改編等情形，可以發現《小學》在明代的多重定位與詮釋。

　　就《小學》的多重性質及功能而言，不少明代學者主張此書蘊含濃厚的修身之義，應終生持循。其次，因《小學》文本內容多少兼有《大學》之事，部分明代學者認為《小學》非僅限於童蒙之書。再者，某些地方官員以《小學》教化民眾，或以之申明儒家本位主義，藉以禁止佛教禮儀，純化社會風俗。此外，雖然《小學》並非舉業科目，但仍有地方官員試圖將《小學》作為學校教材。在明末救亡圖存的氛圍下，《小學》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書坊也刊行不少《小學》的註解文本。這些現象皆表明《小學》在明代政治、社會上被運用的情形。

　　關於改編《小學》文本的舉措，莊民敬指出，某些明儒不復依循朱熹將《小學》界定為立教、明倫、敬身之書，有意地擴展其規模，使之涵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超越童蒙教育的範圍。進一步考察明儒申論「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之義，他們對於「學文」的詮解，乃相應於將《小學》與「六藝」嫁接的努力，呈現出以「小學」作為「大學」之本的關懷。

　　與會學者表示，本文涉及的內容相當豐富，可資開展的面向也多，然就博士論文的專章而言，可較具體地選定研究視角並縮小範圍，探討在特定脈絡下《小學》如何被定位，以避免多重視角並陳而失焦。此外，文中注意到許多值得探討的現象，但仍須區分這些現象究竟是「背景」，或是應被分析的「問題」。再者，本文所選取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與案例，作者也需要更多說明，以呈現研究對象的重要性、代表性等。

　　接著，何威萱教授發表〈「格物」何以「無工夫」？——聶雙江、黃久菴之比較〉一文。何教授注意到，雖然「格物」在理學思想史上之詮解聚訟紛紜，且王陽明對於「格物」的理解亦與朱熹有別，然「格物」始終蘊含有工夫義；但陽明後學聶雙江 (1486-1563) 與黃久菴 (1480-1554) 卻皆取消「格物」之工夫義，視其為「致知」的效驗。取消「格物」之工夫義，不僅意味著直接挑戰朱熹與王陽明兩大學術權威，此一舉動同時在聶雙江、黃久菴的思想中出現，不免令人疑惑，是否本於共同的問題意識與關懷，而表現出相同的思想傾向？或是有各自所欲解決的問題，但表現出思想上的形似？此文藉由比較兩人思考「格物」問題之同異，探究此一理學思想史上尚未被注意的問題。

　　何教授指出，聶雙江與黃久菴皆曾信從王陽明所講究「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的「格物」說，後來則對王龍溪 (1498-1583) 思想所呈現的陽明學走向有所警覺，聶雙江認為「知覺」不可等同「良知」，黃久菴批判王龍溪之學以「無」為本實近於禪。此外，兩人之思維皆本於「體用架構」，以「知止」立「體」，「體」支撐「用」，皆強調以「體」為本。又兩人也主張「格物」應包含由個人修養到群體和諧的實踐，而非僅止於成就個人。就對治陽明學的流弊而言，「格物」既蘊含濃厚的群體關懷，亦使得立「體」之工夫與外向實踐有緊密的連結。

　　雖然聶雙江與黃久菴在思想上有不少相近的傾向，但對於如何連結個人修養與群體和諧，則呈現不同的思考，反映了兩人對於體用關係、致知、格物的不同理解。聶雙江主張「立體」自能「達用」，「致知」工夫只能在「體」上做，而非在經驗世界中尋覓心體之蹤跡，「格物」因此是「體」融貫於經驗世界的狀態，以心體映照天地萬物。相對而言，黃久菴雖然主張先立「體」，但需要透過某種方式將心體推向經驗世界，他以「思」為「致知」之核心，將「致知」的對象界定為經驗世界中已為前賢所肯定的各種德行、理則，因而「致知」之工夫是關乎如何在日用倫常中用功之事，就此而言，「格物」即意味著經驗世界中之典則是否反映心體的道德彝則。

　　透過比較聶雙江與黃久菴何以取消「格物」之工夫義的思考方式，何教授指出，兩人雖看似有相同主張，然其差異卻凸顯各自的問題意識、學思歷程與生命關懷截然有別，雖然在兩人身上看到共同的思想傾向，但兩人不同的思考路徑，呈現出在朱熹與王陽明之外，對於「格物」問題的新探索。

　　與會學者認為，何教授的論文主要關注聶雙江與黃久菴各自的說法，但對於王陽明之觀點缺乏闡述，而在凸顯兩人對於「格物」問題的創新觀點時，亦可檢討兩人的詮解是否超逸出《大學》文本，以評估其思想。此外，除了探討聶雙江與黃久菴對於「格物」的看法外，亦可適度地考察當時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的觀點，或對兩人的說法提出批評與回應，以呈現當時的思想氛圍，並將兩人置於晚明思想史的脈絡中予以定位，呈現其思想意義。

　　最後，周敘琪教授發表〈清末民初家政語義溯源〉一文。周教授以歷史研究方法反省現代意義下「家政學」與「女性形象」是如何建構與聯繫的問題。此文考察近代以前「家政」語義與作為近代之新名詞「家政學」的翻譯及表述，梳理「家政」語彙內涵在清末民初的變動，藉此檢視「家政」一詞被性別化之初始階段的狀況。再者，針對過往學者多半從「現代」視角回望中國家政學的建立，將其視為從西方移植而來的新學科之觀點，進行反思與修正。

　　周教授以明清時期為例，指出傳統「家政」概念意指「男性治家理財之學」，其中涵蓋「家庭產業經營增殖」、「維持家庭人倫秩序」、「料理日常生活事物」等面向。雖然傳統「家政」概念具備以「家」為生產、增殖之基本單位的意涵，然卻未脫離「道德」範圍而獨立，人倫職分、家庭秩序、夫妻與父子關係，乃至於各種管事、奴僕、雇工等，仍受「道德」所規範。

　　晚清以降，在「富國強兵」的取向下，源於現代經濟思想之「婦女分利」的概念為梁啟超所關注。在梁啟超的理解下，「婦女分利」與「富國強兵」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清政府也進行教育改革，透過考察明治維新的經驗，將日本學者所著「家政學」類的書籍翻譯為中文，並在教育章程中強化女子的知識技能、家事能力等要求，體現出在「富國強兵」的目標下，國家對於女性的規範與理想形象之形塑，窄化傳統「家政」概念，並使「家政」性別化。不過，周教授提醒清末雖然出現由日本翻譯而來的「家政學」類的書籍，但若比較「家政學」在近代中、日的狀況，可以發現「家政學」在日本被視為是普遍國民所應具備的現代知識，「家政學」並不限於婦女的家務勞作，而是包含男女、內外的事務總和。此一對比相當重要，這意味著近代中、日在接受現代知識的過程中，有著各自不同的脈絡。

　　與會學者認為，雖然傳統「家政」概念的發展在近代逐漸被窄化，但傳統「家政」概念是否在近代仍延續並發揮影響力，值得作更充分的探討。此外，亦建議作者在研究視角上能更清楚的界定，究竟是採取概念史的途徑，對傳統與現代「家政」概念進行批判性回顧，或是探討在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作為新型知識的「家政」概念之輸入所涉及的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