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2022 年第一次「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討論會，於 2 月 19 日（六）假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第三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有三名發表人提出論文，共十人出席。

　　首先，莊民敬發表其正在撰寫之博士論文中的兩個部分：〈明代通禮書中的曲禮及小學改編〉、〈略論黃佐與湛若水對朱熹《小學》的改編〉。〈明代通禮書中的曲禮及小學改編〉主要考察明代通禮書受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影響，指出明代通禮書的作者接受朱子對經禮、曲禮的新解，進而抬升曲禮的共通傾向。明中葉儒者的曲禮論述著重「行乎日用之間」，淡化「行乎經禮之中」的面向，逐漸翻轉經／曲原有的本／末關係，即曲禮取代經禮成為禮之本，此現象不僅反映〈大學〉修齊治平的實踐次第，也反映明儒對於行道的理想有別於宋儒。莊民敬認為，明儒提倡低門檻、高頻率的禮，是以實踐對治揣想本體、動輒語悟之弊病，若正視明儒改編曲禮的脈絡，有助於調整現有的明代禮學史論述。

　　〈略論黃佐與湛若水對朱熹《小學》的改編〉研究明代黃佐《小學古訓》與湛若水《古文小學》，說明明代《小學》編纂的目的與特色，以及其與朱子《小學》的差別。明儒累積更多的童蒙教學經驗後，出現一批未愜於朱子《小學》原書的儒者。但由於小學的特殊性質，無法採取傳統經學義理剖陳或訓詁考據的研究途徑，因此，本文透過詳細比對明儒沒有直接明言的目次安排、取材與編纂特色，試圖說明黃佐、湛若水兩人的編輯理念。例如他們為了更符合童少能夠實踐的範圍，割棄朱熹原有的「心術」，略去君臣、夫婦兩倫。莊民敬也指出，黃、湛二人在明代官方六藝教育政策及基層教育實踐的背景基礎下，重視六藝教育，比朱子更拘泥於樂、御兩門的完整性，也更強調小學文本的背誦性。

　　與會學者認為，〈曲禮〉一文寫作相當清晰完整，但建議可多加思考明代「曲禮」提升的現象在禮學發展史中的意義，並嘗試從更大的社會背景脈絡出發，考察在宋代以降禮下庶人的發展中，曲禮與鄉里教化的關係，以及明儒對於曲禮的重視，是否影響當時的教育、社會與科舉之實踐與影響。

　　對於〈《小學》〉一文，與會學者則指出該文採取文本比對的方法，未能深入探討黃、湛二人編纂《小學》的思想關懷，以及是否有特定政治社會背景，特別是兩人皆為廣東人，是否與廣東地區的地方教化有關？廣東有編纂禮書的傳統，黃佐在地方上的勢力不容小覷。也有學者提醒作者雖關注明代的改編現象，但也應注意朱子與劉文清所編《小學》原本的流傳與影響，特別是方志、鄉約與家譜中可能有許多關於實踐的線索。另外，本文對於「小學」的定義和範圍，有必要界定，也請作者思考是否擴大探討的文本數量。

　　接著，丘文豪博士報告〈體立用行：北京理學圈的經世反省 (1840-1880)〉，認為北京理學圈以程朱理學語言，表達特殊的經世關懷。他們堅持以程朱理學為經世之本，並以此反省、批判當時士人的經世思維。其中，吳廷棟不但向咸豐皇帝解釋理學與節義之別，也不斷勸誡曾國藩投入更嚴謹的理學修為，以具體行動展現其經世思想。丘博士指出，北京理學圈的經世思考與當時新興的經世之學有一定的距離，但他們的思維與行動仍是經世風潮的一環。

　　與會學者表示，本文標題可以更明確地標明是以北京理學圈或是吳廷棟為主旨，並介紹當時其他流派的經世思想。與會學者也針對吳廷棟的可能影響進行討論，建議丘博士在第三節，或可強調吳廷棟的意圖，多加疏解吳廷棟的思想主張，說明其特殊的經世實踐行動，未必要著重討論其影響力。

　　最後，由紀晏如報告〈熙寧元豐年間二程邵雍的關係網絡〉一文，其注意到熙寧、元豐年間，舊黨人士聚集於洛陽，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尤其以二程和邵雍周遭形成的關係網絡為主軸。紀晏如指出，二程在朝的政治同道，在熙寧五年 (1072) 前後紛紛退居洛陽，轉而成為他們的學術同道。他們主要來自：一、呂公著家族所引薦、提攜的對象；二、韓氏家族的交遊、婚姻網絡。三、出身西北張載門人關係網絡。直到元豐元年 (1078)，才開始有無淵源、無功名學子前來問學。邵雍的人際網絡則以古文運動圈為核心，所交遊者多是洛陽當地名士顯宦，也與二程以原有婚姻、家族網再擴大的關係網絡多有重疊。

　　與會學者表示，本文資料蒐集豐富，可見作者花費極大心力整理二程與邵雍的人際網絡，不過問題意識尚須更為明確，建議作者多加解釋人際網路展現的歷史意義，並思考何以需要同時探討二程與邵雍，或可考量將二程與邵雍的人際網絡分為兩章處理。與會學者也建議作者以圖表或附錄的方式，更清楚展示人際網絡。此外，亦建議作者參考佛教的材料，探究二程與佛教人士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