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歐語文獻讀書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2022 年「明清史歐語文獻讀書會」第一次討論會，由讀書會召集人謝歆哲教授主持，邀請陳牧謙先生分析、領讀由德國考古學者勒柯克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依據察合臺文版《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Lī-kitābi) 所作的德文翻譯。

　　陳先生的研究主要聚焦於二十世紀的漢語穆斯林翻譯史，此次講題的發想源自 2021 年於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 “Revisiting Lī-kitābi (c. 1880):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Legal Knowledge in Late Qing Xinjiang”。陳先生從察合臺文版《附律易解》延伸討論其後俄文、阿拉伯文及德文等多語轉譯的過程，包括譯者之背景介紹，並以德譯本為例，重新檢視多語環境下，清代聖諭教化之進行。

　　《附律易解》由江蘇學政夏炘 (1789-1871) 以康熙《聖諭十六條》為基底纂修而成，於 1867 年奉同治諭令武英殿刊行。聖諭作為教化人民法律知識的教材，除了藉由鄉約月講普及外，也透過童生考試的制度加以深化，並衍生出多元的文類、宗教活動與表演。1877 年，左宗棠 (1812-1885) 收復新疆後，其手下將領張曜差人將《附律易解》譯成察合臺文，以漢察合璧的方式出版，題為 Lī-kitābi，意指「“Lī” 書」。察合臺文為數種突厥語——包括維吾爾語、烏茲別克語，甚至塔塔爾語——的文言、古典形式，使用阿拉伯字母書寫，因此 Lī-kitābi 在新疆的刊布，隨著突厥族群的人際旅行網絡散播至周邊區域，並被翻譯成其他語言。

　　1901 年，俄籍的突厥學與民族學學者卡塔諾夫 (Nikolai Fedorovich Katanov, 1862-1922) 發表了 Lī-kitābi 的俄文譯文，並附上以阿拉伯字母書寫的原文。這篇俄文譯作源自 1891 年，卡塔諾夫在塔城與學者哈力迪 (Qurbān-ʿAlī Khālidī, 1846-1913) 的會面。在此一機緣下，卡塔諾夫見到了哈力迪多年前在吐魯番旅行時購買的石印本 Lī-kitābi，並抄錄了其中察合臺文的部分。此外，1904年，來自敘利亞的學者俄薩里 (Saʿīd Muḥammad al-ʿAsalī, 1870-c. 1932) 將其所作的阿拉伯文譯本出版發行，題為《中國的法律》(Qānūn al-Ṣīn)。

　　1925 年，考古學家勒柯克出版德譯本 Das Lī-kitābi。勒柯克在四十歲轉職考古學家後，曾領導德國第二及第三次的新疆考察，於 1904、1905 年間，在吐魯番向蒙師 (munshī) 阿布馬赫迪 (Abū al-Mahdī, n.d.) 學習察合臺語。同時，勒柯克獲得吐魯番王額敏和卓 (Ämin Khoja, r. 1900-1932) 贈與 Lī-kitābi。由於此書的察合臺文譯文並非使用自然流暢的突厥語寫成，而是類似元代的硬譯公文體，因此翻譯過程耗費了二十年才得以出版。

　　此外，由於 Līkitābi 經過多重轉譯，因此藉由不同譯本間的文獻研究，可以探討訊息傳播與文化接觸等課題。例如上述俄、阿、德文版本之譯者皆不諳漢語，因此他們對文本的理解勢必仰賴突厥語、漢語雙通的報導人協助。另外，《附律易解》原文多有用典，這些典故在翻譯過程中也須多加解釋。例如，Lī-kitābi 加大篇幅解釋了聖諭第一條提及的「王祥臥冰」之典故，因此德譯版也隨之出現較完整的故事。

　　關於 Lī-kitābi 的研究，在相關領域最傑出的兩位學者 Eric Schluessel 和David Brophy ，都認為 lī 即「禮」。但藉由勒柯克針對聖諭第八條「講法律以儆愚頑」的譯文 (“Der von dem Grossen Chan des Reiches festgesetzten Li-Regeln in jedem Abschnitt einzeln erfolgten Auseinandersetzung…”)，可知 lī 一字的對應詞即「法律」，由此可釐清 Lī-kitābi 的 lī 非「禮」，而是「律」。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詢問勒柯克德譯本的出版是否引起後續學界的討論？一般東方學者如何評價此譯作的翻譯品質？陳先生回應，美國漢學家艾伯華 (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 曾將勒柯克譯本與《附律易解》原漢文版進行對照，並直言其翻譯不佳，認為應將整本全面重翻，可能是致使勒柯克的德譯本較少受到關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