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齊婉先教授〈王畿論聖人之學與其詮釋致良知教之關聯意義〉一文著眼於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宋明新儒學之所以為新，便在於昭著了由士成聖的奧義」，意即宋明理學家陸續由對孔子、孟子、顏子的先聖先賢形象的嚮往、行事的效法與生命境界的追尋，逐步發展為對聖人意象的描繪、聖人典範的踐行與聖人境界的達致等內容的討論；同時以原始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的思想，作為建立心性之學的理論脈絡，開展出「由士成聖」與「超凡入聖」的聖人之學。因此，該文探討明代儒者王畿（龍溪，1498-1583）如何詮釋以「致良知」作為聖人之學的教法脈絡，以期說明聖人與聖人之學的討論在理學體系中的特色與意義。準此而言，本研究主要討論兩個面向，一是王畿對王陽明（本名守仁，1472-1528）以「良知」立教的詮釋，尤以「四句教」一宗旨為核心；另一是探討王畿與王陽明兩人對於《大學》、《中庸》文本註解的異同，此部分則以「止於至善」說為焦點。

　　與會者提問王畿的「聖人觀」與宋儒有何差異？據現今研究成果，相對於朱子強調曾子、子思之傳，似乎陽明學派更重視顏淵。齊教授則回應感謝提供相關研究成果，增益思考的完整性，將補充入論文之中。

　　李彥儀教授〈較好理解、錯誤理解或不同理解？——試論張星曜《天儒同異考》裡反映的「儒家」圖像〉主要講述明末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所開啟的基督宗教和儒家互動，為此後中西文化交流帶來重大影響。利瑪竇在宣教時採取的「合儒」與「補儒」策略，為明清之際的天主教徒繼承與發揮，而此一策略又涉及了對天主教和儒家的恰當理解與詮釋的問題。這篇文章即在分析清初華人天主教徒張星曜《天儒同異考》裡，「合儒」、「補儒」與「超儒」的論述。根據張氏所理解的天主教教義而對「儒教」提出的述評，嘗試從「更好理解」、「不同理解」或「錯誤理解」等角度重新反思，並理解明清之際「儒家」圖像的可能。李教授指出，從這些角度重新思索明清之際的儒家，或許也可以將「偽形」版本的儒家納入儒家哲學發展史中予以考慮，以求更為全面地呈現明清之際的儒家圖像，並從其中涉及的儒家宗教向度以及與西方哲學、科學的交會，思考對儒家思想現代詮釋的可能啟發。

　　與會者提出幾點疑問：一、張星曜為什麼沒有批評道教？是否因為道家或道教為本土宗教，但是佛教為外來宗教？二、張星曜是否注意到天主教裡也有聖人，並如何評價？三、利瑪竇與張星曜對儒家的討論差異為何？四、張星曜的論述是否也受程朱理學影響？五、建議文章提出更進一步的系統性比較討論，如儒耶之間在本質的差異，亦可以考慮康德道德宗教與對上帝存在的道德證明的論述。六、華人基督徒涉及多重教籍或認同問題，有無恰當的處理方式？

　　李教授回應：一、對於道家或道教，張星曜也有給予批評，但更多的是強烈批評佛教，其箇中差別還需進一步討論。二、就《天儒同異考》來看，他似乎沒有特別提到天主教的聖人觀，或許跟他透過傳教士接受的天主教圖像及教義有關。三、就字面上而言，張星曜《天儒同異考》和利瑪竇《天主實義》，二者有相近也有相異之處，仍有待深究。四、張星曜在《天儒同異考》似乎沒有對理學展現強烈的敵意或表現強烈的否定，反而會援引程朱理學作為批評佛老的根據。此外，也可以注意到小學研究對張星曜在解釋古典文獻時的可能影響。五、這篇文章仍屬初步整理階段，未來會繼續朝系統性的儒耶比較努力。六、或許可以透過 John Hick (1922-2012) 的宗教多元論的架構來思考多重教籍問題。換言之，無論哪一個宗教傳統都是人對超越者或終極真實的回應，在不同的傳統裡的真實者（比如基督宗教的上帝、伊斯蘭教的阿拉）都是被感知的實在，而非終極真實自身。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是否能夠不拘泥於現實經驗裡的教籍，而僅僅看待人們對終極真實的回應，從而重新思考多重教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