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人類學開始質疑「宗教」作為普遍化與先驗性的概念類別。Talal Asad（1993）提出，基督教高舉「信仰」作為對生命與存在意義的終極追求，影響到人類學將「宗教」看作認知的、私人的、主觀的社會範疇，並將某些文化面向劃歸為「宗教」；然而，當地人可能並沒有相應的「宗教」範疇來歸類與理解這些現象。近年來，人類學宗教研究中的「媒介轉向」（the media turn）將宗教本身視為連結可感知與不可感知世界的中介（religion as mediation）。民族誌裡的「宗教」不再只是信仰與意義，也包括「靈力」和「媒介」，滿載著物、聲音、影像和文本的各種實踐，因而顯得更加立體與飽滿。 從媒介探討宗教，也就意味著與不可感知世界的溝通行動不可能是直接的／立即的（immediacy），宗教行動必須以某種方式回應媒介對溝通所帶來的挑戰，最極端的情況，比如基督新教強調與上帝關係的直接性並傾向於拒絕中介的必要性。Birgit Meyer從溝通行動反駁中介性與直接性對立的先驗立場，指出基督新教仍必須通過中介行動才能生產出直接性的事實。Webb Keane進一步發展出「符號意識形態」（semiotic ideology）的概念，凸顯不同「符號載體」(sign vehicle)的物質性，對宗教實踐的塑造；例如，基督新教認為「語言」比「物」更適於作為與上帝溝通的符號載體。將宗教媒介視為符號載體，有助於釐清為何特定宗教傳統傾向於使用某種形式的媒介，並能夠探討宗教、文化與世俗現代性之間的各種相遇中對特定媒介的不同評價所引發的衝突與協商。 台灣人類學宗教研究中，原住民宗教、漢人宗教、中國少數民族宗教與基督宗教等，形成各自的學術脈絡，但仍缺乏合適的概念工具處理不同族群與宗教之間的接觸。本次工作坊嘗試探討不同族群、宗教、文化與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過程所展現出媒介與符號的實作，並探索宗教媒介作為符號載體（religious media as sign vehicles）之研究取向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