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第一屆臺灣研究大會」(The 1st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 ——「原史時代的臺灣與世界」與「臺灣史上的帝國與邊疆(圓桌討論)」活動側記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邱馨嬅、陳盈明 採訪整理

  由中央研究院籌組的「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於 2012 年 4 月 26 至 28 日在臺北市南港舉行。國內外學者薈萃一堂,分享臺灣研究的發現與成果。其中,C4 場次的「原史時代的台灣與世界」與 B5 場次的「臺灣史上的帝國與邊疆」涉及明清研究討論範疇,以下為我們的採訪整理。



  4 月 27 日上午,探討臺灣原史時代的考古建構及與周邊地域貿易關係的 C4 場次「原史時代的臺灣與世界」,係探討臺灣原史時代之考古建構,及與周邊地域之貿易關係。假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第二會議室展開,計發表論文四篇。茲簡介如下:



  中研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昌教授,在〈考古學研究建構的原史時代臺灣史〉一文中,試圖從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建構 10 世紀至 16 世紀的臺灣人類活動史。該文強調,針對臺灣的原史階段,目前可透過歷史學、陶瓷學以及考古學等三個不同面向或學科的探究來回顧;而在歷史書寫的架構中,基本上包含了空間、人群與物件三組網絡關係的探索。此外,在東亞和東南亞兩大文化體系之間,臺灣是節點還是邊緣?原因為何?都值得深入探討。做為一個考古學研究者,劉教授感嘆臺灣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有很深的斷裂,期盼能在兩者中找到問題癥結點,讓跨學科的研究更上層樓。



  來自日本熊本大學文學部的木下尚子教授,以〈關於在 13 世紀後期~16 世紀的琉球和臺灣之間的貿易預測考察〉為題,指出在琉球列島和福建的關係中,臺灣是不可缺少的地區,故整理 13 世紀後期到 16 世紀琉球列島的歷史發展,期望有助於此一領域的進一步研究。值得注目的是:臺灣北部淡水河一帶發現的元代陶瓷器,可能與 13 世紀後期到 14 世紀,人們從福建向先島諸島、沖繩諸島的航行動態有關。目前,大部分日本學者都認為:琉球列島出土的 12 世紀到 13 世紀前期中國陶瓷器,幾乎都是由九州帶來的;倘若臺灣北海岸出土的中國產陶瓷器都與博多一致的話,對琉球與北海岸之間存在網絡關係的立論,將是重要舉證。



  日本有田町歷史民俗資料館的野上建紀先生,以肥前瓷器流通的情況為基礎,在〈臺灣海峽周邊的陶瓷貿易網絡與大帆船貿易〉論文中,討論瓷器貿易的網絡與大帆船貿易的關係。1571 年,西班牙建立了馬尼拉城,以便管理菲律賓與亞洲的貿易。許多東方瓷器,不僅是中國瓷器,也包含了日本肥前瓷器,皆從馬尼拉運送到美洲大陸。可以確定的是,17 世紀的日本肥前瓷器,係經由長崎到馬尼拉的中國船舶出口,航線所經的金門和臺灣,都在鄭氏王朝的控制下;其在臺灣海峽兩岸佔據的幾個城市,成為中國帆船在肥前瓷器貿易網絡中的中繼站,而臺灣即是最重要的肥前瓷器貿易中繼站之一。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栗建安教授,根據臺灣地區(含澎湖、金門、馬祖等地)和福建地區、乃至福建沿海的水下考古發現,在〈早期貿易全球化中的福建與臺灣——以福建陶瓷的流通為例〉一文中,列舉諸多窯址,並對其中多數瓷器做了名稱、外型、大小、釉色、圖繪等詳實的描述,反映晚唐至清代海峽兩岸長期以陶瓷貿易為經濟、文化的往來主軸。早期貿易全球化時期的臺灣地區,尚不能成為福建陶瓷的主要消費地,但臺灣以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條件,依托於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貿易陶瓷產地,成為東亞最重要的陶瓷貿易樞紐與中轉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部分,也在貿易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具有積極、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同日下午,B5 場次的「臺灣史上的帝國與邊疆」(圓桌討論),在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發表的四篇論文,係以中央到邊疆的角度,探討臺灣與帝國之間的諸多關係。茲簡介如下: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外國語文系的鄧津華 (Emma J. Teng) 教授因無法來臺,論文由張隆志代為宣讀。她的 “ Reconsidering Taiwan’s Postcoloniality: The Qing Legacy for Taiwan-China Relations ”〈臺灣的後殖民性再思:臺灣與中國關係中的清政權遺產〉一文,從清帝國主義 (Qing imperialism) 的角度,再思清政權下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鄧教授認為,西方學界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討論,迄今仍不脫歐美中心的視角——以白人為殖民者,相對於非白人的被殖民者。若從帝國主義的角度審視清政權,則使我們得以挑戰、質疑歐美中心的殖民論述。另外,此一視角也暗示著看待臺灣歷史的不同可能性。例如,若干臺灣史的論述,習於以清中國對比於荷蘭、日本在臺灣的「外來統治」;鄧教授卻指出,對當時的臺灣住民而言,滿清、荷蘭、日本在臺灣的統治,其陌異程度可能相當,內(滿清)/外(荷、日)的區分,有其問題。清代從中國前來臺灣屯墾的漢人,可視為殖民者;但在日本統治時期,其身份則轉為被殖民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身份可否同時並存,鄧教授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但她提出的觀點與問題,不但顯示臺灣的特殊歷史經驗非常複雜,需要分層縷析,亦足以深化並拓展當代後殖民理論的相關討論。



  中研院臺史所張隆志教授的論文 “ Island of Histories: Trans-Nation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aiwan ”〈歷史之島:臺灣二十世紀初期的跨國文化傳輸與歷史知識生產〉,透過個案研究三位撰寫臺灣史的先驅學者——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伊能嘉矩 (1867-1925)、連橫 (1878-1936),以探討二十世紀初現代臺灣史學多元且複雜的成型過程。張教授藉由三者生平、旅行經驗、主要著作及知識網絡的比較,檢視西方、日本與中國的視角如何共存、互動的書寫臺灣。而回應這場圓桌討論的主題,張教授在慣見的「帝國/邊疆」討論框架外,另提出一種分析概念,即視臺灣為不同帝國事業與知識形成的「交會點」 (meeting point)。此概念強調書寫者的能動性 (agency) 與互動性,有助於分析臺灣島上疆域擴張、國族建立、多樣殖民遭遇糾結的歷史。張教授認為,面對斷裂的臺灣歷史,如何重新脈絡化當中不同帝國中心的「交會點」,正是臺灣史家自邊緣位置重寫這座島嶼歷史時,無可迴避的挑戰。

  政治大學歷史系呂紹理教授在 “ Taiwan as Ecological Frontier of Japanese Empire ”〈作為日本帝國生態邊疆的臺灣〉文中,說明臺灣可能曾是日本的重要生態交換實驗地。受到 F. J. Turner 於十九世紀末提出的「移動邊陲」 (moving frontier) 理論影響,日本官員認為以智慧及技術開發臺灣資源是日人的責任,故對位處生態邊疆的臺灣輸入了豐富的物種。此時期的引進原則,傾向集中移植經濟作物與同一類目底下的植物。至於日本在臺灣的作物移植,對臺灣環境與生態造成的衝擊,呂教授認為仍有待評估,值得未來研究者進一步注意。



  中研院臺史所吳叡人教授的論文,“ Fragment of/f Empires: The Peripher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帝國的片段:臺灣民族主義邊陲的成形〉,精要地勾勒出自清帝國至當代,臺灣民族主義迂曲、充滿斷裂的發展與成形過程。講題中使用雙關語 of/f,強調臺灣地處東亞多重中心的共同邊陲地位。圓桌討論中,吳教授提到這種地緣政治位置通常容易激發民族主義;這類例子常見於歐洲,如科西嘉島位處法國、義大利交界,島內的政治與歷史同時受到兩國殖民的影響。此外,他同意鄧津華教授提出的清帝國主義,並補充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滿清對臺灣的統治原本就是一種殖民 (colonization)。地緣政治上,臺灣因連續受到不同政權的殖民而造成政治史上的斷裂,民族主義也於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政權統治下,斷續發展。因此,臺灣對不同的帝國中心(如中國、日本)始終維持著離心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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