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災害的社會回應與國家干預：清及日治時期的洪水防禦」——顧雅文女士講演活動紀要
時間：2012 年 5 月 29 日（二）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02 室
主講人：顧雅文女士（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
與談人：張素玢女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講題：洪水災害的社會回應與國家干預：清及日治時期的洪水防禦
主持人：林文凱先生（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採訪撰寫
2012 年 5 月 29 日下午，臺史所「週二演講」活動由所內助研究員顧雅文女士主講，講題為「洪水災害的社會回應與國家干預：清及日治時期的洪水防禦」，並邀請張素玢女士蒞臨與談。顧女士長年從事臺灣水利史研究，本次演講就清代光緒至日治後期（1920 年代中期後）的臺灣溪堤防洪工事演進，探討洪水防禦的社會回應與國家干預狀況。
清代的洪水防禦分為兩種，有國家補助營建的「官堤」與民間自建的「民堤」，但除了大甲溪堤為計畫性營建官堤之外，諸如東螺溪、後壠溪等處，多為地方仕紳勸捐倡建、民眾鳩築，堤防籌建、捐修事宜見諸於碑刻與文獻，顯示出清代民間社會防禦洪水的積極力量，而國家並未有太多作為。
日治初期，日本土木技師在考察大甲溪、濁水溪與臺南河川後，認為臺灣河川多為「暴流」，洪水難治，不能完全複製內地（日本）經驗進行防禦工程，即使治理後也常會潰堤，得失無法相償。反之，地方防禦洪水的作為遠比總督府更為積極，延續清代舊慣，倡議築造堤防的幾乎皆是地方庄民或仕紳，經費負擔多數或全數來自民間，大部份使用於堤防舊址重建或延長防洪硬體措施。總督府甚少涉入決策與執行，但提供技術指導且為認可堤防興築工程的一方，有意地委任社會力量籌建防洪工程，只維持最小限度的干預。
至 1910 年代，日本洪災引發治水熱潮。1911 年全島洪災，受到輿論影響，總督府開始水害調查，隔年成立河川調查委員會從事九大河川調查。於 1910 年代前半期，總督府成為防洪工程決策者，並執行濁水溪護岸工事（1912 年），以國庫資金雇請與利益毫不相干的地方苦力修築，工程著眼於固定主流河道，保護南北岸甘蔗採收區，以維護糖業、鐵道等經濟利益，此一工程整建也使得相鄰區域出現大面積的新耕地。顧女士關注到總督府態度的轉變，原本總督府認為殖民地的臺灣，河川均原始、天然，難以「馴服」，自古整治未果，災害頻仍，是阻撓其積極治水的理由，如今態度一轉，認為治水不僅是保護農業耕地，更能得到新開發的耕地以種植經濟作物，挑戰河川「原始」特性變成治水的最佳理由。從保護農業到興利工商的立場轉折，亦顯現國家的控管力量逐漸增強，但仍未負起防洪全責。
日治中期，官方的築堤技術受到民間信賴，百姓不再寄望自修自守的民堤，但仍徵用地方民力修築，新技術工法帶來的高額工費也非民間能全額負擔，故人民逐漸認為築堤防洪是政府的責任。總督府選擇築堤地點的基準並不在於維持狹隘的地方利益，庄民只好依據舊慣，捐助土地或勞力促請總督府修築堤防。此時期的國家仍想借助社會的防洪力量，並未試圖成為唯一的決策者或執行者。
1920 年代後，總督府於 1923 年關東震災復興之際，重新重視殖民地的治水利益，故從 1927 年起，國庫預算在原本的河川費之外又多了「治水事業費」，專款從事地方治水連續工事，國家成為大部分堤防工程的決策者與執行者，並支出大部分經費，走向河川管理中央集權化傾向。1929 年「河川法」成立後，堤防保護的責任從國家轉移給地方社會。即使國家規劃好築堤地點，但地方人民的請願仍會影響築堤的先後順序，有些地方原本並非洪水災害區，卻因對岸請願獲准而受害，不得不也跟著做出回應，如宜蘭濁水溪七年治水事業一案。
細察清代至日治末期的防洪工事修築變遷可發現，國家干預反而誘發地方社會對洪水防禦的主動性，而社會回應也會影響國家的洪水防禦事業規劃，國家干預與社會回應間複雜交錯的角力關係，值得進一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