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

李豐楙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王采淇 採訪撰寫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陳盈明 採訪整稿

  李豐楙教授 (Prof. Lee, Fong-Mao),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學術領域橫跨文學與宗教,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屬於中國文學領域的《翁方綱及其詩論》(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8 年)、《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記錄民間宗教活動、儀式的《東港王船醮》(屏東縣:屏東縣政府,1993 年)、《臺灣節慶之美》(宜蘭縣: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等。2010 年北京中華書局集結李教授在中國文學與宗教領域長期耕耘撰著的數十篇學術論文,出版《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仙境與游歷:神仙世界的想像》以及《憂與游:六朝隋唐遊仙仙道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三部專書,名之為「李豐楙道教文學系列」。李教授除了研究領域的跨界之外,更身兼研究者與實踐者之雙重身份,是臺灣首位經由登刀梯科儀完成閱籙奏職,取得高功道長資格的學界教授。

     

  初春午後,我們一行人來到李豐楙教授位於政大附近的住家,依坡地而建的一排老房子,鄰人陽臺繽紛的盆栽花卉靜靜點綴著,這片蜿蜒窄巷閒適的氣氛,讓我們不覺緩下步伐。

  李豐楙教授予人的第一印象,也是如此地樸實、親切,或許是因為修道的關係,眉宇間透著一股常人少見的安穩神情。由文學批評到道教文學,從學者而道士,李教授不僅從事跨領域的研究,更擁有跨界的生命體驗,其學術生涯中的兩次巨大轉變的緣由與過程,引發身為採訪者的我們強烈好奇:「老師是怎麼走上道教文學的研究?又為什麼想要做道士呢?」我們迫不及待提出這樣的問題。

  李教授面對這些疑惑似乎已經相當習慣,他微微一笑說:自己從小就喜歡中國武術,大學時更參加國術社學習太極與少林拳;漸漸地,習武不僅成為興趣,更融入他的生命,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習慣。當時他的老師王夢鷗先生看出他對傳統文化的特別偏好,便建議他以中國傳統宗教——道教——做為研究主題。李教授娓娓道來:「王老師認為,中國文學受佛教的影響固然不少,但其實道教對文學的影響更加值得注意。他告訴我:『你還年輕,可以來做這個工作。』我本身原有興趣,聽老師說得頗有道理,因此博士時就轉向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士與道教的關係。」

  一頭栽進道教文學領域的李教授,很快就碰到研究上的最大瓶頸。在當時的臺灣學術界,道教研究還是一塊待開發的領域,可茲參考的資料相當少,只有陳國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1]這對急欲尋求研究資料與方向的年輕學者來說,遠遠不足。李教授說:「幸好我有一點日文的底子,便到南海學園那裡的中央圖書館日韓文室裡翻找,[2]當時的館長很給我方便,讓我找到不少日本研究道教的相關資料,如此好不容易才稍微把南北朝道教的發展史做了個基礎的瞭解。」

  回憶起三、四十年前在資訊與資源都缺乏的狀況下,孤軍奮戰、一步一履的求學歷程,李教授既是感慨,又有欣慰地笑說:「憑著老師的一句話,我就這樣衝了!」





深究《道藏》經典,打下學問基礎

  李教授在學士及碩士階段所做的研究原都是當時的「顯學」——文學批評;經王夢鷗老師提點,才轉向並開展了今日在道教文學領域的學問規模。他說,那時學術界對文學批評很有興趣,但王夢鷗先生自己雖然也教文學批評史,卻不十分贊成當時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他認為,中國的文學批評應深入其創作特性,例如研究神韻、格調,不能不通過廣泛閱讀中國詩歌;但是很多年輕的研究者,文學作品看得不夠多,單單以浮泛的西洋理論來切割作品,為批評而批評,以至於總是差人一著,缺少新意。王夢鷗先生對於文學研究方法的睿見,不僅引領李教授走上道教文學的研究,更在他往後數十年的研究工作上起了深遠的影響。

  博士以後進一步浸淫於道教與文學兩個領域,李豐楙教授更深刻體認其師王夢鷗先生強調文學詮釋不可忽略其文化與歷史背景的看法。他想,若要更深入理解南北朝時期文學作品與道教的關係,應該要回到道教經典——《道藏》中去挖掘材料。於是李教授開始一邊教書,一邊研讀經典的工作。每到寒暑假,便埋首《道藏》中,一字一句精讀道經。

  「我一開始也是跟著日本的研究者如吉岡義豐等的著作,去讀他們認為重要的道經,但這樣的讀法太零散,使我的研究之路走得比較辛苦,」李教授大手一揮:「後來我乾脆通讀整個經派的所有經典!」回歸經典、深入經典,這是李教授自創的讀書法,而在自己摸索了一段時間、熟悉門路以後,他又帶著當時的學生一起,每週一到兩次,從下午兩點開始讀經,晚間略事休息,再接著讀到十點、十一點,如此持續了五、六年的時間。那段日子,李教授與他的學生們將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的所有道經都大略閱讀、整理過,培養出不少現今道教研究領域中獨領風騷的學者。

  王夢鷗先生曾直指一般研究者多有「站在門外批評」的毛病,李教授為避免重蹈覆轍,積極研讀《道藏》經典,他說:「如果不熟悉《道藏》,就無法研究道教。我自己讀經、再帶學生讀經,如此十幾年下來,奠定了我學問的基礎。」

  這樣的讀書法樸拙不花巧,費力、費時,但是也穩固、紮實。當年與李教授共讀《道藏》的學生,不少現已成為年輕道教學者於大學中任教。直至今日,這些李教授當年的學生們仍與其他學者、研究生們維持這每週一次的《道藏》讀書會。





從《道藏》到道教文學

  《道藏》的整理與研究,李豐楙教授是臺灣第一人,而當時道教的研究,即使在日本,關注焦點仍在《道藏》中幾部重要經典,尚未進入到文學領域,更遑論探討道教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了。

  經過通讀《道藏》的一番洗禮,當李教授再度回到熟悉的文學領域,見識與眼光自然與以往不同,在文學的研究上也因此能發展前所未有、具開拓性的創見。如「誤入」與「謫凡」兩個概念的提出,就是李教授廣泛閱讀道經及歷史文獻後,自一手材料中「讀」出來的,也是他自認為對道教小說敍事研究法的最大貢獻。他說:「『誤入』是從此界誤闖到彼界,『謫凡』則是從彼界墮入此界。《靈寶經》中有許多道士進到洞穴中的『遊觀』的敍述,在大多數敘寫仙境遊歷的小說中也都能看出這個 『誤入』的結構。」李教授認為,漢文化屬多元宇宙觀,這一點從文學中「誤入」與「謫凡」的敍事結構可以得到證實。而文學中對於凡人來往於「仙」、「凡」二界的描寫,也顯示漢文化背景中,既有「仙」「凡」二界之別,二界又為互通;因為假若文化中本來沒有如是的宇宙觀,則文學表現中「何以誤入者還要回歸人間?而李白又如何謫仙?」

  李豐楙教授認為文學作品是文化河流積累的產物,因此他特別避免懸空文學理論概念,忽視文學產生背景的研究方法,他說:「任何文學的背後都帶著當時的思想與文化結構,我在研究時會整全視之,而不是在文字表面拆解的枝枝節節去討論,這是我認為我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的地方。」李教授的研究進路,是對文化源頭與文學實際表現同時並重,於是得以從道教經典中提取漢文化的特殊性格,然後檢視文學文本中這些文化特質的表現,以串連道教與文學二個不同研究領域。如此,李豐楙教授往往能洞見中國經典文學作品之中與道教思想、觀念、儀式互動交涉之處,同時開展道教與文學研究的視野。



  然而,以道教的視角去解讀中國古典文學,不會流於偏頗嗎? 「文學與宗教可以有很多種組合方式,比如文學 and 宗教、文學 in 宗教、文學 as 宗教。」李教授如是簡要點出文學與宗教幾種可能的關係。「宗教與文學,是謂 “and” ;宗教中的文學、或文學中的宗教,是 “in” ;而還有一個是 “as” 。 什麼是 “as” ?《西遊記》的主角雖是唐僧,但對於一個修練丹道的人來說,它描述的是如何調配五行、看破真假的修煉過程,因此後來有人將《西遊記》編寫成《西遊證道書》、《西遊真詮》,將《西遊記》視為道教的作品。」李教授謂此為 “as” 。

  談起道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他興致勃勃地說:「又如《水滸傳》。魯智深的師父智真長老認為他的本性尚未除淨,進入不了修行的最高境界,所以要他到人間來修煉,於是他在人間的一切經歷,便可視為他修行的歷程。《水滸傳》中所有的英雄好漢都是天罡地煞星、誤放下世的魔君,個個帶有暴戾之氣。明代萬曆以後許多小說皆喜講述主人翁『出身修行』的過程。我以此『出身修行』觀出發,給水滸英雄的修行法取了個名字叫做『暴力修行』。」「暴力修行?」「對啊!是不是很炫?」李教授大笑。這正是他近來準備在香港一場會議上發表的主題。「我用道教的道理來讀中國古典小說,包括《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等等,這是文學 “as” 道教。」李教授得意地說。

  在資訊流通迅速的今日世界,跨領域的研究的風潮方興未艾。此一研究方法的興起,目的在希望透過相互刺激補充,使不同的學術領域既能夠分別獨立又相容互補,並為雙方創造出更多的發展空間。但同時,跨領域研究也有其挑戰:研究者之間對彼此領域不夠熟悉,缺乏跨足的橋樑等,都是可能的問題。能夠同時精通兩個以上的學術領域並且尋出溝通二者的方法,這是所有跨領域研究者努力的目標。「道教與文學的會通」是李豐楙教授累積數十年研究功力後,致力開展的方向。他打算退休後專心多寫幾本書,其中宗教與文學的關係建立便是他最想做的幾個主題之一。

  



從生物的「常」與「非常」,到人道的「常」與「變」

  除了透過宗教與文學的關係探討、研究道教對漢文化、文學的影響外,在道教文化的闡述與分析方面,李豐楙教授還提出了「常與非常」的重要理論。

  李教授從中國早期的生物觀察開始思考此一理論。自先秦、兩漢到魏晉時期,生產已被理解為同一物種間的繁殖,換言之,同類繁衍屬於「正常」的生產方式,「非常」則是特殊的、不同種類間的生命傳衍。「常」意指常態運作、正常秩序,而「非常」的變化則起於天地失調,陰邪之氣漸增所導致的「異常」現象,乃物類因不明原因而產出的反常生命形態,這也是「精」、「怪」及「妖」概念的起源。[3]

  「常」與「非常」,是李豐楙教授從德國哲學家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的《人論》(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中得到的靈感,但他並未直接沿用卡西勒自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變形」 (Metamorphosis) 觀,而是帶入漢文化特有文字學、哲學與宇宙觀背景,將中國早期社會觀察所得的生物界「異常」現象,轉化為人能成仙的「質變」概念。他說:「我的『變化』是只有在中國氣化宇宙觀的背景之下才能夠成立的,它不僅指形式上的變化,還涵蓋內在的蛻變,比如人要修練成仙,需『秉氣而不變』,透過修行將人的質性改變,變成所謂的『仙質』。」透過「常」與「非常」的理論,李教授將中西文化皆具的「變」的概念加以轉化,使道教中的成仙修練不再僅能透過修行親證,還具有學術上的理論基礎。

  接著,李教授更進一步將物類繁衍、轉化的「常」與「非常」之論,延伸至人道的「常」與「變」,並從這個角度去區分中國文化傳統中儒、釋、道三家的特質。他認為,儒、釋、道三者最大的差別,在於三家之中,唯有道家(教)是能夠真正面對世亂,並平復亂世的。他在書中曾說:在習於守常的「常/變」思維下,儒家比較著重於常而忽略於變;佛教較能達變,但也易流於玄理談辯;道教則是既達於變而又特重「非常」,故面對佛教乃亟思以「非常」之思維解決反常的困境,目的就是欲歸復常道。回歸於道、恢復如常,這就是道教在「常」與「非常」的思維中所體現的宗教精神。[4]依李豐楙教授所言,儒家一直以來是漢民族主流的意識形態,而佛教夾帶印度豐富的經典傳入中國,也有其一席之地;道教在儒家與釋家的夾縫中,之所以能發展成漢人的民族宗教,乃是因它具有「應變」、「救劫」的「末世宗教」性格。他說:「道教發展成型的關鍵時機,如魏晉南北朝、北宋覆亡後的金元時期等,都是亂世,所謂『儒家守常,道家達變』,儒家在亂世中的最高範型是忠君殉國的文天祥與史可法,道教則是驅動群雄、民眾出來追求真命天子的力量。而令道教於亂世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乃源於其獨特的宗教性格——在荒亂時局中,道教預言真主出現、預示希望,其仰觀俯察、綜觀人世,這是宗教的智慧。現代歷史哲學的研究不喜歡討論這方面,但它是個事實,任何苦難的時代,都需要希望。」李教授認為,道教因其宗教性,在混亂末世時期能凝聚民族力量、保留一塊清淨之地,故能通過歷史的淘洗與沉澱,流傳至今。

  或許我們可以將漢民族在歷史中所展現的宗教精神歸入道教,然而,中國傳統思想史中的道家,真的只意指宗教性的道教嗎?

  



道士——道家與道教的貫通之道

  「哲學的道家」(philosophical Taoism) 與「宗教的道教」(religious Taoism) 一向是被分別理解、對待的——老莊以道法自然、少私寡欲為教,而道教的修練則重保身、長生不死,二者在本質上或非一致。此中的「緊張性」(tension) ,李豐楙教授是如何對治的?

  有學者以立論層次之不同來區別二者,但李教授並不這麼看,他將道家與道教視為同一理論的兩頭。界定 “Taoism” ,其脈絡可從老莊而至重玄:老莊主要談精神之養,而到嵇康的〈養生論〉,則從實踐面上推及身體之養,補充了原典沒有的部份,故沒有層次區分的問題。

  李教授認為,經典需經由讀者詮釋方能產生意義,而經典的詮釋與讀書之人的生命境界息息相關,想要對老莊道家之哲思作出詮解,就不能沒有道教的修行體驗。他舉《莊子》書中所載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一事為例:「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後有『荅焉似喪其耦』的體驗,但他的『隱机而坐』是怎麼『坐』的?何以能『荅焉似喪其耦』?現代留傳下來的經典都是被濃縮、簡化過的,因為從前以書簡記事,相當不容易,有些實踐 (practice) 過程沒辦法詳細記述,所以今傳本只見對學道之人修道境界的描述,而沒有討論工夫的過程。」自道教研究的工作中,他深刻體認到:再好的理論,也需透過實際的修養工夫來印證。正因如此,李教授在研究上特別注重實踐,認為唯有透過實踐,意義脈絡才能完整地彰顯。

  文本 (text)、歷史 (history)、田野調查 (fieldwork) 與實踐,是李豐楙教授提出的研究工作四要素。他認為文史哲的研究不能脫離親身參與的實際經驗,否則其價值無從體現。他說:「中國的哲學是『體驗』的哲學,不是西方思維的哲學,尤其道家老莊的境界,如果沒有道教中具次第性的工夫修練為其背景支撐,那便毫無意義。」



  問題是概念的推衍與實際的修行,竟似「道不同不相為謀」,讀理論的人不懂得修練,著重修練的人回答不出理論,這是普遍的現象。李豐楙教授回憶自己初讀《莊子》,也是不求甚解,直到親身進入道教中修行,成為道士,才發現莊子的〈齊物論〉,「甚至整部《莊子》,都是莊子出定以後的狀態!」從對道教工夫的修練與實證,李教授更加肯定道家與道教互補相成的關係,他認為,若沒有道教中一代代出家的高道,經過親身修行,不斷修正、整理世代相傳的養生、靜坐之法,則老莊中的境界恐怕只能停留在概念的空談;因而道家應是道教理論的基礎,而道教則是道家理想的實現。

  李教授亦相當感慨地說:「前人記錄的是實際的體驗,我們現代人卻用抽象的概念去讀它,把它讀窄、讀淺了。」他常挑戰中文系的同學,說你讀了那麼多的「禮」,把「禮」研究得滾瓜爛熟,但你可知道祭天的儀式如何進行?如果要你主持一個喪禮,你能否勝任?他認為,如果教育只有理論的訓練,而沒有實踐與觀察,這個學門的訓練就不會完整。

  從開始治學,李教授便特別重視實際的體驗及參與,數十年下來,以早年的文學理論訓練為基礎,延伸到道藏經典的鑽研與道教的養生功法,再透過實際的修行回過頭來統合、印證所學,為兼顧理論與實踐做了最好的展示。他說,因為實際參與,他比過去更瞭解漢文化當中的學術創發及推陳變化的活力。但是,他也感到相當慚愧,因為他自覺有價值的東西,往往只有到了西方學術界才有反應,在自家中,李教授很少談及自己學術以外的另一塊,而學界也對他時有「破壞學術倫理」的批評。雖然如此,他微笑道:「一個人一輩子,只要能做一點點,已經很滿足了。」對於自己橫跨學術與實踐,並在生命中以二者相互補充、印證,雖不一定為當前學界所欣賞、接受,李教授依舊不悔。

  



宏願——成立華人宗教研究中心

  從對漢文化發展的觀察,李豐楙教授體認出民族宗教對於一民族存亡的重要性。尤其透過近來在馬來西亞所作的華人宗教田野調查,李教授對於宗教凝聚海外華人的力量有更深刻的體驗與認識。

  在馬來西亞,因種族與文化之多元,故有多元宗教。然而相對於馬來人有伊斯蘭教,印度人有印度教,華人卻找不出屬於自己民族的代表性宗教。因此馬來西亞的華人將道教的九皇節(農曆 9 月 1 日至 9 日)視為民族節日,而每到農曆七月,特別是十五日,馬來西亞的華人社區都會舉行慶贊中元的活動,民族認同感因而得以凝聚與表露。而透過宗教性的活動與儀式,海外華人亦得以與其他民族相互識別。

  「如果沒有宗教,華人怎麼團結?政治可以分黨派,只有宗教是超越的。」李教授說。在意識形態紛擾對立的當今世界,文化是一種共同的資源,而民族宗教則是唯一能跨越所有階級和思想派別的力量,能夠不受任何限制而融合、凝聚群眾。很可惜的是,臺灣一直以來都缺少宗教相關的核心課程。臺灣學生研究歐美文學,有的卻缺乏對基督教文化的認識;面對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也還停留在刻板印象的階段。長此以往,臺灣的學子恐不僅缺乏世界觀,更走不出臺灣。

  李教授認為,臺灣是華人文化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有最自由的思考空間與最豐富的資源。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自覺、沒有反省能力,就沒有獨特的創發,只能淪為他人理論的「跑馬場」,甚至變成仿冒者、跟隨者,那就毫無意義。「臺灣只是小小一個地方,雖然只是小小的,只要是鑽石,就很有價值。」他更強調:「要做鑽石,就要能開創出只屬於自己的、他人不能插手的東西,不能只做西方學術的跟屁蟲!」

  李教授以為,「宗教」,尤其是漢民族的特有宗教,既可以作為不同研究領域與思想派別的共同議題,又能夠另闢蹊徑,為臺灣在國際中開拓出一片專屬的學術天地。假若可以從上游的研究開始,教育體系自然就會轉向重視宗教課程。因此李教授有一個宏願,那便是成立專注於華人宗教研究的機構。他說:「政府在外交最困難的時候,在國外只有『宗教』是絕對阻絕不了的。」他微微喟嘆,自己曾向各大研究機構提出成立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的計劃,希望能為臺灣培養精於宗教研究的學術人才,只是這個宏願至今尚未實現。

  

  後記:

  採訪李豐楙教授後的某個週六上午,采淇到師大旁聽了一場由輔大宗教系張超然、師大中文系鄭燦山,以及政大宗教所謝世維三位教授共同帶領主持的「《道藏》經典讀書會」。當天的與會者除上述幾位學者外,還有師大及政大的博士生以及由韓國而來的訪問學人。讀書會緣起,最早可追溯至張超然教授研究生時期,隨李豐楙教授於其家中舉行的師生共讀,此因緣際會促使讀書會於 2005 年正式成立,至今七年餘間,仍每週一次讀經不綴,持續為《道藏》經典文獻進行標點、註記與詮釋研究等工作,是臺灣《道藏》研究的重要據點之一。

     



[1]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出版於 1949 年,是華人對《道藏》的首部完整研究。

[2] 原國立中央圖書館總館,今國立教育資料館。

[3]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7。

[4]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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