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魔入世:明清小說面面觀」學術座談會活動側記

時間:2012 年 3 月 19 日(週一)下午 14:00 至 16:00
地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
主講人:山下一夫(日本慶應大學理工學部准教授)
講題:《濟公傳》在日本
主講人:段江麗(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講 題:果報與幻滅——毛評本《三國演義》的歷史敘事
主持人:劉瓊云(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

「苦、劫、惡、魔:中國宗教與文學中的試煉書寫」計劃網站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於 2012 年 3 月 19 日舉辦「神魔入世:明清小說面面觀」學術座談會。此為文哲所重點研究計劃「苦、劫、惡、魔:中國宗教與文學中的試煉書寫」規劃活動之一,邀請日本慶應大學山下一夫教授及北京語言大學段江麗教授演講,由文哲所劉瓊云女士主持。兩位學者的研究都自明清小說出發並涉及其與宗教之交集,但研究方法與關注方向又各有不同。兩場演講相互激盪,呈現明清小說研究的多種可能性。



  山下一夫教授,日本慶應大學文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慶應大學理工部。山下教授的研究始自《封神演義》,對明清神魔小說已有一系列深入研究。本次講題為「《濟公傳》在日本」。

  南宋禪僧濟公,在中國乃至世界華人圈中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濟公傳》的故事有兩個系統:一是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區興起的幾部《濟公傳》;另一是清朝末年根據北方評書而發展成的《濟公傳》。這兩種系統截然不同。現今流行的是北方系統,而在日本江戶時代流行一時的濟公故事則屬江南系統。《濟公傳》故事幾乎已不為現代日本人所知,但至今仍有不少濟公小說的版本藏於日本各地圖書館。



  山下教授首先概述了明末清初寫作於中國的幾個濟公故事的重要版本,及其現今於日本各圖書館收藏的大致狀況。之後,山下教授將視角轉向日本的「濟公傳統」,介紹於寶曆九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問世的《通俗醉菩提》一書。此書編譯者三宅嘯山 (1718-1801) 是日本京都人,名芳隆,字之元,別號葎亭、碧玉江散人、滄浪居主人。三宅氏善漢詩文。他翻譯的中國小說,除了《通俗醉菩提》之外,還有《通俗大明女仙傳》和《石點頭•侯官縣烈女殲仇》等。《通俗醉菩提》以明末清初天花藏主人的《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為底本,進行日文摘譯,省略了不少中文原本中的詩歌,但故事的基本結構並無太大改動。

  《通俗醉菩提》影響了日本江戶時代「戲作者」(即小說家)山東京傳 (1761-1816)《本朝醉菩提》的寫作。此作成書於文化六年(即清嘉慶十四年,1809 年)。山東京傳的基本寫作策略是結合中國濟公與日本著名一休禪師的故事。一休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是日本室町時代臨濟宗著名奇僧,其人吃肉喝酒,並富有文采,極近於濟公形象。山東京傳發現二人的共同性,便根據原有的一休傳說寫成文本,並加入《通俗醉菩提》中的濟公傳故事,融鑄為一。其書名《本朝醉菩提》,意即「日本的濟公」,也就是一休和尚。在《本朝醉菩提》中,〈地獄太夫〉和〈野曝悟助〉這兩段故事的編寫深受到濟公故事影響,其後這兩段故事更被改編為「歌舞伎」演出內容(《一休地獄噺》、《酔菩提悟道野曝》),自江戶時代後期到明治時代在日本民間廣為流傳。換言之,脫化自《濟公傳》中的這兩段故事在日本以一休的樣貌得到呈現,並為日本民眾所喜愛。此時的一休,仍是成人形象。

  我們今日熟悉,做為孩童形象的一休,始於日本大正時期。受到當時盛行的「少年講談」和「繪本」風潮影響,日本出版社在尋求適合青少年與兒童的故事題材時,注意到一休少年時代的機智故事,於是將其人物形象從禪師轉換為小和尚,而較不適宜兒童的〈地獄太夫〉和〈野曝悟助〉等情節也遭淘汰,加上《通俗醉菩提》的絕版,那些曾風靡一時的濟公故事終於漸漸地被日本人所遺忘。

  濟公故事本只是明末清初在江南一帶流傳的民間故事,而在清末北方文人評點的《濟公傳》出版後,這北方版的「濟公故事」又再起了一次變化:一方面,濟公的形象進一步神仙化;另一方面,濟公身邊明顯增加了俠客角色前來助陣,使作品多了武俠小說的味道。俠客情節的出現,大概是出版商為了商業利益,乃在原作的基礎上逕行增添,但從結果來看,這種版本的出現同時也具橋樑作用,串連起了江南與北方的敘事元素。僧人神仙化再加上俠客助陣,日本《通俗醉菩提》到《本朝醉菩提》的發展,也可見出同樣的模式。如此看來,這種故事結構的變化似乎是以宗教人物做為故事主角的必經之路,至少在中國和日本,此一發展歷程類似。



  段江麗教授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明清小說,特別是世情小說。於《醒世姻緣傳》、《紅樓夢》等書用力尤深。本次講題為「果報與幻滅——毛評本《三國演義》的歷史敘事」。

  段教授的演講主要從明清鼎革的語境入手,重新解讀毛評本《三國演義》。段教授首先就毛綸、毛宗崗父子身處的時代、地域(抗清重鎮蘇州)以及其與蘇州遺民群體的交遊等面向考察,推斷毛氏父子確有濃厚遺民意識。在亂離之悲、亡國之痛中,毛評本通過改寫和評點,極大地強化了《三國演義》中的正統觀、忠義觀,甚而在歷史的反思中表達出強烈的政治果報觀念和塵世幻滅之感。歷來學界對毛評本的正統觀、忠義觀多有討論,但對於當中所流露的果報觀和幻滅感則相對關注較少。毛評的這一面向,值得學者更深入思索。

  段教授的演講,立基於對《三國演義》嘉靖本和毛評本細緻的比較分析,一層層開展。她首先就小說開頭與結尾的敘述,指出二書在敘事基調上明顯的差異。後者將明人楊慎的〈臨江仙〉詞借來冠於全書之首;「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云云,搭配全書末了以「夢」、「空」的意象收束,帶領讀者從個別王朝的歷史盛衰進入宇宙人生哲理的反思,傳達出濃厚的虛無、幻滅之感。

  段教授接著分析毛評如何並置「天命觀」與「果報觀」兩套看待人世興亡的不同視角。一方面,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主宰歷史進程的「天命」、「天數」表現出絕對的支配力量,天命無可違逆。但另一方面,在天數不可逃的前提下,小說又戲劇化地設置了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果報故事。毛評本極力強化了嘉靖本中的果報觀念,提出了「數不可憑,而福善禍淫之心則可憑」之說,並且透過夾評,持續勾勒「報應」的細節與邏輯,顯示出對於「果報」敘述的高度興趣。段教授認為,毛評中強烈的因果報應觀念,與明中葉以後善書運動的流行有關。毛評本《三國演義》的政治果報和虛空幻滅之感,與毛氏父子的遺民身份和立場更是密不可分。對於親歷明清鼎革變局的漢族知識份子來說,天理昭昭的果報觀念不僅可以給心靈深處的亡國之痛以某種慰藉,甚至可以含蓄地表達對新朝的某種詛咒。作為遺民,面對故國已成往事,新朝氣勢如日中天的現實,以世事如夢、萬境歸空之哲思寄託無可如何之心境,亦中國傳統文人常見的書寫特色。

  此外,段教授在詳細比對《三國演義》不同評本後,發現從家國敘事、倫理內涵的角度來看,毛評本非但並不貶抑女性,甚至可說是揄揚了女性。她計畫未來進一步研究《三國演義》所展現的女性觀、女性形象。



  二位學者演講結束後,引發在場學者、學生熱烈的討論。劉瓊云教授提問:《本朝醉菩提》的回目用「品」來標示,類似佛經的回目,這與中國的《醉菩提》很不一樣,是個很有趣的現象,可否做進一步的說明?山下教授回應:江戶時代有兩大小說家:曲亭馬琴和山東京傳。曲亭寫小說完全按照中國章回小說的回目來編排;山東寫小說比較喜歡開玩笑,他當然也模仿過中國章回小說的形式,但山東寫《本朝醉菩提》時,卻故作認真地在序文中說明,此書不是開玩笑的小說,而是佛經。由於一休是個偉大的和尚,故山東京傳模仿《法華經》的方式來寫這部小說,某某品第一,某某品第二等等,意在增添這部小說的戲謔性。

  廖肇亨教授提問:除了山下教授提到的這兩個關於濟公的文本之外,日本有無其他的濟公傳創作?山下教授回應:明治初年還有兩個翻譯本,雖說是翻譯本,但其實只是整理《醉菩提》文本而已。曲亭馬琴的《青砥藤綱摸稜案》中,也有受《通俗醉菩提》影響的地方,裡面描寫到一位怪和尚。

  李豐楙教授指出,段教授從毛評本《三國演義》提出果報與幻滅觀很有意思,但「天命」和「果報」在中國宗教傳統中是兩個不同的來源,也有不同的內涵。天命是循環式的宇宙觀,背後有冥冥中的力量,若又涉及果報,則兩組觀念之間複雜的關係如何解釋?若天命是決定論,那麼那些得到不同報應的情況,也可說是在冥冥中的力量之下完成不可違的天命,但一方面又把道德性的果報放進去,如此便形成一股張力,其中二者交錯的複雜關係值得再繼續深入探討。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探討的是,為何在正統的歷史解釋之外,還有評點家對歷史有不同的解釋,針對一個歷史事件,眾聲喧嘩,「演義」背後的文化心理相當複雜。

  徐一智博士提問:中國的濟公小說版本,《醉菩提》是個分界點,有學者指出,《醉菩提》之前的濟公形象較為放蕩不羈,之後的濟公小說就偏向道學化、倫理化了。山下教授列出的濟公傳版本遠多於我們所認識的版本,不同版本代表了不同信仰者的詮釋,可否請山下教授介紹一下這些版本的濟公形象如何分類?又,濟公有不同名字,作者採用濟公某個名字有無預設立場?山下教授回應:除了小說版本,還有曲藝、戲曲、連續劇版本,通常人們對濟公的形象認識就是破扇、戴帽子,但明末清初的濟公傳並沒有破扇和戴帽子的形象,這些形象其實是民國初年上海京劇塑造出來的,他們採用目蓮戲裡「無常」的形象來塑造濟公,當時有宗教團體支持上海京劇,故形成此種濟公形象。目前對於濟公的形象山下教授仍在整理當中,日後有機會再發表。



(助理 張閏熙、邱馨嬅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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