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本颯葉教授學術講演「17 世紀中国の『西学』翻訳ブーム」活動側記
主講人：岡本さえ女士（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
主持人：呂妙芬女士（近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題 目：十七世紀中國「西學」翻譯高潮的考察
時 間：2012 年 3 月 15 日（四）下午 3:00 至 5: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樓會議室
3 月 15 日下午，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岡本さえ女士，於近史所為我們進行學術演講，講題為「十七世紀中國『西學』翻譯高潮的考察」，主持人為近史所研究員呂妙芬女士。岡本教授全程堅持以中文演講，雖未十分流利，但與會聽眾無不深深感動於岡本教授的真誠與對聽眾的熱情。
演講的時代背景為耶穌會傳教士來到明代的中國，並與中國士人展開良性且雙方互利的中西文化交流，這種交流帶來 17 世紀西學翻譯的高潮，然而在入清之後隨著雍正、乾隆禁教，耶穌會也漸漸的退出中國。
岡本教授藉由介紹多部耶穌會與明代士人交流產生的著作，為與會者拼湊出 17 世記西學翻譯盛況的輪廓。岡本教授認為明代能出現如此盛況是因為中西雙方皆有各自的需求：傳教士如利瑪竇等人有意以科學作誘因，使中國社會接納基督教；與此相對，中國士人也需要科學來富國強兵。在此背景下，17 世紀眾多西學中譯著作於焉產生，如 1602 年出版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1623 年出版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徐光啟於 1607 年與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及徐光啟於崇禎年間主編的《崇禎曆書》。
岡本教授引用明人李之藻「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之言，展示明代士人對西人平等理解的心態。不少中西合作的譯作便是在這種互相理解的環境下所產生，如：由湯若望口授、焦勗記下的《火攻挈要》，為記載火器製作方法的書籍。傳教士思及艾、盤石盧口譯，福唐（福建）文人李九標筆記而成的《口鐸日抄》，為傳教士與儒生對於中外大小事物不受拘束的談話紀錄。傳教士金尼閣與韓雲、王徵等士人合編的《西儒耳目資》中收有「萬國音韻活圖」，此圖為傳教士嘗試以羅馬拼音標誌漢字讀音的工具，在稍後的提問中岡本教授表示，在 17 世紀用圖來解釋聲韻，是相當稀奇之事，由此音韻圖的出現可以看出傳教士為學習中國語言以溝通中西所作的努力。
然而文化的相遇總免不了矛盾，岡本教授舉 1639 年出版的《聖朝破邪集》為例：徐昌治等維護忠孝傳統的士人，強調歐洲人在菲律賓、台灣曾經屠殺眾多華人，並指責傳教士炫耀西方技法其實別有企圖，因此結合了儒家及佛教徒的力量驅逐了南京的基督教徒。岡本教授接著進一步舉例說明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其他狀況：如透過《職方外紀》，我們可以看到士人撰述西方人事物時，過於理想化的傾向。另外，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也不無質疑：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人以中文發言、寫作時都極為謹慎，但在用其熟悉的西方語言（如義大利文、西班文）敘述中國時，則對中國文化有極為直接的批評。
在介紹完明代繁盛的西學翻譯高潮後，岡本教授簡短的說明基督教入清後因雍、乾兩朝禁教而衰微的情形，之後開放與會者提問與討論。對於與會者提問：萬曆南京教案與清代的反基督教兩者性質上的差別，岡本教授先談清初時期，清代文人對傳教士所抱持的敵意。如在清初曆法爭執中，楊光先就強烈反對天主教，指控他們為明教之流，企圖謀反；這種情形可能與皇帝強調滿洲優先性有關。岡本教授接著比較 16 世紀和 19 世紀鴉片戰爭之後來華傳教士的不同，指出兩批傳教士最大的差異在於看待中國文化的心態。相對於耶穌會士面對中國文化時積極學習，平等對待，19 世紀的新教傳教士則帶有殖民者、教化者的意味，也不肯學習中國文化。
整場演講岡本教授所介紹的數種典籍、圖、文，皆以投影展示，輔以精闢的解說，使與會者對於明代西學東漸的過程及 17 世紀西學中譯的繁盛景況，都有更深刻的體會與認識。
（助理 陳盈明 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