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中央研究院「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1 Prospects of Ming-Qing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活動側記
（上篇，11 月 24 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林佑儒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整理、撰稿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吳景傑、陳佩歆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 劉威志
協助採訪
2011 年 11 月 24 日至 25 日，由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的「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1 Prospects of Ming-Qing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於院內人文社會科學館第一會議室舉行。（前此 2010 年 12 月香港中文大學明清研究中心曾舉辦類似會議。）會議旨在創造東亞地區明清研究學者的交流機會。
明清研究已成當代人文學術界顯學。明清時期時間上與現代相連，而明清研究在文本、文化上面向多元，吸引許多學者投入研究，中研院明清相關研究學者為數眾多。2009 年成立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前身為「明清研究會」(Ming-Ch’ing Studies Group, Academia Sinica)，原是院內同仁自發組織的跨所研究群體，後受到院方支持而改組為今「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Promotion of Ming-Qing Studies)。本次國際研討會是該會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活動之一，邀集了臺灣、香港、中國、美國等地近三十位學者，結合各領域的前端研究，展示其議題與研究方法的新局面，分享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
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有兩場主題演講和六個場次的研究論文發表。大會設立的研討主題則為：「清代宮廷與帝國治理」、「明清學術思想的轉型」、「動亂時期的文人」、「明清文人研究」、「再探物質文化」、「清代臺灣經濟史的新議題」，希望藉由這些議題的探索，前瞻明清研究的新方向。
主題演講一
R. Kent Guy: “What Sort of Regime Was the Qing?”
Kent Guy（蓋博堅）教授現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早歲師事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後受到余英時的鼓勵，著手研究《四庫全書》編纂史。本次演講，Guy 教授陳述他從 1960 年代以來所見到的三種美國清史研究類型，分別為：1960 年代晚期的「作為失敗王朝的清朝」(Qing as a Failed Dynasty )、「作為早期近代國家的清朝」(Qing as an Early Modern State)，與「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另外，Guy 教授亦提出「新清史以後的清史」的思考，提醒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反思清朝是一個具有何種性質的朝代？是一個失敗的朝代嗎？還是一個具有早期近代性的國家呢？新清史學者嘗試突破既有的問題範式，透過對滿文史料的研究，將問題聚焦於清帝國之中的滿洲體制，認為清朝中國是一個多語言、多宗教、多族群的帝國。現在我們可以開始邁入「新清史以後的清史」，並且思考三個問題：清帝國之於世界史是何種類型的帝國？如何解釋清帝國在 18 世紀的強盛與 19 世紀的衰弱？當時人民的實際生活為何？
第一個研究典範「作為失敗王朝的清朝」，為 Guy 教授於 1960 年代初期接觸清史時，美國漢學界流行的研究範式，亦即中國受到西力衝擊而形成不斷失敗的反應，連繫到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對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抱持悲觀與否定的看法。過去西方學者大多僅關注五四史觀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朝向現代世界；但始自 1970 年代，這種風潮有所改變，學者們逐漸將視角從 19 世紀轉至研究清代早期。
第二個典範「作為早期近代國家的清朝」則是從中國反應西方論（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即從中國單方面接收西方價值的觀察角度）轉向中國與西方一樣經歷「現代」問題的思維。Guy 教授第一本專書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考察鴉片戰爭之前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當時臺灣和中國的年輕學者已在思考：清代初期如何建立一個可行的中央政權，如何有效管理人民並擁有穩定的社會與經濟成長。這些研究已漸漸肯定清朝在各方面的表現。
第三部分則討論「新清史」研究。這個建立在滿語文獻和滿族本位的新方向，將清朝視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滿族王朝，並認為滿清統治的軌跡是一段難以「中國化」的過程。現今的新清史研究已將清朝視為一個帝國，但帝國究竟為何，需要釐清，且更需探討「清帝國」在世界史的意義。此研究典範其實也將滿族統治的清朝視為一個西方意義的「帝國」，亦即以北方滿族為核心，並擴展中亞或亞洲東南方的統治。這是對應到歐美後殖民主義學風的影響，將滿清帝國對比於同時期西方帝國主義對美國西部的擴張，但 Guy 教授也質疑這樣的對比是否合適。
王汎森教授表示，Guy 教授的講演讓我們更明瞭新清史的研究取向，可朝向與其他同時期的帝國做比較研究；提及明代巡按和清代督府的不同與演變，也讓我們重新注意長期被忽略的政治史課題。在明代，巡按雖然是一種低階的官職，卻可以檢舉高官，但在清朝（康熙八年 [1669]）卻被取消此種權力了，這種變化值得深思。
場次一、清代宮廷與帝國治理
主持人：嵇若昕（故宮登錄保存處處長）
發表人：
馮爾康：〈清代宗族的社會屬性——反思二十世紀的宗族批判論〉
蔡玫芬：〈康熙時期官用陶瓷的管理、發展與影響〉
賴惠敏：〈清宮廷藏傳佛教的研究前瞻與回顧〉
場次一「清代宮廷與帝國治理」由嵇若昕教授主持，主要由宗教、器物及宗族等層面切入討論清朝的國家運作與治理。
馮爾康教授發表〈清代宗族的社會屬性——反思二十世紀的宗族批判論〉一文，主張以回歸宗族在清代歷史面貌為出發點。清代的宗族為小宗族，具有大眾性、自治性、互助性、民主性、宗法性、依附性，可說是一個具有宗法成分的自治性互助團體，與周代的大宗法不同，清代的宗長並非嫡長，而是由族內人士所選出，且受祖訓、族規及家族合議所限制，其自治與互助的功能也適應了民眾生活的需要，對於社會更具有積極性的意義，故不應否定宗族的重要性。他指出，20世紀以來，宗族研究往往著重在其控制的一面，而忽略其生活實態中潛藏的自治要素。
蔡玫芬教授發表〈康熙時期官用陶瓷的管理、發展與影響〉一文，就以往較少人注意的康熙時期官用陶瓷的製作制度，對比明代的製瓷，指出其制度化、減輕民眾負擔的特色。她表示瓷器雖僅為器物，卻與國家的治理緊密關聯。做為中國瓷產中心的景德鎮，於 17 世紀開始風格轉變，乃因受到國內的民變騷動、改朝換代，開海禁海政策、戰火蔓延、窯業管理改變等因素影響，而康熙時官方進行不少制度面的變革，如：工匠勞動身份、督窯官管理態度、官民窯業性質，而對於景德鎮製瓷發展造成關鍵影響。蔡教授也認為，清代在燒瓷管理上優於明代。在康熙時期，燒瓷的資金來自中央、內府，地方上有督窯官，雍正時也有關稅，但資金終究來自於內府，而不擾民，同時清代也很重視督窯官，乃由工部、內務府官及地方官共同管理。基本上，順治年間的燒瓷制度的確有重演晚明燒瓷失敗爭議之貌，但康熙已瞭解費用和人工才是擾民的關鍵，故由中央統籌人力和財政。
賴惠敏教授的論文〈清宮廷藏傳佛教的研究前瞻與回顧〉，回顧以往對清宮藏傳佛教的研究，提出對蒙古王公、喇嘛與清宮互動的經濟觀察。目前研究清朝皇帝與藏傳佛教的關係，多半關注於四個方面，即：清朝統治政策、皇帝信仰、寺院經濟、朝貢貿易，而立基於現有研究之上，可再加強對於清朝與蒙古王公和喇嘛之間本有的朝貢貿易關係，若以清朝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例，即可說明清代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興衰過程。首先，清朝與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宗教與軍事上的關聯密切，乾隆時期八旗駐防移到漢滿交接地，也將廟蓋在此地，從而形成宗教與軍隊的雙重屏障。同時，北京城內已有十多間藏傳佛教寺廟，而漢傳寺廟都蓋在城外，以此例可推斷皇帝有自己喜好的信仰。其次，可從清朝與哲地（近俄國）的互動觀察出中俄貿易的龐大聯繫；哲地的牛羊馬的數量具有市場化的傾向，與中國貿易非常活絡。但到清末，清廷向哲地勒索，哲地生活困難而轉欲獨立。賴教授表示，清廷不向人民收錢，而是由內府向貿易商人索錢，因而呈現不擾民的狀態；整體而言，清、蒙在清代前期相安無事，而兩者在經濟史的關係上，是一種朝貢貿易的形式。
嵇若昕教授評述三篇文章。首先，馮爾康以同情宗族的角度，提出兩岸得尊親，不過令嵇若昕疑惑的是，族人會議的組織和集會如何動員？另外宗族中有所謂的私刑，清政府的態度是什麼？是否可以告官？馮爾康認為，關於集會的事可再討論。就蔡玫芬的文章而言，嵇若昕以為蔡文行雲流水，對於內廷瓷器有一定的理解，但偏重管理的發展，而沒談到其影響。此外，一些人名和註腳尚須修正。評論賴惠敏論文，嵇若昕援引莊吉發的文章，認為乾隆皇帝是有信仰的，對藏傳佛教也有深入接觸，而非沒宗教信仰。同時從欽安殿的使用來看，雍正皇帝不是只信藏傳佛教，也信道教，康雍乾諸帝只是口中說不信教。此外，文中提到的buttons，不應該翻譯成鈕扣，而應該是指頂戴。最後嵇若昕認為，賴惠敏的文章像是藏傳佛教的經濟學，日後可再朝向對佛堂文化的研究。
場次二、明清學術思想的轉型
主持人：張壽安（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由胡明輝教授代行）
發表人：
吳根友：〈試論王引之語言學研究與古典人文知識的增長〉
胡明輝：“Locality of Thought: A History of The Gnomon of the Zhou Polity (Zhoubi suanjing) in Early Modern China”
盧鳴東：〈從禮儀化到鄉約教化——朝鮮地方管治與中國古禮的播遷〉
場次二「明清學術思想轉型」討論明清乃至於晚近，中國分別受到西方科學式的知識建構，和本土學術內部轉型的雙重影響。
吳根友教授近十年的乾嘉學術研究主要關注戴震學。在〈試論王引之語言學研究與古典人文知識的增長〉一文中，吳教授認為王引之在古典語言學上具有九大成就：一是新語義的發掘與古典人文知識的增長；二是揭示古代漢語在實際運用的複雜現象；三是對假借說的發展；四是批評訓詁學中緣詞生訓的方法；五是揭示漢字書寫形態變化造成字義與詞義訛錯的典型形態；六是匡謬古代典籍中出現的各種文字錯誤，以還原古代典籍版本的原貌；七是批評增字解經和以語詞作實詞的經典訓詁方法；八是開創了中國古代漢語虛詞的系統研究；九是保持經學訓釋傳統中的異說。吳文以王氏的語言學研究為切入核心，認為王引之的學術工作追求經典原意、古代政教本意和體現字義的原型，企圖恢復古代版本的原貌是有思想史上的意義的。另外，他表示乾嘉學者具有「自覺分工」，即新字學的分工，可說是擺脫經學而有新知識的分工，也可以說現代學術分割傳統經學整體的學術分化傾向自乾嘉時期就開始了。
胡明輝教授 “Locality of Thought: A History of
The Gnomon of the Zhou Polity (Zhoubi suanjing)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一文，透過《周髀算經》的研究批判過去對清代學派的界定。中國的學派劃分多以區域為本，地域與學術風格之間的關係值得深思，目前學界對於此一議題也出現爭論。胡教授的問題意識聚焦在學派與天學間的關係，而《周髀算經》本身就是一種本土的宇宙論而非西方的。文中首先陳述了《周髀算經》從宋明以來的發現過程，到了清初時李光地委託梅文鼎找尋本土的天文曆算，這部號稱「乃掠中西之學」的經典才得到提升。《周髀算經》在 18 世紀經過三個傳播途徑，即從保定到宣城、從徽州到揚州、從揚州到廣州。透過這三個地域軸線，可看出《周髀算經》三個一脈相承卻又截然不同的學術風格，或許可以用以解釋近世中國思想的地域性問題。
盧鳴東教授發表〈從禮儀化到鄉約教化——朝鮮地方管治與中國古禮的播遷〉一文，討論韓國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朝鮮自認為小中華，開國即以《禮記》治國，施行了「五戶一統」的地方管理政策，落實至朝鮮八道，但是京師以外地廣人稀，難以保證充裕的戶口人數以落實政策，而許多客觀的原因也導致地方管理政策的崩潰。中宗時期，為了加強地方管理，王室與各地精英引進中國古禮與鄉約，透過因襲使用與增補注釋的方式，編制出因地制宜的朝鮮鄉約。原意是使鄉人遵守鄉約，並認同由禮義教化所樹立起的人倫綱紀，以達移風易俗的效果。然而這種文化的播遷，同時也促使中國古禮在朝鮮基層組織的移植過程中，經歷了由禮儀化到鄉約化的轉化歷程。
之後由胡明輝教授代表張壽安教授與發表人進行與談。他認為吳根友的人文主義觀點有一種世界史的意涵——清儒對經典字義的爭論顛覆了經文所謂的神聖性，而重建了古典主義。然而，乾嘉考據學是否為實證主義？不少學者認為乾嘉之學是文本主義，即強調經驗的。吳根友教授回應，這的確是人文和實證的合一，五四學者肯定清學有實證觀，18 世紀的乾嘉考據學是人文學的方法，但有實證主義的特徵，可說是兩者合一；就宏觀角度看整個清學特徵，即是透過追尋古典語文學的學術工作而轉化過去的經學傳統。
與會學者對胡明輝的提問包括：清儒是否有刻意獨立天學、算學的想法，清儒對天學研究的興趣與地域之間的關係；另外，《周髀算經》是否也有形成研究風氣？胡明輝答道，《周髀算經》的確沒有形成研究風氣，有研究的大概就是文中提到的那些人，有興趣的學者的確不多，此研究角度是一個非常菁英的思想史取向；他也提到，胡適認為天學就是走不出經學才無法成為現代科學，但是類此對於經學的批叛，討論空間仍大。
場次三、動亂時期的文人
主持人：黃克武（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所長）（由熊秉真教授代行）
發表人：
華瑋：〈女性、歷史與戲曲：清傳奇中王翠翹故事對史傳與小說的改寫及其意涵〉
王璦玲：〈「亡國史鑒」——晚清改良新戲《越南亡國慘》中之國族意識與歷史書寫〉
楊玉成：〈病人絮語：晚明張大復的疾病與書寫〉
場次三定名為「動亂時期的文人」，其中所謂的「動亂」不侷限於明清鼎革之際，而是放寬時間長度，看士人的創作、心境、社群、戲曲、性別觀等與社會及政治動亂間的關係。
明清文人改寫與記錄王翠翹事蹟甚多，傳記類散文與小說戲曲之中，不乏以倭寇徐海妾王翠翹為主角的作品。華瑋教授的〈女性、歷史與戲曲：清傳奇中王翠翹故事對史傳與小說的改寫及其意涵〉集中討論清代三部傳奇戲曲，分別為：王鑨的《秋虎丘》、蘇州派戲曲家葉稚斐的《琥珀匙》以及乾隆時期夏秉衡寫的《雙翠圓》，進而探索不同作者對於王翠翹與徐海的故事的呈現，及其故事改寫的意義與內涵。處於明清鼎革之際，王鑨在《秋虎丘》中透過強調王翠翹對徐海的深情，以及王翠翹在平定倭亂的貢獻，寄託其在天崩地解世變後對「情」的嚮往。葉稚斐則跳脫戰爭敘事，考量城市觀眾的情感需求與審美趣味，以《琥珀匙》反映官吏貪贓枉法、市民道德敗壞的現實社會問題。夏秉衡則以《金雲翹傳》改正小說對於王翠翹形象的歪曲，以達致戲曲教化的目的。夏作中改正了王翠翹正義不屈的形象，對胡宗憲的評價較為複雜，整部作品瀰漫在文行忠信的儒家思想。華教授認為，總體而言，這些作品中呈現的王翠翹，多為男性文人之寄託，仍缺乏女性主體性，反倒是對於徐海、胡宗憲的評價較為複雜。總之，戲曲以情為主，是一種私情化的歷史，得以表現官、寇、民各階層個人的「情感真實」。此亦為戲劇動人的力量泉源。
王璦玲教授以早期反法領袖之一的潘佩珠所撰《越南亡國慘》（刊載於 1908 年 5 月北京《正宗愛國報》）為核心，於〈「亡國史鑒」——晚清改良新戲《越南亡國慘》中之國族意識與歷史書寫〉一文中探討劇裡清、法、越三方的國際關係。梁啟超的「亡國史學」影響了潘氏的書寫，《越南亡國慘》不僅具有晚清時事劇的即時性、現實性與當代性，更展現了不同於以往時事劇的視野與現實意義，並希望透過對鄰國滅亡事實的展示，使人們認識帝國主義與強鄰的侵略本質，喚醒民族愛國情緒，開展世界的視野。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在強調保種精神和亡國之痛外，也表述出越南與中國是建立在宗主國與屬地的大家族意識，使中國對越南而言既是一個「他者」，同時也是對第三者入侵而束手無策的「此者」。但王教授也強調，潘佩珠的國族主義認識，雖為一種新倫理的展現，但中越關係的難以切割，卻又呈現出舊有中國宗藩倫理意識的色彩。
楊玉成教授〈病人絮語：晚明張大復的疾病與書寫〉一文從被遺忘的晚明張大復病榻筆記、醫療筆談、日記等文獻切入，呈現晚明詩人遭受疾病之苦的病人宣言。張大復雖然習醫，但體弱多病，留下不少記錄自己或他人疾病現象與感想的筆談，如《聞雁齋筆談》、《梅花草堂筆談》等，他在晚年越寫越多，在其書寫中建立了自我的疾病觀念，並發展出自己的聲音。楊教授透過文化觀點解釋晚明文人張大復對於其疾病的書寫，可以將張大復所患的各種疾病延伸到懺悔、多愁善感、夢憶的文化範疇。若再以古醫書的理論脈絡觀察，則可進而描繪張大復文字中呈現的疾病經驗與意義。綜而言之，則可以解釋晚明道德、情感、心理圖像，轉向一個更為世俗、個人，也更具他者性世界的巨大變遷。
接著由熊秉真教授代替黃克武所長主持本場次的對談與討論。熊教授認為，三篇文章都提到「杜撰」與「非杜撰」的文本研究，其中，公私、性別於不同文體中流竄。就華瑋的文章來看，娼妓是所有人的救贖，宛如救世菩提，文本在此成為載體，具有洗冤補恨的救贖特色，同時三篇文章都處理到實事和「虛構」的關聯，利用社會表達而有共演的效果，當中書寫與作者意識交錯。王璦玲的文章正可為例。事實上，西方早有學者注意到觀眾與讀者的互動，這也顯示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並不始自是現代，如此也可回應明清是否具有現代性的問題。一些文學家的創作中，既書寫了歷史，也創造了歷史，故其文本具有多面性，歷史事件在文學文本性的複雜狀態中，開拓了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如錢謙益的文字在五百年後依然引人深思。
其次，三篇文章均談到記憶與情緒的問題，王璦玲的文章論及劇作（或文字表現）是情緒的載體，形式和內容都不能分割，以致具有共同的文字的華夏和安南不能輕易割裂。這又可聯繫到華瑋的論旨：觀眾和作者擁有不散的戲，其「真實性」並不低於史實。如此可以帶出第三篇文章，即於事實和杜撰中，身體和疾病的認識都有不斷揉合製造的效果，身體具有展延性，自我和群體無法二分。因而文學研究也涉及其他學科的討論，所以說，明清研究除了在人文領域的範疇中發展外，仍須開拓與其他學科的知識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