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異國奇珍:清宮之舶來品與皇權」(Exotica and Emperorship at the Qing Court) 工作坊活動側記

時 間:2011 年 9 月 23 日(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40
地 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一樓中型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辦

巫伊婷 整理報導
吳佩瑾、陳建銘 協助整稿



  得力於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大力支持,「異國奇珍:清宮之舶來品與皇權」工作坊於 9 月 23 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順利舉行。近史所黃克武所長致詞時表示,本次工作坊從各個不同面向探討清宮舶來品與皇權之間的關係,重新思考清廷與外來文化的接觸,因此工作坊命名為「異國奇珍」十分貼切;跨足多領域的研究,也符合委員會鼓勵同仁從事整合研究的初衷。此次工作坊發表的六篇文章,除了有近史所及史語所同仁的參與,還有多位院外學者專家共襄盛舉。

  工作坊首先由北京故宮羅文華教授演講〈來自喜瑪拉雅的聖物:清宮梵像的多層次觀察〉,試圖釐清清宮中大量藏傳銅佛像的來源與擺設、複製、使用的脈絡。羅教授以栴檀佛為例,說明這種造像的流行不但和報恩思孝、古佛的崇拜有關,更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當時,乾隆企圖將北京城打造為政教中心,而北京弘仁寺中的栴檀佛是當時著名的朝聖景點,一尊佛像就在宗教與政治相互影響下被製作、供奉。羅教授另舉八相成道佛牌、西藏觀音像等例子,也都讓人意識到清宮中為數甚夥的佛像,複製與使用的脈絡各不相同,有的可以清楚追蹤,有的則仍待檢驗。整體而言,佛像的再製可視為當時「好古之氣」的流行,而更有趣的問題是,佛像被選擇以哪些樣式進行複製?複製品又如何被使用?如同賴惠敏教授所注意到的,族群的隔閡在清廷相當明顯,這批梵式佛像或有著跟蒙古王公貴族、西藏各邦溝通的政治作用;清廷與漢人士族間則用儒學、禮制建立認同感,這或可解釋乾隆為何沒有複製漢地佛像。儘管來源各有不同,乾隆朝對於佛像的「混搭」和「再製」,都使這些成品起了不同作用,有待我們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其次由近史所賴惠敏教授報告最新的研究成果,講題為〈清宮的俄羅斯舶來品 (1755-1850)〉。先前賴教授已對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做過研究,受惠於近史所新購得一批烏蘭巴托的檔案,故此次鎖定清廷與俄羅斯簽訂恰克圖條約後大量進口的貿易品進行分析。她發現恰克圖貿易除了滿足清朝的需求,也是穩定中俄關係的重要手段。初步研究的結果,這批交易貨物中除了有占大宗的氊呢、布疋,其它還有皮革、鏡子、金屬物品、醫藥與香料等等。俄羅斯舶來品在宮廷,除作為賞賜、佛教器物之用,還延伸運用到包裝、騎射裝備等方面。這些舶來品在北京旗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炫耀性作用,並造成一股京城時尚;如今兩岸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仍有許多證例,等待深入挖掘。

  近史所巫仁恕教授認為,此文不但正面肯定清廷在五口通商之前,與外國貿易已經相當頻繁,還可說明清廷「兩路並行」的外交貿易政策:南方水路與北方陸路均不偏廢。值得注意的是,為何清廷獨厚俄羅斯貿易,而後來的英國卻無力進入中國市場,除了一般的市場考量,背後的政治因素更是值得細究。史語所陳國棟教授也提到,文獻中諸多絲織品的命名、迻譯饒富深意(如「哆囉呢」可能是轉譯自法文 droguet 一字),需要進行更多比對與研究。



  第三場演講者為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講題〈也是舶來品:清宮中的西洋鏇床〉。施教授深入探討「西洋鏇床」這項工匠所使用的工具,她認為工具的傳入不但涉及具體工藝技術的傳遞,也包含實用知識之傳遞。藉由觀察「西洋鏇床」等工具,我們可以追蹤清宮內外知識的傳遞之脈絡及實際作用。中西工匠對於知識的理解並不相同,西方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便認為機械是一種人工的延伸;而車鏇 (turning) 這項技術,牽涉到數學、幾何學、透視法的知識,在神聖羅馬帝國王室中十分流行。在歐洲王室的文物奇品室 (kunstkammer) 中,百層木盃、象牙球等經車鏇技術產生的工藝品是必備的擺設。初傳清廷之時,宮廷匠人也嘗試理解西洋鏇床的技巧,並運用在製作諸多小巧的象牙盒上,發展出自己的審美品味;後來此項技術漸漸在宮中失傳,輾轉在廣東落腳生根,廣東的象牙球遂成了的晚清重要工藝品。

  陳國棟教授指出,以百層木盃和車鏇技術聞名的紐倫堡地區,內套法碼亦十分有名,此地發展出的同心圓地理觀 (Nuremberg chronicle),或許也對工藝的製作產生影響。而在東方,這項技藝與知識間的斷層導致了日後不同的發展,期待未來有深入的討論。

  下午第一場,由近史所王正華教授發表〈十八世紀中國城市圖中的西洋因素〉一文,英文題名為 “Global and Local: Western Element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Cityscapes”。此文主要以十八世紀的北京、蘇州城為例,企圖理解中國繪畫中西方透視法的應用與影響。從全球交流史的角度而言,以清代城市圖中所呈現的三大風格特徵:全景 (panorama)、遠景 (vista)、地標 (landmark) 來檢視作品,就會發現西洋、中國與日本三者對於透視、陰影法的表現不完全相同。中國作品對於外來技法習慣再加入一層轉化,日本的作品就保留了較多原味。另一方面,京城以外的大都市如蘇州地區,也透過大量的版畫作品接觸到各種西方的新奇事物,甚至將具有西方風格之版畫外銷到日本。城市圖的建立不僅是中央與地方不斷溝通互動過程的結果,同時也是清宮建立帝國意象的重要基礎。至於清宮中皇帝的品味,乾隆朝獨鍾的「咫尺千里」之感,就是西洋透視法在中國畫中表現的新觀點;這類畫風在建築樓閣的畫科中尤為明顯。王正華教授更認為,清宮中這種中西合璧的折衷畫派占有優勢的主導地位。



  接下來,由近史所賴毓芝教授發表〈乾隆朝《獸譜》中所涵攝之歐洲動物圖像與知識〉。賴教授從清宮中《獸譜》的製作,試圖理解乾隆朝對於異國知識的渴望與實際行動,藉此拆解、還原乾隆朝大型文化計畫中的各個子計畫。從《獸譜》的例子來看,該書採百科全書式的編纂,對圖像的掌握十分系統化,諸圖都有統一的格式、材質、尺寸,並隨時增補。若分析書中圖像來源,便能發現這些圖像乃廣納眾流而成。除擷取傳統《三才圖會》的異獸部之外,還轉化了南懷仁《坤輿全圖》中各種新世界動物,並汲取耶穌會士帶來清宮的北堂圖書等,經過多次轉換,重新編輯,才有了《獸譜》中面目各異的飛禽走獸。由此可知,乾隆朝對於西洋物品並非照單全收。更宏觀來看,這套圖譜蘊含著乾隆帝想要營造的帝國氣象,為此,將文字的理解視覺化成圖像的理解 (making visible) 是非常重要的;而圖像的再現,又往往藉由西方技法的引進而完成。不過,並非所有的文化碰撞都會產生交流,只有在原文化脈絡下可被理解的異文化,才有被轉借 (appropriated) 的可能。



  最後,香港大學美術系的 Greg Thomas(陶格)教授發表 “Courting China: Qing Arts in European Palaces” 一文,希望從歐洲宮廷中對於「中國風」(Chinoiserie) 的態度,反向思考此時期西方對於中國的認識。本文從四個方面進行探討:歐洲宮廷喜愛怎樣的中國藝術形式、這些藝術品在宮中的作用、作用背後的動機,以及它們如何隨著時間而改變。該文首先以法國王室為例:路易十四在位期間收藏了大量中國瓷器,它們或用於日常果盤、茶具,或用於傢俱裝飾;另外,法式掛毯 (tapestries) 則根據耶穌會士的紀錄繪有東方皇帝形象、皇室下午茶等情景,是歐洲王室間互相餽贈的禮物。不過,當法王將時間稍晚的另一批東方人物掛毯贈送給清朝皇帝時,題材已改為描寫日常的生活細節,這種變化象徵了彼此是平等的合作夥伴,訴求友誼,運用西洋技法表現中國人物,藉此顯現出兩邊宮廷文化的互相認同與理解。相對而言,稍晚英國特使馬嘎爾尼與中國皇帝交流卻觸了礁,英國希望推銷品質良好的英式工藝品並獲取貿易權利,在乾隆著名的詔諭中,我們知道,清廷並不需要巧工奇匠的「無用之物」。而中國風在歐洲卻未停止吹拂。在英國,它體現在庭園、建築和設計上,喬治四世在王儲時期所興建的布萊頓行宮 (Brighton Pavilion) 便是一例。英、法的宮廷文化對中國風喜好的面向,展現了十八世紀中西宮廷文化融會與互動的不同側面與深遠影響。

  總評時,陳國棟教授表示,史學重建需要龐大的資料與豐富的知識,物質交流的重建亦有賴於檔案的解讀。在本次工作坊發表的文章中,都可見「皇權」在中西接觸當中所扮演的巨大角色。但要注意的是,這種對於西方的好奇並未形成一種宮廷文化,造辦處的各項活計,只能是「恭造樣式」,停留在皇帝個人的品味。相較於西方從好奇、品鑑、發展到科學 (Curiosity, Virtuosity, Science) 的演變,清廷自康熙帝以下諸君,對於西方的好奇每多於品鑑;而民間雖經貿易取得舶來品或其仿品,商品的流通性高,對消費文化產生了一定作用,但對於知識層面的影響也十分有限。但沒有發展,並非沒有能著力研究處。陳教授歸結指出:歷史學的研究視角多元,若能以同理觀照,綜合考慮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觀察文化軌跡在歷史中的差異、互動,而不止侷限於發展史的角度,視角多元,所見也就更加廣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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