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專訪莊英章教授
莊英章教授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黃佩玲 採訪整理
近年來，莊教授從華南漢人社會研究朝向客家研究，主持「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溪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計畫」（簡稱「四溪計畫），[1] 與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等領域共三十二名研究者合作，組成七個研究群，計有二十七個子計畫，剛出版的《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上、下冊）(2010) 便是此系列計畫的研究成果之一。
從社會學轉向人類學發展的機緣
莊英章先生出身高雄旗山鄉下，原本就讀於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那時系上與考古人類學系交流密切。在兩系共同必修的民族學課堂上，莊教授首次認識到世界上還有許多原住民與其他人群，對「族群」有了初步概念。對人類學產生好奇後，莊教授進一步修習宋文薰先生的「史前史」、高去尋先生的「中國考古學」、陳紹馨先生的「社會調查」、「人口學」以及「中國社會結構」等課程，更深受英國人類學家 Maurice Freeman (1904-1985) 專著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啟發，[2] 強烈地被人類學討論宗族與從事田野調查的治學取向所吸引。當時，甫自英國歸來的王崧興先生到社會系講述宜蘭龜山島的漢人漁村研究；李亦園先生也來系上主講馬來西亞麻坡 (Muar) 的華人社會研究，以及彰化泉州厝農村的乩童、冥婚等田野觀察。這幾次聆聽演講讓他深獲啟發，促使莊教授離開以量化研究為主的社會學領域，轉向人類學的社區研究。1960 年代末，李亦園先生在中研院民族所成立「漢人社區研究小組」，[3]該小組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東亞研究計畫密切合作，定期舉辦學術演講、讀書會。莊教授和黃樹民、徐正光、陳中民等幾位研究生均參與這個研究小組，諸人除了分別在臺灣各地從事社區調查外，更定期聚會，共同討論名家著作，與國外學者交流田野觀察，學術討論氣氛十分熱絡。
莊教授說：「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社會，紛紛設立專門機構從事中國研究，如哈佛大學的 Fairbank Center，很多人類學者或研究生希望到中國研究，但因為中國大陸不開放，臺灣乃成了研究中國的新基地。當時中研院民族所極力培養漢人社會研究的人才，『漢人社區研究小組』提供經費讓研究生到臺灣各社區做田野調查，並帶領臺大人類學系高年級學生參與書目編輯、田野觀察，透過各種模式引導後學從事漢人研究。我就是在那樣的背景下從社會學轉往人類學領域，而且一開始就是做漢人研究，而當時的幸運待遇也督促我持續努力幫助學生們爭取田野研究經費以做回饋。從西方角度來講，上述研究仍屬於漢學領域，我們則稱之為『中國社會研究』，原本以文史哲為主的漢學研究範圍就慢慢擴大了。」
田野與史料：歷史人類學與漢人社會研究的關懷
碩士班畢業後，莊教授進入中研院民族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參與由張光直院士主持的「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溪域自然與文化史科技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該計畫從跨領域的角度瞭解濁水、大肚溪地區人與土地各層面的關係，涉及地形、地質、考古、植物、動物、民族學、考古學，範圍極廣。當時莊教授也選擇在南投竹山社寮探索宗族、地緣團體與農村變遷等面向，開展一系列閩南社會文化研究。莊教授表示，傳統人類學田野蹲點之研究僅對單一村落人群組織做觀察，較易忽略「時間」與「空間」的交集。參與「濁大計畫」讓他必須探索今竹山、鹿谷地區漢人的拓墾及發展過程，更注意到人群互動、歷史材料（甚至考古材料）的蒐集與考證。臺灣歷史學者本來很少從事地方歷史研究，但隨著「濁大計畫」的開展，臺灣區域歷史 (Local History) 漸受重視。參與計畫的人類學家或歷史學家開始關注先民的活動歷史，翻讀族譜、契約文書、地方志，追蹤人群祖先來源等等。此外，受到費孝通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中譯《江村經濟》）的影響，[4]莊教授更關懷農村生計活動在現代化、工業化的衝擊下如何調整的問題，研究心得與成果具見《林圮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開發史》一書。[5]
1970 年代，臺灣漢人社會研究大致呼應美國漢學研究的趨勢。當時許多美國研究者在臺灣從事田野調查，[6]而擔任助理的研究生們亦相繼至美國深造，並在老師輩的理論架構下展開資料的補充探索。[7] 1974 年，莊英章先生曾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從事研究，返國後接受到張朋園先生聘任，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文化人類學」。這期間，莊教授因緣際會接觸到不少研究臺灣史之同行及豐富的民間契約古文書史料，先後到宜蘭頭城、苗栗頭份及新竹竹北、北埔等閩、客地區，進行閩南、客家族群的人類學與歷史研究。
從人類學與歷史學觀點看材料的異同
1970 年代在南投竹山田野調查時，莊教授有一次特殊發現。儘管當地大部分居民都講閩南方言，但其中一個莊氏宗族的祠堂與族譜，卻記述祖先乃來自福建漳州南靖縣龜洋鄉的一個客家聚落。更可驚奇的是，莊氏宗族敬拜的神祇、牌位的書寫方式都是客家風俗，根據客委會的定義，已可斷定莊氏一族是客家人。對於族群、移民與歷史的「感應」，就這樣在莊教授心裡開始萌芽。莊教授表示，這種說閩、客雙語的「福佬客」不僅見於南投竹山、彰化平原，也見於福建省平和縣五峰曾氏聚落。曾氏先祖自大埔移居平和五峰，當地曾氏居民今日雖在各自的土樓講著不同的客話或閩語方言，似為不同族群的人，其實「系出同祖」。在宜蘭頭城與新竹、苗栗做田野時，莊教授根據古文書、墾字、族譜、地方志搜尋研究線索，意外發現地方志、族譜與實際移民的情況往往有相當差異。莊教授說：「我們在《苗栗縣志》看到來此開墾中港溪流域的諸多人名，但當我實地訪問，查閱當地民間契約文書、族譜，卻發現這些人竟都沒有來過臺灣！田野訪談後才知道，他們其實是『嘗會』中認股人共同祖先的名字，編寫縣志時沒注意到族譜上這些人名後面都寫有『嘗會』兩個字，造成錯誤記載。只有在田野中仔細比對各種資料，且對『嘗會』的性質與意義有所瞭解，才能釐清這些錯誤。」透過歷史檔案或史料從事當代研究與觀察，常會面臨資料與實際現象之間的落差，因此除勤做田野之外，研究者更須具備良好的史料判讀整合能力，才能在區域史研究中釐清真相。
不同學科的學者對於訊息的敏感度也存在差異。莊教授笑說：「最近幾年帶領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師生參加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客家夏令營』，到廣東、福建客家社區參訪，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進入村落後，歷史學專業就忙著找宮廟牆壁上的碑刻、碑文，路上找到刻有文字的石碑也急急抄寫下來，四處問村民是否有族譜等；人類學專業一到村裡，就緊抓老人問東問西！歷史學家常笑說，人類學家不懂村落的歷史與組織的原型就急於訪查村民的各種現象，這多少反映了歷史學與人類學訓練背景的差異，也表現出不同學科對同一現象背後的歷史向度有不同理解。我很佩服歷史學家找資料的本領，各種檔案文獻資料都能舉證歷歷。人類學家沒有那種敏銳度，也缺乏歷史文獻閱讀的訓練。」
莊教授也提到，常有學者關注清代臺灣漢人拓墾過程，討論關於漢墾區、隘墾區、保留區等地方治理議題，但若對照中國同時期西南地區的邊疆政策，就能發現當時清政府使用的是同一套治理策略。因此，莊教授鼓勵我們廣泛涉獵不同學科領域的相關知識、成果，瞭解現象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研究才能更深入而具全貌性 (holistic)。
開展歷史人口研究的契機
1985 年出版的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一書中，[8] Arthur Wolf、Burton Pasternak 分別討論了臺灣臺北海山地區與屏東平原清代至日治時期的婚姻型態，皆使用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分析婚姻型態與生育率、離婚率等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他們還帶動了「童養媳」研究討論。Arthur Wolf 認為中國社會有同姓不能婚配的慣俗，童養媳就是文化中避免兄弟姊妹亂倫的設計。而童養媳從小與丈夫、夫家一起生活，日後結婚還可避免一般女性婚後與夫家的緊張關係。Burton Pasternak 也使用戶籍資料探討屏東縣新埤鄉客家聚落童養媳現象，發現相較於 Wolf 研究中臺北盆地閩南聚落童養媳婚的高比例，屏東平原童養媳婚的比例卻極低，因此 Pasternak 認為是方言群的差異影響了童養媳婚之比例。而莊教授在新竹竹北做田野時，同樣利用戶籍資料比較新竹地區閩客之間的婚姻型態差異，發現竹北客家的童養媳比例與新竹閩南居然相差無幾，雖少於臺北，但仍遠高於南臺灣。莊教授乃斷言，方言群或族群並非影響婚姻型態的關鍵，還有其他因素的影響。1980 年代末期，莊教授與 Arthur Wolf 一起申請美國魯斯基金會 (Luce Foundation) 資助，推動漢人社區人口與婚姻之比較研究計畫，蒐集、統整臺灣各地的戶籍資料，並建立電腦戶籍資料庫，將過去人類學家在臺灣研究地點與成果串連起來。他驚訝地發現，童養媳的比例，呈現從北到南遞減的趨勢，此研究成果已撰成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一文，發表於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9] 文中提出「婚姻市場」假說，認為北部童養媳婚比例最多，但平埔族混住的地區則以招贅婚比例為高。莊教授說：「根據歷史戶籍人口材料的統計，許多議題可以更細緻地探討。如我們透過量化分析，發現童養媳婚與招贅婚的離婚率比一般『大婚』要高；兩者更呈現明顯對比，童養媳婚剛開始離婚率較低，招贅婚則是剛開始較高，但婚姻時間越久，童養媳婚離婚率越高，招贅婚則越低。這是由於童養媳婚的雙方隨著年紀增長，父、母親權力越來越弱，婚姻狀況也越不穩定。招贅婚則相反，被招贅之男性一開始進入女方家庭，就比較『吃癟』，但隨著時間越久，日趨穩定。透過戶籍資料分析還可以看出哪種出生順序之男性容易被招贅的傾向！」自竹北閩、客比較研究開始，莊教授便建立並運用歷史戶籍人口資料庫做研究，又搭配實地田野調查，開拓了歷史人口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
然而，歷史戶籍人口資料庫的建立也面臨許多現實困難。首先，輸入戶籍人口資料最為費工，雖能以大筆經費雇請助理代勞，但過程實在繁瑣、耗時，且儲存資料庫的電腦設備不斷更新，尚有許多技術問題有待克服。其次，戶籍人口資料的取得更是不易。莊教授提到：「索取戶籍資料時，時常要面對戶政事務所的諸多刁難，凡臺灣田野研究者都有過類似經驗，如我自己就始終無法取得頭份地區的戶籍資料，不能配合當地大量的契約文書一起研究，十分可惜。現在，資料的取得更牽涉到隱私權問題，無法順利以『借閱』方式向地方戶籍機構取得資料。荷蘭學者 Theo Engelen 也參與『歷史人口計畫』，利用荷蘭地方教會保留的臺灣各地戶口資料進行研究，我們合編一系列的臺、荷歷史人口研究專著。然而荷蘭的戶口資料雖比臺灣資料歷史更早，但內容卻不及臺灣的好。最可惜的是，臺灣近年來做歷史人口研究的同好，反而不如國外學者多，現在研究者也多不願意處理龐大資料庫之課題，認為自己做田野就能蒐集到研究需要的資訊。其實，資料庫不但大有利於研究；而若要利用資料庫，則更需要從輸入資料開始訓練，才能理解資料庫結構與處理資料的訣竅。」
淺談「歷史人口計畫」
「歷史人口計畫」之前身緣於莊教授與 Arthur Wolf 的合作構想，先後得到國科會、蔣經國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支持，並在中研院計算中心專家的支持下建立臺灣戶籍資料庫。該資料庫目前設於中研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之下，名為「歷史人口主題中心」，承繼「歷史人口計畫」建立的歷史人口資料庫，並獲得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固定經費支持。
（「歷史人口計畫」日治時期戶籍資料蒐藏室）
（本籍戶口調查簿）
客家研究：從邊陲到中央，重新思考「漢」文化
漢文化充滿動態 (dynamics)，而究竟何為「漢人」已成為更複雜的議題。莊教授於 1990 年代展開中國福建的田野調查後，開始思考從「核心—邊陲」的角度看待漢文化。由歷代史料可知，雲南、湖南等地少數民族與漢人的互動已有數百年歷史，漢與「非漢」互動極為密切；透過更多少數民族的比較研究，更能發現現被歸類為漢族的人口中，許多人是因「認同自己是漢人」而成為漢人，其實沒有固定的血緣基礎。因此，「漢」的形成是血緣和文化上的不斷融合、變動和認同的過程與結果。過去，人類學的研究取向較侷限於當代現象。如欲研究更深入、具縱時性的議題，則更需要理解其歷史淵源、歷時性的演變及其地方性變異。早在 1970 年代參與「濁大計劃」時，莊教授便發現地方史的重要，在竹塹地區接觸到當地大量古文書後，也開始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漢人家族移民臺灣後如何定居、發展。近年來莊教授所規劃執行的「四溪計畫」模倣「濁大計畫」，以歷時性角度瞭解北部客家社會的形成、族群互動與認同，企圖建立臺灣的客家知識體系。莊教授舉例說：「如施添福教授最近在臺史所『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中，也提到『客家』的稱呼從原本籍貫本位的『在地』與『客』轉化為一個群體的自稱，其中也有經過污名化與再度正名的過程。」事實上，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客家流行」都與政治有關。如大陸改革開放後，地方政府需要外資投入，透過召開客家宗親會的名義，招攬海外講客話的宗親回來尋根、懇親可順勢招商，故而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客家研究國際會議和懇親活動的召開。臺灣自 1980 年代末發起客家社會運動後，也因政黨競爭的關係，導致客家議題備受重視。
莊教授提醒在臺灣做閩、客研究還是得關注到中國大陸的閩、客社會，才能更全面地解釋各種差異。他說：「我做臺灣閩、客文化的比較研究，發現二者多承襲漢文化的基本特質，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因移民時間、所接觸到的生態環境及土著民族各自不同，才產生了族群或地域性的歧異。研究族群差異，『認同』是不可忽略的變項。認同本身是創造的，當認同某族群『有利』時，便會有較多人接受成為某族群的一分子。」莊教授舉贛南為例，三十年前，很少當地人會自認是客家人，不過近年由於地方政府開始認同客家，贛南人才以此自稱。如從「認同」的概念（即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出發，[11] 似乎較能理解 20 世紀末以降客家盛行之原因。
臺灣的漢人社會與歷史人類學研究前景
1980 年代末，美國學者 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Evelyn Rawski 出版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書，[12] 討論晚清帝國庶民文化，觸及中國社會的共同性與變異性。莊教授甚受該思潮的影響，提出「閩臺社區民族誌比較研究計畫」嘗試與之對話。[13] 莊教授首先提出歷史文化的假設，探詢臺灣漢人社區的差異性是否關乎傳統漢文化的傳承；其次，分析臺灣的環境是否造就移民衍生出不同文化特色；最後則欲瞭解移民與原住民族群互動的關係。莊教授在福建選擇了 54 個村落，除訪問主要報導人外，並以問卷方式訪問 65 歲以上的男女居民各 50 名，根據受訪者的口述史，製成詳細的人口統計資料，進而深入分析漢人在不同地區的婚姻、家庭型態、生育率、結婚率、離婚率等等。除此之外，莊教授發現閩西的童養媳比例極高（約有 50 ％），此現象亦能持續與臺灣童養媳的研究觀察對話。上述研究結果已在撰稿中，將發表在與 Arthur Wolf 合著的專書，深入探討 19、20 世紀相交時華南地區的婚姻型態。談起研究前景，莊教授將時空視角拉遠、放大。首先，從事臺灣的漢人社會研究或歷史研究，不能只看本地材料，務必將臺灣放置在整個中國或季風亞洲的架構下觀察，嘗試以更大的脈絡分析、比較，才能深入探索各區域間歷史文化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同族群的流動與融合。漢人社會研究亦可拓展至東南亞華人研究，用更廣闊的地域視角理解華人移民如何與當地人互動、相互適應。若從人類學的角度思考明清時代的中國研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莊教授表示明清時期中央王朝都有與地方土著民族的互動記載，從歷史文獻出發，配合實地田野調查，或許可朝歷史中的族群互動思考，開展新的明清研究模式。
對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建議
就研究組織的角度而言，莊教授建議委員會可以為不同學科領域，但同樣從事明清研究的研究人員尋找共同興趣，並提出集體研究計畫。如戲曲及民間宗教，就是可以跨所參與的議題。若能取得共識，共同執行研究計畫，幾年後再籌辦學報做為研究成果的交流平臺，執行上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1] 「四溪計畫」網址請參考：http://hkc.nctu.edu.tw/4rivers/index.html。
[2] Maurice Free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3] 「漢人社區研究小組」的成立，緣於本地人類學者希望開拓西方傳播論及原住民研究以外之研究方向。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受日本學風影響，多偏重臺灣原住民研究；凌純聲先生則從事中國文化史、傳播論研究，探論漢文化如何傳播到華南中國、臺灣、太平洋等地。那時莊老師曾擔任凌先生研究生助理，訪查臺灣民間龜祭文化。相對於日本學者對臺灣原住民的興趣，美國學者較多從事漢人研究，由於 1950 年代無法前往中國大陸做田野調查，只好轉往臺灣，或赴香港新界、新加坡，將這些地方當做中國社會研究的「替代品」。對此，陳紹馨教授曾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發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1966) 一文，力辯臺灣不只是替代品，在臺灣做研究有自身的好處。例如臺灣已開發四百年，更有日治時期建立的檔案文獻，能以科學方法蒐集到許多材料；再者，日治五十年間台灣相對封閉，較少人口變動，所以從臺灣的研究可以略窺中國大陸早期地方社會的開發情貌。
[4] 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39).
[5] 莊英章：《林圮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開發史》（臺北：中央硏究院民族學硏究所，1977 年）。
[6] 如葛伯納 (Bernard Gallin) 於 1957 至 1958 年在彰化鹽埔鄉小龍村、武雅士 (Arthur P. Wolf) 在臺北盆地海山地區、Norma Diamond 在臺南南鯤身、Lawrence W. Crissman 在彰化平原二水驗證市場體系等，都是從事漢人社會田野調查。
[7] 如 Bernard Gallin 的學生陳中民在臺南佳里，黃樹民在大甲進行研究調查，其後葉春榮等人也相繼投入臺灣漢人社會研究。
[8] Susan B. Hanley, Arthur P. Wolf,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9] Yin-chang Chuang, Arthur P. Wolf, “Marriage in Taiwan, 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3 (Aug. 1995): 781-795.
[10] “Death at the Opposite Ends of Eurasian Continent: Conference on Mortality Trends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1850-1945” 學術研討會主旨在於：比較歐洲歷史人口轉型過程中，死亡率的轉換機制，同時以臺灣歷史人口資料進行比對，議題涵蓋了臺灣歷史人口資料的精確度估計、日治時期臺灣死亡率的變遷、臺北地區非婚生子女家戶，與澎湖地區的婚姻與非婚生子女等。此研討會論文經評審後已編著成冊，於 2010 年由 Aksant 出版社出版三本系列專書。請參考 Theo Engeled, John R. Shephard, Wen-Shan Yang, eds., Death at the Opposite End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Mortality Trends i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12]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Evelyn 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3] 1980 年代後期，由美國 Luce Foundation 經費支持，莊先生與美國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人類學系 Arthur Wolf、廈門大學歷史所楊國楨等先生共同籌組「閩臺社區民族誌比較研究計畫」，共有十多位美國與兩岸學者參與，將調查田野拓展至福建等華南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