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專訪胡曉真教授
胡曉真教授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黃佩玲 採訪整理
今年甫問世的第二本專書《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討論的是民初上海文壇與閨秀作家的轉型，對當時城市文化與文學的蛻變展開層層論述，這是胡教授由明清彈詞小說與女性文學研究延伸的新方向。此次《明清研究通訊》十分榮幸邀請到胡曉真教授與讀者們分享學思歷程與研究心得，為我們指出明清文學研究的新方向。
思考「邊緣」：研究彈詞小說的觸發與機緣
胡曉真教授笑說自己從小就興趣廣泛，求學時同時受到歐美文學、中國古典文學與東亞研究的訓練，多元經歷給了她觀看「世界」的種種不同方式。當年臺灣大學外文系有個傳統，系上規定學生必須修習兩年中國文學史。那時外文系老一輩的老師們仍使用所謂新批評 (New Criticism) 的方式理解文學，但張漢良教授、王德威教授等學者已慢慢將結構與後結構主義、新馬克斯主義等當代理論的視野引入學生的思考中。因此，大學時期的胡教授就已稍知世界文學的概念，對中國古典文學也有粗淺的瞭解，也已感知到文學的理解或詮釋沒有固定方式，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研究典範，彼此之間不一定就是競爭，也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轉型。
畢業後，胡教授前往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攻讀比較文學，當時在系上除了追隨鄭樹森教授 (William Tay, 1948- )、葉維廉教授 (Wai-lim Yip, 1937- ) 等學者修習理論課程外，同時學習美國當代文學、拉丁美洲文學。胡教授說：「這種培訓的決定性影響，就是讓我的觀點不會定於『一尊』，發現許多事情可以在看似相當不同的領域之間找到共通性。」
為什麼會對彈詞感興趣？胡教授笑著說：「開始做彈詞研究可以說是機緣巧合，但也可說是早就注定。大學時期我看了不少舊小說，也是在那個時期注意到彈詞。對一個大學生而言，我只能看到彈詞中 familiar 與 unfamiliar 的相對面向，它雖像小說一樣有情節，但在形式、語言、內容上，又與章回小說不同。彈詞文本中也有許多有趣的現象，比方是特別突顯女性優點，或是有女扮男裝的情節設計等等，讓我深感興趣。」彈詞為韻文與散文的綜合體，在性別、文類、文本及文化上均「與眾不同」，深深吸引著胡曉真教授，於是碩士論文就以彈詞為主題來發展。指導教授鄭樹森老師十分鼓勵她開發此種相對邊緣的文類，再以性別角度切入探討，於是胡教授對陳端生的《再生緣》、陶貞懷的《天雨花》與邱心如的《筆生花》這三部清代彈詞小說裡女扮男裝的部分有後續研究。
博士班階段，胡教授師事哈佛大學東亞系韓南教授 (Patrik Hanan, 1927- )，繼續從事彈詞研究，博士論文為 Literary Tanci: A Women’s Tradition of the Narrative in Verse，[1] 與 2003 年出版的專書《才女徹夜未眠》同是她自 1990 年代後期至 2003 年間持續彈詞研究的耕耘成果，開啟了臺灣、美國漢學界、中國大陸中文學界對於彈詞之興趣，引發了相當程度的關注。然而胡教授認為，自己在彈詞研究的發展已暫告一段落，但她滿心期待未來能見到更多有不同訓練並具備更寬廣視野的學人，在文獻上有創新的發掘，能夠繼續開發這個課題。
《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的研究關懷
《才女徹夜未眠》中處理了整個清代彈詞的全盛時期以至後期作品的關係，而新書《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延續對「邊緣」的關懷，討論晚清民初時期，特別是 1910 至 1920 年這十年間，舊派文人文學觀念的轉變與時代變遷的關係。雖然這個主題一般歸入近現代文學的範圍，然而對胡教授而言，卻是由古典文學延伸出來的研究領域。晚清時期的彈詞作品出現了許多轉折，如 1860 年代中國發生許多影響重大的戰爭，有些女性便將她們遭受太平天國戰事影響而家破人亡、經歷大規模遷徙的歷程等等寫進彈詞作品裡，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時代的烙印，深刻感受到其時代感，而晚清時期的女性彈詞作品與早期的差異更加明顯。
《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比對了上海女作家彭靚娟的彈詞小說《四雲亭》與早先清代女作家撰著的《再生緣》、《筆生花》諸書，發現晚清上海女性彈詞作家已與前代陳端生那種縉紳門第的閨秀完全不同了。《四雲亭》的創作與出版，雖承繼了些許過去閨秀文學的氣味，如一夫多妻、男女扮裝，女性文武兼備、才德雙修等的傳統描述，然而關於戰爭、暴力、苛政、流民等的多元情節，則在在顯示晚清危機迫切的氛圍，以及上海女性能遊走於公、私二領域之曖昧身分，同時更呈現出晚清時代市井繁華的城市文化。胡教授說：「這樣的一個文本，真的是只有在那個時代的上海才會出現！」
胡教授對彈詞小說的關注與探索，延續到晚清至五四以前上海地區的發展。她認為彈詞本來具有「三面向」的複雜性：一是既為市井的娛樂，也可以是閨閣的娛樂；其次，既為說唱文學，又是一種案頭文學；其三，彈詞不但為女性所喜愛，亦吸引非常多的男性愛好者。彈詞跨越性別、文類等種種藩籬，這些相異性使她著迷。因此，她繼續探討彈詞做為一種特殊文類及說唱的娛樂形式，以及晚清的上海男性和女性如何利用彈詞題材做出不同方向的運用與表現。相較而言，男性作家還是更熱切地希望用彈詞作為一種教化、教育的載體形式，女作家則更注重自我心情發抒以及個人名望的建立。
胡教授說：「姜映清是經禮拜六派一位非常重要的推手——主編王鈍根 (1888-1950) 所培養出來的作家，[2] 她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但也願意參與這樣的機制，才被塑造成文藝明星。明清時期所謂的才女背後也往往有男性運作的力量，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的明清『才女文化』也在二十世紀上海文壇上演，而且透過報刊雜誌和廣告的機制，更明顯地被展現出來。」
早在《才女徹夜未眠》中，胡教授便一再強調，在清代女性的小說裡就能看出女性作家對自己重寫歷史，以及從新角度檢視歷史的興趣，也非常在意自己是否能在歷史裡留下軌跡。明清女性文學到民初的轉變，其實就是胡教授在《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中亟欲闡釋與呈現的重點，特別突顯出歷史及時代的影響。
在清代相對穩定的局勢下，女性對歷史的特殊感受，反映了所有曾受教育者的普遍性關懷，女性並不會因為身為閨秀，就只會傷春悲秋。在晚清的動盪時局，女性作品裡則更清楚地表現出對於歷史事件、國家事件或是社會議題的關懷，此即晚清女性彈詞小說的轉變之一；再者，晚清城市文化的影響力比以前更加明顯，尤其上海文壇受到都市消費文化等影響，文學作品得依靠大眾購買，因此必須具備暢銷的特質，這些變因也使得女作家的作品及發表方式產生改變；此外，女作家與男性的接觸較前更直接且頻繁，並且都在同樣的報紙刊物上發表作品，一致化的發表平台使得男女作家之間形成看似競爭卻又互相襯托的關係，此為晚清女性彈詞小說的第三類轉變。
晚清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制度的女性被教導寫「論」，而不是寫詩詞，另一方面，寫小說、在文壇上賣文，變成可牟利的事情，也能建立自己的名聲，對女性在思想、經濟與地位上影響甚鉅。民初的雜誌中便能看到女學生、女教師如何利用寫小說、集體投稿等方式企圖爭取文壇發言權，而新世代的女性教育家，更可以透過文壇、報章雜誌讓大眾知道自己的理念。所謂「文壇」，不單是女性發展其文學寫作的用武之地，也是女性宣揚自己的場域。這種女性在公、私領域的交融滲透，在明清時代的文學不會出現。
另一方面，本書也關懷民國建立到五四之前這段時間的「時代邊緣性」。當時中國政府是北洋政府，在後來的觀點裡，北洋政府的身份非常曖昧，也可說十分黑暗。對承繼中華民國法統的台灣而言，北洋政府是一個被國民政府取代的政權，而對中國大陸的歷史書寫而言，北洋政府則是民國作為黑暗時期的表徵。此時，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學表現十分受到貶抑，更為新派文人輕視譏嘲。書內以主編《婦女雜誌》與《小說月報》的舊派文人王蘊章 (1884-1942) 為例，分析五四運動前後舊派被邊緣化的過程，以及新舊文人勢力交接的複雜現象。
大體而言，《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的定位，就是胡教授延續自己對於才女傳統轉換之關懷，擴展至男性文人所主導、展現的文化特色，呈現出中國新舊交替時的轉折與思維。
從邊緣性、後設視角出發的敘事文學研究
胡曉真教授不同時期的文學研究，乍看之下似乎南轅北轍，實際上卻有深層連結，簡而言之，其共通性在於從「邊緣」與「後設」的角度進行分析。所謂的「邊緣」，其一是相對邊緣的女性性別。在傳統文化中，女性在公領域的空間相對於男性而言，沒有多少發展機會且地位低，即使在一個陰陽共治的傳統理想中，女性亦難佔中心。《才女徹夜未眠》從女性彈詞小說切入，重新體會並處理清代江南閨秀的問題，是一個對邊緣的性別與邊緣文類的研究。誠然，戲曲小說相對於經史子集本來便是處於邊緣，《才女徹夜未眠》處理的彈詞小說更是說唱文學所衍生出來的「次文類」，可說是邊緣中的「邊緣」。
另一個「邊緣」思考則關照邊緣族群。胡教授雖然沒有人類學的專業訓練，但在美國求學期間曾修習過文化人類學的課程，她思考範圍中所謂的族群意義比較寬泛，可指英文的 ethnicity，亦可放寬指某一類人群。《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處理民國初年的舊派作家（舊派文人的文化貢獻，在新文化運動以後長期受到邊緣化處理），而現正進行與中國西南地區相關文本之研究，討論漢與「非漢」的關係，在象徵意義上皆是對邊緣「族群」的關懷。也就是說，中國歷史的主流論述一直以漢族為主，表現出漢族中心主義與中原中心主義，所以中國西南地區的當地族群文化相對於漢族中心便「被邊緣化」了。胡教授的研究，便是企圖重新思考邊緣與中心的關係。
從邊緣性的問題意識衍生出來的第二個共通性，就是站在後設的位置，思考並看待這些「邊緣」的想法，也是對於過去思考典範 (paradigm) 的修正，轉向一個將其複雜化的思考。
胡教授認為，現在做研究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將關注焦點週期性地從「此」換到「彼」，那只不過是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研究焦點一再地被代換而已。事實上，我們應該試圖把自己的視角不斷地變換。胡教授說：「以我的研究為例，不執意將視角從漢族或非漢族、男性或女性、新文化陣營或舊派陣營這類相對極端出發，而是以一個彈性的、不斷變換的視角進行構思。這樣一來，看到的文化景象就會有彈性變化，才能呈現出其中的多面向。若嘗試從不同角度面對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不僅是以邊緣挑戰中心，或是顛覆、取代中心，而是不斷地思考不同時空環境下的中心與邊緣，始能呈現實際上便是不斷變換的歷史景象。」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敘事文學與未來研究方向
早先胡教授曾對清代小說《兒女英雄傳》進行研究。這部小說的作者是滿族，而在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中，如魯迅、胡適等都予以好評，認為這只是滿州貴族所做的一些白日夢而已。胡教授表示，這本小說使用的語言非常漂亮，呈現的滿族民俗相當特別，因此過去的研究往往不將此書放在文學史的脈絡中考察，而視其為民俗學、語言學研究的寶庫。然而胡教授卻嘗試從中發掘漢與非漢文化之間的關係，試圖瞭解一位滿族出身，但又長期浸淫在漢族儒家傳統文化裡面的作者，如何調和滿族文化和自身所受的儒家教育之間的關係。胡教授以文化遭遇衝突與融合時最直接的表達點——「禮俗」進行探討，從中瞭解不同族群之間文化接觸的狀況，也考察清代對於婚俗的討論。在爬梳過程中，恰巧接觸到一些明末清初的漢族文人撰著關於雲南貴州民俗的文本，內容很清楚地是以漢人的眼光觀察與詮釋當地生活習慣的敘事，作者也以漢族與當地民族之間的關係，對應其所關懷的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轉折，是一個典型以觀看、解釋他者來反思自我的例子。深受吸引的胡教授便因此投入中國西南地區的敘事文學研究，預計從婚禮禮俗及性別切入，以西南地區傳統的「女主」（替代死去丈夫擔任酋長的妻子）為分析對象，從女性領導人的史料記述分析少數民族的內部視角，並計畫繼續探討「中國」政府跟雲南地區的關係。未來胡教授將以當代對清代歷史文化的一些理解，以及對邊緣族群的觀照，交融文學、歷史與人類學三者的視角，尤其突顯文本分析，積極投入清代中國西南地區相關敘事文學的研究。
由於現今中國大陸各地都在出版地方叢書，如《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等， 也有許多從「夷文」翻譯成漢文的現成材料，因此關於中國西南地區的材料會越來越多，但校刊與文獻翻譯的準確程度不一，胡教授反映，研究者所面對的困難之一反而是如何判斷資料是否正確，倒不是如想像中遭遇找不到資料的情況。
此外，胡教授亦在構思一個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嘗試在東亞的框架下探索民初文學，如探討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中、日、韓、臺不同地區的婦女報刊對於動亂、戰爭的反思與呈現，研究雜誌中女性教育家、女教師的隱形網絡。但她對彈詞小說、城市文化的興趣依舊濃厚，未來也會繼續發展這方面的研究。
解讀中西女性文學的關懷焦點
中西女性文學研究的出發點很相似，而漢學界之所以重新注意到明清女性文學，不可諱言，曾受到西方學界的影響。現在對明清女性文學研究比較有影響的著作，較不會特別突顯早期的女性主義所強調的觀點，如不特別強調女性作為比較弱勢的性別、受到壓迫等，而是強調女性主體性等更積極主動的面向，如討論女性作家對於世界的想像、東方的想像等問題，探索女性文學的視角也不僅集中於探討女性自己性別的問題。胡教授認為，中國文學中女性書寫傳統的探討也可能有類似發展，特別是晚清民初時期，女性藉由書寫已很明顯地表露出對於世界的理解模式與想像。胡教授說：「我覺得女性文學研究的難度越來越高，因此我不會特別鼓勵年輕的研究者貿然投入這一領域，除非準備了很好的切入點與很新穎的材料，否則實在很難超越前賢。然而不論任何研究，我自己永遠都將性別放在研究的視野中，『女性』視角無所不在，相對於過去，是一種新的研究境界。」她也幽默地「警告」後進，若要單純將女性文學視為一個研究題材，必須縝密思考後才動手，否則可能會失去研究創新性。而身為文學研究者，必須發揮做「文學人」的敏感度，細讀到文本中更細緻、更隱晦，或者是多重意義細節，才會有意義。
對研究視角的建議與反思
胡教授分享自己搜尋研究資料的經驗，如彈詞小說資料在上海圖書館最多，臺灣就數傅斯年圖書館館藏較有代表性，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也有部分收藏。而且，不同圖書館取用資料的便利性也有所差異。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蒐集資料的方式也有了改變，圖書館館藏均可使用網路資料庫查詢，現今研究者實在非常幸福。但胡教授也表示：「這幸福其實也是一個詛咒。以前研究中若有別人沒看過的資料，就一定會被引用而具有價值，但現在資料公開了，容易取得，研究如不是擲地有聲，便不見得具有重要性，反而有浮濫之嫌。」資料電子化也是對研究者的挑戰，因此更需要培養檢視資料的眼光。胡教授認為，臺灣研究生絕對不缺乏找資料的訓練，但如何從大量資料中找到能做出好研究的題材，則需要長時間接觸不同知識領域，累積出良好的洞察力，事先就已經做了很多準備，看到題材時才能產生思考串連，這種經驗並非靈感乍現所能形容。當串連的那刻發生時，就如同某種神秘體驗，使研究者興奮莫名、入迷。
此外，在美國求學的經驗，也讓胡教授深刻體悟到「內在弱點亦可想辦法轉化為優勢」的道理。她指出，臺灣學生在國內唸研究所，本系能修的課就已經非常多，各重點學校的師資也很齊全，相對上十分容易鑽研自己本科。然而在美國漢學科系卻非如此。即便如名聲響亮的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的師資人數仍有限制，胡教授求學時，在古典文學方面也只修習過韓南教授、宇文所安教授 (Stephen Owen) 兩位學者的課，但卻選修了不少中國史、文化人類學課程，日後都成為持續的學術興趣，這也是一種因緣際會。這段多元學術養成經歷如今完全體現在自己的研究視野和方法上。
時代變遷迅速，學術典範亦難免物換星移，不論是物質文化、宗教、女性、哲學思想等議題均有發揮空間。胡教授建議，後進學人在投入研究前必須捫心自問，朝著自己特別有興趣的領域發展，積極學習多樣語言，而不應太過功利地只朝當下流行的、主事者倡導的方向前進，並且須時時反思自己的立足點，才能轉換視角、跳脫盲點。
對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
中研院人文領域各所之間交流相當頻繁，如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本身已是一個很好的範例。胡教授認為，委員會站在一個相當有潛力的位置，應以凝聚群體研究動力與成果做為目標，推動跨所合作，進一步開拓院內的主題計畫，促成一系列明清歷史、文化、文學研究著作的出版，提高院內明清研究的整體能見度。她說：「中研院的出版品固然有十分嚴格的篩選機制，但若通過這個機制還能形成某種系列的話，將能強烈突顯中研院明清研究的集體成就。」同時，胡教授認為目前我們雖然能藉由籌辦各式學術活動，短暫地讓不同領域聚集，但延續開展的力量恐有不足。以胡教授自己的個人經驗為例，參與不同領域學者間形式不拘的聚會活動，更能激發學術的話題與動力。
最後，胡教授也為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們打氣，她非常欣賞《明清研究通訊》電子報的努力與成果，表示自己看到好的報導時，常將文章分享給其他學界朋友共賞，期許委員會能繼續發展、經營這份通訊。
在此我們十分感謝胡教授給予的支持與鼓勵，也希望本次專訪呈現胡教授的種種精彩觀點和反思，帶給讀者許多啟發。
[1] Siao-chen Hu, Literary Tanci: A Women’s Tradition of the Narrative in Verse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2] 禮拜六派是民國初年文學流派，以周刊《禮拜六》為主要陣地而得名。
[3] 梁公卿主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