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專訪黃克武教授
黃克武教授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採訪整理
黃教授的新書《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 年），以新的史料刻劃出嚴復所面對的挑戰與思想上的徬徨和奮鬥，並藉此思考文化轉型的現實意義，呈現嚴復處於中西交會時代、面對文化衝擊而形成的複雜思想。本期《明清研究通訊》「學人專訪」專欄，特別邀訪黃教授與讀者們分享學思歷程與研究心得。
反思中國文化傳統與思想連續性：投身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契機
碩士求學初期，黃克武教授打算做經濟史、社會史研究，但受到 1980 年代中期後余英時、張灝、林毓生等學者帶動思想研究風氣的影響，才決定投身思想史研究。當年這三位大師是研究生最敬仰的偶像，他們的著作是思想史的重要「資產」，啟發了許多年輕研究生，黃教授認為自己和王汎森副院長這一代，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這樣的影響。此外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墨子刻 (Thomas Metzger) 教授在 1980 年代初期客座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講學兩年，則直接地啟發了黃教授走進思想史的領域。黃教授的碩士論文由李國祁與墨子刻兩位教授指導，研究西力入侵之前，清代中葉的思想狀況，[1]以《皇朝經世文編》為研究主題。[2]《皇朝經世文編》成於十九世紀初期，可以藉之瞭解中國在受到西力衝擊之前的狀況，以及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思想脈動。當時，黃教授欲探究《皇朝經世文編》的思想基礎為何？他對於清代的士人，如清初顧炎武、黃宗羲乃至清中葉魏源、龔自珍等人有關經世致用、匡救時弊的想法十分好奇，因而投入探討中國經世思想的議題。
1985 年，黃教授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他說：「10 月 28 日是我第一天來研究院上班，那時中研院有好幾個五年計畫，近史所與史語所目前五十多歲的人和我大約是同一時期進院內服務的。那時感覺中研院的步調很慢，也沒有現在的學術評鑑制度，有優悠的學術研究空間，沒有外務或過多的外在世界影響，是相對單純的學術環境，那時候的研究主要出於興趣。」在院內服務的這段時間裡，黃教授研究陸燿《切問齋文鈔》，[3]從道光年間往前追溯，深入探究乾嘉時期知識分子的經世思想與立場。[4]結合了對《皇朝經世文編》及《切問齋文鈔》的理解，黃教授越發對清朝中葉的經世思想有所體悟，也觸發了後來探討鴉片戰爭思想的靈感。
負笈牛津、史丹佛：求學生涯的甘苦與收穫
黃教授形容自己是很「幸運的一代」，先到研究院服務才出國，當時是研究院准假讓他出國進修六年。就讀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 (The Oriental Institute) 的兩年，啟發了黃教授對文化史的興趣。在牛津大學，黃教授主要受業於兩位老師，一是荷蘭籍漢學家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 1920-2002) 教授（曾任教於清華大學，東吳大學的王秋桂教授也是龍彼得教授的門人），另一位是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文化史與環境史研究的伊懋可 (Mark Elvin) 教授。
荷蘭培育了許多深諳中國傳統的漢學家，龍彼得教授便是其中之佼佼者，他中文口說雖不流利，但閱讀能力極佳，學問非常淵博，對道教與戲曲均有很深的研究。黃教授回憶當年師事龍教授的情景，說道：「英國是導師制，龍老師和師母住在牛津近郊的山上，當時龍老師不願意來學校上課，我沒有車子，只能騎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的腳踏車，到老師家找他上 tutorial。龍老師家裡每面牆壁都是書，看不見牆壁，像個圖書館一樣。我在《中國時報》寫過一篇散文：〈煙霧下的沉思〉，[5]就是那時跟他讀書的情境；一進辦公室，他便開始抽菸，薰著我，我們天南地北的聊。煙霧就是指龍老師抽的菸。」黃教授說，龍彼得教授採取傳統漢學研究的培訓，培養了他在找尋一、二手資料以及認識書目上的功力，也更了解歐洲漢學的趨勢。
在牛津第二年，伊懋可教授決定去澳洲教書，而在墨子刻教授的鼓勵之下，黃教授轉往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系修習博士課程，幸運地獲得四年的全額獎學金。與牛津求學的經驗相比，在史丹佛讀書的情景截然不同，黃教授十分懷念地說：「當時看到史丹佛蔚藍的天空，覺得這個地方真是來玩的，哪是來讀書的呢？那時入學後有個 party，我穿西裝打領帶去參加，想不到大家都是 T-Shirt 搭配牛仔褲，和英國上課整天都要穿 gown（黑色長袍）完全不一樣。還記得在牛津跟英國老師去圖書館辦證，老師就要我穿白襯衫、白領結、黑皮鞋，披上 gown，以示學生身分；期末考試也要穿 gown，每到考試季，就看到大家穿著 gown，騎著腳踏車在路上飛馳，簡直像魔法學院一樣！還記得牛津的畢業典禮完全講拉丁文，我只聽得懂自己的名字。在史丹佛大學影響我最深的老師除了墨子刻教授之外，就是康無為 (Harold Kahn)、范力沛 (Lyman P. Van Slkye) 教授，以及我的同班同學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現任教於 Johns Hopkins 大學）。」
從梁啟超到嚴復：對晚清至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關懷
對晚清時代感興趣，黃克武教授是從梁啟超開始的，這也是他研究近代思想史的開端。1992 至 1993 年，黃教授回到思想史的研究，開始寫第一本專書《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這是他第一本晚清思想史研究的專著，出版於 1994 年。梁啟超是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中很具影響力的一位，由於他創作力好，文筆佳，筆端常帶感情，從晚清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期間，梁啟超快速抓住時代脈動，源源不斷向中國人引介西方學說，並用大家能接受的語言表達出來，故影響範圍很廣。1990 年代初期，尚未有人對梁啓超的文本做細膩分析，因此，黃教授選擇梁啟超為研究主軸，來研究晚清思想史。黃教授說：「寫作過程還算順利，一方面使用的是固定的、關鍵的文本，細緻分析梁氏思想內涵，一方面也放在歷史脈絡中作宏觀的比較，探討梁啟超與譚嗣銅、孫中山等人思想的異同。這是我在碩士論文寫完後，第一次大規模地處理一個議題。我以梁啟超《新民說》做為核心文本，[8]雖然這是一本小書，但我覺得，不論放在晚清思想脈絡，或梁啟超思想發展的脈絡上看，都有其重要性。這是碩士論文後往下推的第一步，也就是從乾隆走到晚清。」
晚清另一位與西學有關的人物是嚴復，梁啟超雖與西學有關，但梁氏仍較傳統。晚清的核心議題還是西學衝擊帶來的影響，而梁啟超思想的根源之一就是嚴復。黃教授說自己從完成《一個被放棄的選擇》後，就開始研究嚴復，嚴復對西學、中學的瞭解皆比梁氏深刻，嚴復的文字又是桐城派的文風，需要相當時間和精力投入。此後二十餘年，黃教授主要以嚴復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代思想。
透過分析翻譯的過程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
接觸到嚴復之後，黃教授才真正把思想史與翻譯史結合研究。第二本專書，《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主要就是藉由嚴復《群己權界論》（即 On Liberty 的中譯本），[9]討論嚴復在翻譯西方著作時，遭逢西方自由主義衝擊的複雜思考，也深入討論西方思想史和翻譯史的脈絡，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研究。雖然梁啟超的思想也有日文翻譯的問題，但在受日本學者影響之前，黃教授研究梁啓超並沒有特別注意翻譯問題，比較關注梁啓超如何以中國人的「心」、「眼」去瞭解西方，認為梁啟超思想的的主軸仍是儒家傳統。黃教授說如果我們要瞭解西方思想傳入中國，自由主義是一個重要關鍵，其中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的 On Liberty 更是重要經典。[10]黃教授以嚴復翻譯 On Liberty 為例，探討他如何轉譯西方現代思想進入中國。由於自由主義思想與傳統儒學有明顯差異，一方重視自由、民主、個人權利，另一方則重視家庭、道德、群體，嚴復彷彿要通過翻譯，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移植到中國這塊土壤來，不過，翻譯家雖希望能忠實翻譯，但常會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思想投射到譯文當中。黃教授詳細比對原文、分析嚴復如何通過「翻譯」，將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進化等理論引入中國。
黃教授說自己將 On Liberty 英文原文，和嚴復翻譯的《群己權界論》都打在電腦上，進行對比，藉以瞭解嚴復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文字策略，以及他如何把西方觀念轉換成桐城派古文的手法。黃教授說：「當時白話文已經在流行，但嚴復卻選擇具有文化意涵的桐城派古文進行翻譯，想把西方思想轉譯成士大夫階級使用的文雅文字。那時，梁啟超憑藉日文翻譯本，已將歐美思想專著譯成簡單易懂的「新民體」，讀起來輕鬆，加上日本人已經創造、轉換了英文翻譯的詞彙，所以梁啓超的挑戰比較小；相對來說，嚴復的挑戰大多了，他必須直接從英文轉換這些關鍵詞彙，而且，嚴復選擇的詞彙都是比較典雅的，把西學用當時士大夫所尊重、欣賞、理解的文字、詞彙翻譯出來，欲以此增加對中國士大夫的影響力。」
在學界之中從事翻譯研究的人雖很多，然多半是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很少人研究翻譯的思想內涵。黃教授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看嚴復把自由主義翻譯到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成就與限制。所謂挑戰，就是把中國完全沒有的想法、詞彙和觀念引進來，譬如，「社會」一詞的觀念，主要和西方 civil society 相關，中國是專制王權的社會，哪能瞭解什麼是「社會」。黃教授認為嚴復的成就是他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引進了西方的詞彙與觀念。
黃教授說：「我認為嚴復的侷限在於他無法瞭解西方自由主義最深邃的部分，當然，這個限制是文化上的問題。嚴復非常聰明，英文非常好，對西學認識也深，但他具有儒家的背景，所以他看問題的視角，一方面誤會了西方自由主義的一些觀念，一方面也用儒家的思想來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的觀念。他批判西方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個人，所以才把 On Liberty 譯成《群己權界論》，因為他主要看到的是『群』、『己』之間的關係。過去強調『群』的人很多，但是現在嚴復要介紹『己』的思想，他認為要突出『己』的意義，就要放在『群己關係』來解釋。」
新書《惟適之安》與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
《自由的所以然》以嚴復《群己權界論》為分析主軸，比較偏思想史與翻譯史的角度，而黃教授的新書《惟適之安》則把嚴復放回歷史的脈絡上，從張灝教授所提出「轉型時代」的觀念，較細緻的梳理嚴復一生發展的過程與挑戰；同時以他的生活與思想為主題，釐清他從幼年以來的成長過程、與異性的關係、面對中國官場的情形等。嚴復做為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剛好在中國思想發展的十字路口，中國有中西文化碰撞，以及傳統與現代的交會，這兩個衝突，影響了他一生的發展，也塑造了他一生的特殊命運。黃教授嘆道：「由於我們都已非常西化，所以很難想像當年嚴復拖著長長的辮子在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讀書的情狀，想想那時維多利亞晚期的社會，他的文化衝擊有多麼大！1879 年，嚴復回到中國，成為中國最瞭解西方世界的人，希望能以所學為中國做事，然而一直抑鬱難伸，他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考科舉，於是學習八股文，但科舉考了四次都考不上，又跟頂頭上司處不好，沉迷於鴉片。在他自己寫的文章中說鴉片很壞，但又戒不掉，嚴復的後人則緩頰解釋，鴉片能幫助紓解他的氣喘毛病；但也有一說，嚴復抽完鴉片後，並不是躺在床上，而是開始翻譯西書。」
因此，黃教授的新書《惟適之安》要呈現的就是一個清末傳統知識分子，在中、西都受過教育，處在當時動盪環境的真情實況。這是把生活史與思想史結合的研究，不像前一本書《自由的所以然》純粹藉由翻譯談思想。
黃教授表示，若要瞭解思想的形成，必須由生活的脈絡來觀察，這一想法與他的過去結合生活史與思想史的研究經驗有關。他說：「我從1996年開始在福州做田野，認識福州當地的學者，這對我幫助很大，首先是我真正去過嚴復足跡所到過的地方，這對我們的研究很重要，我們必須要回歸歷史的場景，才能掌握住那種「歷史感」。就像我書中寫的，嚴復晚年喜歡談扶乩、吃香灰，用盡社會關係向人募款蓋廟，參與靈學會等。就算他是最西化的知識份子，但是他與傳統還是有切不斷的關係。我覺得這就是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挑戰或難題，你完全西化也好，完全保持傳統也可以，但難逃在傳統與西化間的拉扯，有時我認為，這就是他們悲劇的源頭。」
黃教授說，《惟適之安》之所以花十數年才撰寫完成，其中一個原因是使用的資料有一部份是新的文獻，是從來沒有人用過的信函、手稿，這當然有點運氣的成分，但如果沒有十幾年的耕耘，跟他們成為自己人，是不容易拿到這些資料的，這也主要得助於自己長期與福州文史工作者和學者建立的深厚友誼，而嚴復是晚清全國知名學者，所以有各種資料遺留。現在福建師範大學嚴復研究所林平漢教授正在主編《嚴復全集》，黃教授也參與其中，這是他們清史計畫之一，這套《嚴復全集》預計會在今年或明年出版。[11]黃教授說，清史計畫的最大成就可能不在於學者發表的著述，而是他們編出很多文獻，對於文獻保全貢獻很大。
未來黃教授有兩個研究方向：一是關注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預計研究晚清向下延伸至現代的自由主義，譬如從《自由中國》到《文星》雜誌，瞭解臺灣民主化之前，面臨國民黨威權時代統治，如何推行自由主義的過程；另一方向是堅守晚清思想史研究，進一步探討這段時期的思想與思想家，如近來蔣介石日記公開後，便可研究蔣介石與中國知識分子的關係。黃教授近期已經寫了一些文章討論賀麟、梁啟超、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他認為梁啟超的思想對蔣介石建構中國的理想，甚至在臺灣推行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等都有關係。
臺灣學人從事明清歷史及近代史研究的優勢
黃教授分享自己「做過田野」的史學研究經驗，他覺得思想史家，就是人類學家，好比人類學家去蘭嶼從事初民社會調查，而思想史家是進入一個比較複雜的地方，但我們都是個外來者。所以黃教授自認在福州「混」了十幾年的所得，就是切實掌握了嚴復行蹤，以及建立起與福州學者的關係，得到一些他們典藏的資料。黃教授認為，相對於台灣學者來說，有些大陸學者徒有資料，但卻經常缺少較有啟發性的觀點。他們很認真、很用功，但是多數人較缺乏學術訓練，他們往往蒐集到資料，知道很寶貴，但不知道要如何恰當地應用到研究之上。若論中研院或臺灣學者的優勢，國外學者對文化與語言的掌握不如我們，「我們算是 insider，他們是 outsider」；而與大陸相比，臺灣比大陸更早與西方接軌，至今大陸還在追趕、吸取西方的研究成果，但是中研院圖書館早已有相關系列研究。相較來說，臺灣學術資源的累積較早，也較為深厚，包括中世代、新世代學者都有出國留學經驗，對西方的接觸較深入，大陸現在也有很多人出國，逐步地趕上來，不過黃教授強調，學術資源是需要時間積累的。另外一項優點是，臺灣的民主體制在思想上的束縛與限制較少，對歷史的詮釋有更多空間。這都是我們臺灣研究者的長處。
黃教授也以在師大教書的經驗，建議有志研究清史的研究生要意識到大陸產量、資料、人才的大量提升，而臺灣原有的長處其實慢慢在流失中。要維持優勢，必須掌握兩個方面：一是傳統文獻的解讀能力，現在很多學生閱讀文言文有困難，黃教授的訓練方式是要學生閱讀古籍時做標點、找出典故，對學生施以傳統漢學的學術培訓，訓練對文字的解讀與翻譯；其次，透過國際學術界的對話，形成理解重要問題的視角。這兩方面是臺灣學者研究明清思想最大的優勢。如果我們不著意於此，大陸將會很快趕上台灣。黃教授說：「只有自己翻譯、解讀，才能完全瞭解文意。這是文字的基本功，也就是剛才說的 insider、outsider。insider 瞭解文化和語言，就是標點句讀，而 outsider 能出產觀點，就是與國際對話的能力，形成對於重要問題理解的視角。能入復能出，才能讓我們在解讀中國歷史上，保留原有的話語權。」
對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
明清研究是中研院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強項，院內成立明清推動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便在於從事跨所際的整合。黃教授建議，委員會可把各所的相關研究人員更積極地集合起來，進行思想上的交流、討論，激發火花，過去仍是明清研究會時期，大家都利用中午時間共同午餐，討論學術議題，若不分別在各所討論，就集中在活動中心交流、討論文章等等。假如要辦學報，必須考慮稿源不足的問題，也必須對於稿源的品質把關；另外，刊物發表點數與升等續聘有關，到底還有沒有空間再辦一個發表平臺，需要審慎考慮。
[1]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2] ﹝清﹞賀長齡輯，魏源編，饒玉成續編：《皇朝經世文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二年 [1872] 刊）。
[3] ﹝清﹞陸燿：《切問齋文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清乾隆乙未年 [1775] 吳門劉萬傳局刊本）。
[4] 黃克武：〈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6 期（1987 年 6 月），頁 37-56。
[5] 黃克武：〈煙霧下的沉思〉，《中國時報》第 85 版〈大地〉，1988 年 11 月 9 日。
[6]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 Eyre Methuen, 1973).
[7] 黃克武：〈鏡花緣之幽默：清中葉中國幽默文學之分析〉，《漢學研究》第 9 卷第 1 期（1991 年 6 月），頁 353-399。
[8]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
[9] 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著，嚴復譯：《群己權界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 年）。
[10]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London: Watts & Co., 1909).
[11] 《嚴復全集》的編纂由福建師範大學嚴復研究所主持，獲得清史計畫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