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專訪汪榮祖教授
汪榮祖教授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劉威志 採訪整理
訪問緣起
汪榮祖教授以《康章合論》、《史家陳寅恪傳》、《史傳通說》等著作馳譽學界，並以流暢典雅的文字寫作散文隨筆，亦深獲讀者欣賞。去年汪教授英文新書 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出版，本刊藉此良機，請汪教授談談新書，並分享治學經驗和學思歷程。
治學興趣的啟蒙與良師益友
汪榮祖教授專長中國近代思想史和中西史學史。文史興趣的萌芽，從小就開始。汪教授幼時由同鄉吳博全先生啟蒙，得授詩詞古文，讀四史列傳與《唐詩三百首》，後就讀臺大歷史系期間，曾隨徐子明先生讀《左傳》、《戰國策》、《世說新語》，以及西方史家吉朋 (Edward Gibbon, 1737-1794)、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1889-1975) 等名家著作，並勤寫筆記，已有意識地對史學史進行爬梳與整理。博士畢業後，著手研究陳寅恪的治史歷程，完成《史家陳寅恪傳》（香港：波文書局，1976 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增訂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復疏通中西史學史及其發展，如《史傳通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 年）、《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表現對史學史研究的的興趣。至於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則緣於赴美求學後。汪教授談道：「大學畢業之後去馬祖當兵，那時父親幫我申請到美國俄勒岡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去了之後才發現臺灣歷史系的訓練幾乎與美國完全不同，臺灣是以中國斷代史為主，而美國則是以美國斷代史為主，區分為殖民地時期、革命時期，甚至是羅斯福時期等。對當時的我而言，可說大開眼界。」那時汪教授的興趣是美國外交史，但取得俄勒岡大學史學碩士學位，轉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深造後，察覺到鑽研美國史的學人甚多，若繼續在此領域鑽研，題目難免會瑣碎細小，覺得乏味。所以汪教授到華盛頓大學後決定師從蕭公權先生，蕭先生為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傑出學者。汪教授說，能隨蕭先生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甚感榮幸。又補充說，當時的華盛頓大學是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少數重鎮之一，校內有多位從中國大陸、歐洲、俄國來的著名學者，對於學習與研究中國近代史，幫助甚大。
此外，汪教授能詩，善古文，以文言文寫作的專書《史傳通說》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關於汪教授優美的文字與詩詞古文寫作能力，他謙遜地表示，自己的舊學根底若有小成，得感謝吳博全、徐子明 (1888-1973)、蕭公權 (1897-1981)、錢鍾書 (1910-1998) 四位先生的栽培、指導與鼓勵。汪教授談起這段經歷，說道：「我小時候就很幸運，十歲那年認識了吳博全先生這位有學問的長者，他是前清翰林許承堯 (1874-1946) 的入門弟子。他啟發我對中國文、史學的興趣；大學時期又得到徐子明教授的指導，他在台大歷史系開設《左傳》、《戰國策》等課程，逐字講解，細密深邃，跟隨他學習，背誦古文，獲益甚多；後來就是蕭公權先生，蕭先生的中西學問都非常好，最能釋疑解惑。拜蕭先生門下之際，他已將屆退休之齡，雖然他不太喜歡與人交際，但我們之間似乎有相處的緣份，在他退休之後甚至還指導我寫論文。後來大陸開放，在 1981 年，我有幸認識了錢鍾書先生，多次在北京錢寓侍談，並經常通信，直至錢先生於 1994 年病重住院為止。」汪教授寫作《史傳通說》便是受到錢先生的鼓勵與啟發，錢先生還為這本書寫了序。汪教授感嘆，現今制式教育下師生關係日疏，一位老師須面對許多位學生，少有如英國師生一對一親授的情況，有幸親炙這些老師，每每想起，總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汪教授有幸跟從蕭公權先生做研究後，找到自己的興趣與發揮領域，他說：「蕭先生是哲學出身，留學回國後開始研究政治思想史，到美國執教後，因為康有為 (1858-1927) 外孫羅榮邦 (1912-1981) 帶來很多資料，所以蕭先生便著手研究康有為，而我的博士論文，就寫康有為之前的十幾位改革派思想家，也就是研究自強運動期間尋求變革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汪教授接著道：「我認為在康有為之前最早的一個變法家就是馮桂芬 (1809-1874)，很多人把他當成自強派。自強派和維新派的不同在於，自強派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改動中國的根本，而馮桂芬已有改變中國傳統的想法，康有為的變法主張君主立憲，更是要變換整個制度。」1979 年華府跟北京建交之後，1982 年成立了美中學術交流會，汪榮祖教授是第二批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的二十二名學者之一，當時他以章太炎 (1869-1936) 作為研究計畫主題，在北京與上海研究八個月，寫成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1] 一書的初稿。後來汪教授又將章太炎與康有為作了比較，發現二人取徑不同，但同是中國近代思想轉變的關鍵人物，這也就是後來寫作《康章合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 年）的背景。
談到康、章二人的差異，汪教授說：「他們雖然是同一時代的人物，但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一個搞革命，一個搞變法；一個是一元論者，另一個是多元論者；康有為主張物質救國，想用西方物質文明來重建中國，章太炎則強調國粹 (kokusui)，希望中西文化多元並存；康有為主張尊孔復辟，反對共和，章炳麟則反對神化孔子，贊同共和，中華民國就是他取的名稱。很多人把這兩個人當作是傳統中國的終結，但我卻認為他們代表中國近代思想的開始。」
汪教授英文新書 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2] 不是《康章合論》的英譯本，而是用不同的方法與角度再次對康有為與章炳麟這二位晚清至民國的重要思想家作比較研究，並觀察中國傳統思想在面對西方挑戰時的變遷，以及現代中國必須面對的文化問題。書名 Beyond Confucian China，汪教授不無深意地解釋道：「康、章不僅是提出改革儒家思想的晚清思想家，而且超越了儒家，經由兩人的對比，可見晚清以至民初，兩個不同流派的背景與面臨危機時對解決問題的企圖。1920 年代的陳獨秀、胡適、顧頡剛、魯迅等新文化知識分子都深受康、章思想的影響。不過諷刺的是，康、章固然解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但他們也常是『這些被解放的知識份子們』的攻擊對象。」
汪教授也提到清末民初歷史研究的侷限，眾人似乎都背負著孫中山這個包袱，他代表的革命正統彷彿神聖不可侵犯，除了尊敬與崇拜外，很難作客觀公正的評論。汪教授又指出：「晚清民初知識份子的思想固然各有不同，但影響最大的是激進派，如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對現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影響最大，而反對他的人，大都默默無聞。但胡適的看法未必都正確，1959 年我見過胡適，當時我有機會問他怎樣讀文言文，他竟答道：『文言文根本就不用唸！』。這話讓我很 shocked！」
汪教授另寫有一本有趣的專書，題名為《追尋失落的圓明園》[5]。是書緣於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書時，與建築系教授合開了一門歷史與園林的課程，後又親赴大陸實地考察而撰成，內容結合史料、園林、建築等跨領域的討論，初版至今已有英文、正體字、簡體字與英漢對照諸版本，可見受讀者重視與喜愛的程度。
投身中西史學史的現階段成果
史學史是汪教授致力多年的另一研究領域，已有《史傳通說》與《史學九章》兩部專書、多篇期刊論文，成績斐然。汪教授也表示，希望未來能以更多時間投入史學史的研究與寫作。《史傳通說》是汪教授以《文心雕龍‧史傳》為框架，並加上自己長期以來對中西史學史的見解與心得為骨肉而展開的論述。汪教授將史傳篇分為二十四小節，再以己意，援中西史學之概念，加以註解。汪教授比喻道：「就是以西方史學理論當作蠟燭，來照亮這二十四個小節；以後人的優勢幫劉勰 (465-520) 補充。」汪教授希望藉本專訪的刊出，再次澄清學界對該書的某些誤解──他表明，自己並非像傳統注經一般的詮釋《文心雕龍》，而是結合西方的史學概念與傳統中國史學，試圖融合中西史學，使之互相輝映；既然意不在詮釋，想來自不會有誤讀劉勰的嫌疑。
《史學九章》則是九篇關於史學的文章，西方的有四篇，中國的有五篇，等於是中西史學史的論文集。關於西方史家方面，評析了吉朋、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湯恩比、與布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四位名家與其重要的史學理論。汪教授舉例道：「譬如中文學界一直認為蘭克的史學為『科學的歷史』，但 science 這個字，在德文裡的意義較寬，凡有系統的學問都是 science，不過在英文裡就專指自然科學。在中國史學史方面，我則特別關注章太炎的史學，不同於學界只注意梁啟超 (1873-1929) 的『新史學』。」另外，他也談到錢鍾書的史觀，認為：「錢先生雖為文學家，但對歷史有其高明的見解。」此外，汪教授並透露，自己近期的研究工作正是撰寫一本講錢鍾書的專書，預期從心理學的角度談論錢鍾書的人觀與我觀，書名暫定為《槐聚心史》，這也是參與楊國樞教授所主持「華人的人觀與我觀」研究計畫的一個子計畫。
對後現代史學的思考：傳真與傳神
除了《槐聚心史》外，汪教授表示自己還想要寫一本書，名曰《後史辨》，是書將評論後現代思潮對史學發展的正負面影響，從而探討歷史求真的可行性。在此之前，汪教授已發表討論後現代史學觀點與歷史求真問題的文章。[6]要言之，因為後現代主義基本上否定歷史求真的可能，故對歷史學的衝擊最大。在此之前，歷史學者總以還原過去的真相實情自任，如果否定歷史「求真」的可能，歷史作為一門學科不就面臨瓦解的命運？汪教授道：「固然，因資料不全，百分之百的真相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為這樣而全盤否定歷史的真相。」因此汪教授提出傳神和求真並行的看法。傳神，才能把人和歷史的真相給傳遞出來。他說道：「所謂傳神的意義，就如西方人說的 imagination，也是王安石所謂丹青難寫的精神。寫歷史要有想像力，但想像力不是天馬行空，歷史就是歷史學家寫的，可以根據資料、證據，然後透過理解寫出來，這就是傳真和傳神，如此並進，歷史真相的可能性就會更高了。同時，後現代史學也提示我們重新看待歷史學與文學的關係，甚至應該重新發展敘事史。」
關於重新發展敘事史與傳神這兩個觀點，汪教授還舉了一個實例來說明。他說：「我們研究明清，往往自認擁有佔據較多史料的優勢，但他擔心的是這優點會變缺點。如果我們的史料多，大家傾向排比史料，以為排出來了就是歷史，這樣的歷史就如錢鍾書所言，相當的枯燥、乏味，是死的歷史。我們應該想想章學誠 (1738-1801) 所謂的『化腐朽為神奇』，材料是死的，但歷史學家可以把材料變活。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是受到傅斯年 (1896-1950) 的誤導。傅氏史料學的本意是要根據充分史料建立一個科學的歷史，但很多人就把它變成編纂史料，寫出如同大事紀這樣的產品。另外，大家都把檔案史料當作神聖不可侵犯，我和李敖合寫《蔣介石評傳》的時候，就發現檔案裡面有很多假的資訊，是故意留給後人看的，所以做研究的時候要小心，論述都要有證據，很多小細節都要想仔細、說清楚。」
反思西方漢學對學界的影響
長期在中西學界與講堂研究授課，汪教授就多年觀察所得，提出省思與批評，說道：「在華文世界裡，不論兩岸三地，對於西方文史知識與理論的研究，一直沒有太大的起色，所以研究自己的學問也往往跟西方走，以致於缺乏『自主性』。我們的文史傳統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因西方文化的衝擊，產生了斷層！」汪教授感慨地說：「就目前來看，無論明清或者其他文史相關研究，大都是跟著西方漢學走；而西方漢學，又是跟著西方整個學術潮流走。」此外，汪教授補充道，西方漢學在戰後，尤其在美國，不可不謂與研究中國共產黨此一戰略需求有關。他們要了解敵人，所以才要去了解中國。目的導向的初衷，使得他們對中國傳統的研究較少，而把心力集中在近代和當代，當然，文言文較難閱讀也有關係。汪教授肯定地說：「雖然如此，西方理論還是可以用。但如果不能從自身的文史傳統去吸取養分，有了基礎再去借鏡西方理論，還是少用為妙。我來近史所兼任後，一直提倡寫書評，書評可以養成學者閱讀與批判的能力，並健全學人之間的互評機制與器量。書評在中文世界仍不發達，書評就是要評，既不是捧場，也不是罵人，必須要排除人情問題，西方學界的書評就比較沒有這些問題的干擾，幾乎每一學術期刊都有大量書評，值得我們效法。」
對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期許
汪教授說，中央研究院成立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本意很好，但更希望委員會能起到「帶動」研究的作用，與國際多做交流。這需要長遠的議題規劃，並與臺灣其他學術機構多互動，共同企劃出可以長期發展的明清研究方向。汪教授進一步建議，明清推動委員會應該要做到「統合領導」的目標，發揮組織的功能。或許可以朝著「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籌辦一大型的長遠計劃，大家分工合作，運用新文化史的方法，以及敘事體的書寫方式，期許大家能分門別類、分工合作，出版一系列的研究專書，必是很可觀的研究成果。但要達到這一目標並不簡單，必須先從專題研究累積起。然而如果是以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力來籌備，每位學人專精的領域不同，加上目前新文化史、敘事體方式研究蓬勃發展，這條路應該很有可為。」另外，汪教授也建議創辦《明清研究學報》，相關學者可以在刊物上發表、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
[1] Young-tsu Wong,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Young-tsu Wong, 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3]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John King Fairbank & Ssu-yü 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4]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書局，1991 年）。汪教授於 1982 年與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相識，唐教授告知目前有兩大新出寶貴資料，一是他正在帶頭整理的土魯番文書，另一是百餘萬言，前所不知的郭嵩燾日記。汪教授欣然購得剛出版的四巨冊日記，填補了郭氏一生的生活資料，配合郭之詩文、奏議，寫成此書。
[5] Young-tsu Wong, 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汪榮祖著，鍾志恆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2008 年）；汪榮祖著，鍾志恆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汪榮祖著，鍾志恆譯：《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英漢對照）》（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 年）。英漢對照版為現階段的定本。
[6] 汪榮祖：〈論史學求真的疑惑與可能〉，《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總第 7 卷（2009 年 12 月），頁 78-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