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及其超越？從唐宋變革及 Early Modern 談『中國』歷史分期」——湯志傑博士講演活動摘要

主講人：湯志傑（Dr. Tang Chih-Chieh，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邱澎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講　題：比較及其超越？從唐宋變革及 Early Modern 談「中國」歷史分期
時　間：2011 年 3 月 24 日（四）中午 12:00-2:20
地　點：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二樓會議室


　　2011 年 3 月 24 日，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本院社會學研究所湯志傑博士 (Dr. Tang Chih-Chieh) 假文哲所二樓會議室發表學術演講，講題為「比較及其超越？從唐宋變革及 Early Modern 談『中國』歷史分期」，由本委員會歷史語言研究所邱澎生先生擔任主持。

　　湯志傑先生是德國 Bielefeld 大學社會科學博士，研究專長是系統理論、歷史社會學與社會學理論。本講題是湯志傑以其博論《從傳統中國到現代台灣》（是書以德文寫就）為基礎，以及國科會計畫「另一種大歷史：建構傳統中國社會演變類型學的嘗試」所推進的研究而來。本次演講目的是，經由反省中國史學界提出的「唐宋變革」及 “Early Modern” 相關歷史分期的問題，檢驗歷史分期的操作性與理論性，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講題而言，「比較」是比較中日西學者對歷史分期的意見，「超越」則指從反思歷來學者們的思考脈絡，進而探論歷史分期的可能。

　　本演講最精彩之處是湯先生批判地分梳了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對世界主要文明的歷史分期判準以及互有異同的研究路徑，並特別注意中國與他國的對比，進而深入探討各學派有關中國歷史分期的意見，以及隱藏其後的意識形態。湯先生強調：「唐宋變革」與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這兩個歷史分期術語之提出、流行，衍為某種共識（或誤解），都各有其脈絡、背景和局限，故我們必先瞭解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演化軌跡後，才能進一步談中西比較，並做出有意義的對應。

　　湯先生主要援用德國社會學家魯曼 (Niklas Luhmann, 1927-1998) 的系統理論，藉以重新考察中國的歷史分期。魯曼認為：社會的主要結構，其實就是它的系統分化的形式；而人類文明發展至今，我們基本上可將社會結構整理歸納為四種主要的系統分化形式︰分支分化、中心／邊陲分化、階層分化、功能分化。以魯曼的洞見為出發點，再持與考察中外學者對中國歷史分期相關議題所累積的研究成果，湯先生將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區別為以下幾個不同階段︰從聚落（分支分化＋中心／邊陲分化）經城邦（分支分化＋中心／邊陲分化＋階層分化）、封建帝國（中心／邊陲分化＋階層分化），以及疆域國家系統的過渡期，到後來相對長期穩定的官僚帝國（中心／邊陲分化＋階層分化＋功能分化）的形式。就官僚帝國這個形式本身來說，在成功建立了以後，慢慢又經歷一個士族（世族）形成的過渡期，形成門第社會的亞型，然後再經過所謂唐宋變革的過渡期，才形成日後我們熟知的士紳社會的亞型。

　　在湯先生看來，由唐變到宋的所謂「唐宋變革」時期，確實像內藤湖南等學者所指出者，是個舊秩序原則崩解、新秩序原則出現，並係介於前後兩個相對穩定社會形態之間的關鍵轉型期。但要說唐宋變革到底有多重要，這其實仍是個程度的問題，主要要看拿它跟什麼時代相比。譬如說，若是跟春秋戰國比，則一定程度上我會說春秋戰國時期是個更大、更重要的變化，因為這牽涉到一個更大模式的改變，也就是封建帝國的瓦解，經疆域國家系統，到官僚帝國形成這種分化形式上的鉅變。至於唐宋變革，基本上還是維持在官僚帝國這種形式之內的改變而已；但它的確也是個重要的轉變，是從門第社會的亞型，過渡到士紳社會的亞型，只不過還是停留在官僚帝國的形式內，並未創造出新的一種總體分化形式來，所以這中間是不一樣的。根據類似的標準做比較，湯先生認為明清中國的變化，並不會比唐宋變革時代更為顯著。

　　如何比較「唐宋變革」與近年來某些西方學者用以指涉明清之「近代早期」？湯先生導入了「發展／演化」這組判準。「發展」比較像胚胎發育的情境，它在發育過程中固然也出現不少改變，但改變的動能 (potential)，原則上仍已蘊含在最初的胚胎或雛形裏，故基本上可將其視為是在既有基礎上變得比較成熟的過程。至於「演化」，則主要是指一個新型態的發生，就便牽涉到不同秩序的產生。準此而論，則唐宋變革出現的士紳社會比較像是「演化」，而明清的士紳社會則只是既有軌跡上的「發展」。

　　湯先生指出：以魯曼提出的四種社會系統分化形式而論，中國歷史上其實早都出現了，早在春秋戰國就已出現初步的功能分化。因此，在某個極特定的意義下說，我們甚至可以講「現代性」(modernity) 在春秋戰國就有初步發展，只是那時的功能分化當然並未徹底完成；而且，主張那時候就有「現代性」的發展，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不過，話說回來，所謂的疆域國家系統，至少在戰國時期便已頗為明顯；在這個意義下，許田波將中國的戰國時期與歐洲的近代早期 (early modern) 做比較，仍有其一定的正當性與立論基礎。然而，這時與近代歐洲相互比較的重點，可能反而應放在：為什麼秦漢可以一統，而歐洲卻始終沒辦法統一？

　　湯先生總結道：無論是談戰國、唐宋乃至明清的中國社會結構變化，或是將中國歷史持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歷史變化做比較，都應該回到社會的結構原則與秩序原則，並應同時考慮歷史的偶發性 (contingency) 。

　　湯先生的演講，思路暢朗，宏細兼具，引起與會者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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