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與清史研究：專訪賴惠敏教授
賴惠敏教授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倪孟安 採訪整理
賴教授近期將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集結出版為《清代的皇權與世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本書闡述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往往建立在親屬、姻親和門生故舊等基礎上，瞭解政治圈的人際網路，需要借助族譜中有關仕宦和婚姻紀錄，所以族譜的史料價值不容忽視。此外，旗人晉升之階往往得力於世襲或恩廕，旗人的家譜和戶口冊、年譜、墓誌銘、士人詩文集等也是相當重要資料。本書探討世家的家族形態、人口成長、地域分佈及其與皇權的關係等論題，從政治史的角度去觀察世家的興衰，也注意從經濟史的角度去分析問題，同時還運用了人口史、家庭史的研究方法，來討論家族的發展。有論者謂此書政治氣味十足，賴教授則認為她關注的是清朝政府統治滿漢人的策略，及其晉升之道。2010 年 10 月 30 日，賴教授於政大人社中心講演「清史研究的新史料與新視野」，獲得許多迴響；本期《明清研究通訊》「學人專訪」十分榮幸邀請到賴教授，與我們進一步分享其學思歷程及研究心得。
投入檔案研究的契機
於臺大歷史研究所求學時，賴教授曾擔任劉翠溶教授、徐泓教授的助理，對地方志、家譜的資料較為熟悉。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後，協助《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的編輯工作，當時所長張玉法先生鼓勵她針對近史所蒐藏的檔案撰寫報導。近史所原本蒐藏的檔案以 1500 年之後為主，因此十分用心蒐集清代檔案。是時陳永發教授擔任郭廷以圖書館主任，購買許多中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的微卷檔案，如《內閣會試提名錄》、《內閣進士登科錄》、《玉牒》、《內務府各司人丁家譜》等。其中，清代戶口[1]冊的檔案特別吸引她的注意，便寫了一些上三旗戶口檔案的介紹，之後又著手整理宗人府的資料。在接觸這些內務府檔案後，賴教授驚喜地發現這是個尚待研究的寶庫，由於內務府現存的檔案便有兩百萬件之多，[2]而內務府檔案中的造辦處檔案蘊藏皇家各種作坊資料，詳細記載製作器物的過程，皇帝差辦包衣外出採買、貿易、收稅，蒐羅金銀等，也都有詳細記錄。1991 年，賴教授經劉翠溶教授介紹，參加李中清教授研究清朝皇族《玉牒》的計劃，[3]長期討論下來，對滿人的統治思維與資源很感興趣，她認為滿人於關外是漁獵民族，發跡於貂皮及人蔘貿易，商業性質較強，因此入關後在北京城內也維持相同的經營思維，兼營許多商鋪、當鋪、官房產業，而這些商業利益如同政治的爵位般可以繼承轉移，這些相關資料全部記錄在內務府七司三院的檔案中。賴教授說，雖然傳統中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但在清宮掌管皇家銀錢的廣儲司，與朝庭掌理國家財政的戶部，一直是兩種並行的財政系統，因此從地方財政資料及中央戶部資料，可發現皇帝挪移國家的財政經費，厚植內務府廣儲司的銀庫，譬如將關稅改為定額，超出額度稱為盈餘，屬內務府所有。
另一方面，賴教授發現故宮所藏的硃批奏摺亦值得投入研究，這批奏摺主要從乾隆開始迄至清末，保存得相當完整，其中戶部資料較多，包含諸如各地糧價、關稅、鹽政、雜稅等地方物價起伏、經費收入的資料。至於軍機錄副奏摺則從雍正帝即位後出現，數量多而完整，但其係傳抄備份，故字跡較草；現在《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戶科》（全 105 冊）已由中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更大幅提升研究的便利性。總之，起自雍正以降至清末，不論中央戶部資料、地方財政資料，或戰時中央協撥地方軍餉資料，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藏都十分豐富，且保存良善、完整，可提供學人參考。國內外許多學者都曾經使用過近史所這批館藏史料，如澳洲學者鄧海倫 (Helen Dunstan)、美國學人步德茂 (Thomas M. Buoye)、戴瑩琮教授 (Yingcong Dai) 做軍費及清代財政相關研究，就常來臺灣看這些資料，這些史料的豐富也促使賴教授投入清代財政研究。
從事婦女史、經濟史研究的機緣與心得
中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是從吏、戶、禮、兵、刑、工，依序整理清代宮廷檔案，而早期臺灣歷史學界較注重社會經濟史，著重購買戶部資料。1998年，賴教授參與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的婦女史研究計畫，與中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接洽，由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臺灣史研究所及人社中心三個圖書館聯合購買下刑部的刑科題本檔案。刑科題本分類極多，包括債務糾紛引起兇殺案件的土地債務類、貪污類等，婦女史研究計畫主要購買「婚姻姦情類」，約七萬多件，其中記載許多夫妻不合、男女兇殺、婦女受人拐逃的案件，有些案件不僅紀錄罪嫌供詞，並有家屬與鄰居至衙門做的口供，其案情始末花費數百頁篇幅詳細記錄。在清代，拐逃婦女雖非命案，但也犯了略買、略賣[4]的法規，清廷十分重視家庭倫理及社會秩序的管理，故特將此類案件編纂為檔案。賴教授於 2007 年出版的《但問旗民：清代的法律與社會》就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討論清代法律事件、社會現象中關於婦女、性別及家庭等議題，尤其是社會底層婦女的處境。但賴教授說，刑科題本檔案裡對案件內容的描述並不詳盡，地方檔案才有詳細記錄，如邱澎生教授運用巴縣檔案從事船運糾紛的研究，即為利用地方檔案的示範。[5]賴教授十分強調閱讀檔案的重要，她認為最好能同時掌握中央資料與地方檔案。四、五年前，賴教授從事清代佛教研究時，開始接觸清代內務府造辦處檔案。造辦處是一個負責宮廷器物製作的機構，但人員不多，主要仍是僱用許多北京的商號和工匠，支援宮廷製作器物。藉由對此運作方式的理解，可看到紫禁城與北京商業、製造業積極互動的情形，從北京碑刻資料也可發現，外雇工匠協助生產皇帝所需物品時會組織行會，協助皇帝、宮廷從事雜務與買辦等事。賴教授發現造辦處檔案對清宮器物資料記載詳實，諸如尺寸、用料、手續、製作方法、製作日期等均有詳盡記錄，這些檔案可運用的範圍很廣，故宮博物院的器物研究取採於此甚多。閱讀檔案內宮廷黃銅器物製作的相關記載時，賴教授看出乾隆皇帝信仰藏傳佛教甚深，乾隆除了命令工匠大量製作尺寸規格化的黃銅佛像，更精確計算製造時所需的材料花費與工匠薪資，並外銷至蒙古，促使北京成為供應蒙古地區銅佛像、供器的中心，也因此成為藏傳佛教信仰中心。此外，賴教授專注於瞭解造辦處檔案中黃銅佛之鋅、銅用料比例與技術的研究，從佛像四肢組接過程的紀錄，她發現清代宮廷製作銅器時，使用來自世界各地的多種原料，但黃銅合金配方與鑄造佛像技術，則來自宮廷外傳統工匠代代傳承的冶鑄經驗，而非西方科學概念的訓練。賴教授說，這些工匠雖為社會底層人物，但鑄銅知識與純熟技術卻讓西方驚奇不已，更讓她有機會重新思考清代宮廷對於器物製作、科技發展及對外貿易的關係。二十世紀初西方學者 Ferdinand Diederich Lessing (1882-1961) 研究雍和宮器物，認為中國銅仍在青銅 (bronze) 的階段，[6]但賴教授透過造辦處檔案材料分析，說明黃銅 (brass) 才是清代銅器物製作的主要材料。
賴教授從造辦處檔案資料進一步探討清代宮廷的對外貿易與商業經營手法，她認為，清代宮廷與邊疆、異族進行貿易，並同時配合市場需求，隨著時局需要而調整策略，想法十分靈活。如中國在乾隆以前銅的產量不足，康熙朝鑄造銅錢需到日本長崎購買洋銅，海運回到蘇州，因而讓蘇州有兩千多家銅業商號，成為重要的手工業中心，而船隊至日本採買時也會運些絲綢、藥材等貨物到日本販賣，來往貿易，後來因雲南發現銅產，從日本購買的洋銅數量減少。我們還可由食譜上發現那時開始流行吃海鮮，清朝的人燒煤，認為食用海帶可以解毒，船隊轉而自日本攜回海帶、鮑魚等海產。又如江南織造局製造絲綢時，會調查何種顏色的絲綢在新疆賣得好，預先做市場調查才生產製造，屆時外銷情況果真也比較好，顯示了清人靈活的生意頭腦。由此可見，清代政府的心態並不封閉，反而十分開放，非我們想像的專權，是較有效率且務實的政府。身為少數民族滿人的背景，清政府自有一套不同於中原漢人的統治方法，不以帝國主義態度掠奪邊疆、異族資源，而是使用多元統治策略，投資財力去開發資源。近年來，賴教授與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教授、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教授等學者，亦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進行跨院校合作，籌辦「清代造辦處檔案數位化計劃」，未來預計透過計畫經費合作之檔案數位化工程，陸續將 55 冊清代造辦處檔案都建檔儲存，並製成方便使用與搜尋的資料庫。
這幾年學界關注貿易研究，許多學者研究廣州與俄國、日本、歐洲的貿易關係，其中粵港澳商貿、廣東十三行的檔案是較熱門的檔案研究焦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劉序楓教授都是專家。但蒙古、俄國的貿易則較少人注意，賴教授未來擬對此進行研究。賴教授預計由清代宮廷對外貿易的發展脈絡，進一步分析清代多元統治的國家策略；她觀察到清廷派遣至北部貿易的包衣多是滿人，他們至貿易地點後亦兼負統治權責，如留保住原先是包衣，後在恰克圖當員外，還被任命為駐藏大臣，而類似經歷的包衣還不少。賴教授也提到，目前已開放的邊疆滿文檔案目錄可供使用，新疆及蒙古的目錄皆已出版，增進可研究的資料；另一方面，漢人至邊疆地區屯墾的歷史也較少人關注，這些檔案則是用漢文撰寫，閱讀起來較輕鬆，值得深入研究。
另外，許多研究者面對沒有情節的檔案資料時，經常感到無趣，賴教授與我們分享了自己閱讀檔案的技巧。一是強調交叉閱讀，閱讀並不專注於單一檔案，如她閱讀造辦處檔案時習慣配合北京的碑刻資料、文集、《燕行錄》一起看，從檔案間找尋相關訊息；二是針對某些物質、材料、器物進行主題式的搜查與閱讀，並且探詢這些物質、材料、器物背後的意義，思考檔案中訊息的連貫性。賴教授說，閱讀檔案很枯燥，但其中有許多互通關連的線索，下工夫研究後就會發現所有資訊的串聯點，雖然耗時耗力，但十分有成就感。再者，閱讀檔案的技巧是相通的，今日已不再是「霸佔檔案」的時代，學者要憑著直覺去挖掘有趣的題材，找尋可行的發展方向。雖然從檔案找尋研究線索是繁複的工夫，但也使得研究成果十分具有實證性，賴老師自謙資質愚鈍，從爬梳檔案獲得研究靈感也是始料未及之事。
臺灣學人研究檔案資料的優勢
賴教授認為臺灣學人在研究檔案資料上具備許多優勢。首先是資料取得便利，由於政府多年來持續推行數位典藏，並在分享資源方面抱持著較為開放的態度，近史所的研究人員在自己研究室就可以上網連結到資料庫看到檔案，列印檔案資料更是便宜且方便，也沒有額度限制，資料保存的完好度亦佳。然而在中國，同樣一份檔案可能有許多閱讀的限制，比如許多檔案只能看而不能拍攝，必須經過申請、得到核可，還有閱讀件數的限制，列印價格相當昂貴（每頁人民幣五元），有些資料更只准許手寫抄謄，但在臺灣反而沒有這麼多限制，因此許多國外學者申請來臺灣閱讀檔案，使用史語所或故宮的數位化資料。
其次，臺灣學人從事檔案研究的人數雖少，但重視跨領域、主題計畫式的交流與合作，心態較開放且強調多元思考。賴教授以自己參與近史所的城市研究群為例，這個研究群主要討論宮廷與城市的關係，進一步從宮廷擴展到貿易、統治策略等面向，她認為與同一研究群的同仁們固定聚會，相互分享學術資料、共同閱讀及討論，比起自己埋頭研究更有效率。
然而，許多國外從事檔案研究的學者也有其長處，賴教授說美國學者比較重視語言及在地的瞭解。以前她曾從事新疆玉石研究，但過了好幾年後才實地踏上新疆，美國學者則直接到新疆做研究，一住下來就是好多年，使得研究成果更為細緻，賴教授認為這便是古人所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另外，也有學者強調，使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以補檔案資料的不足，然而在異鄉居留、被人接受也非易事，賴教授提起自己 1992 年和 1993 年至北京蒐集資料，想更進一步做田野訪問，但因身分關係而有所限制，返臺後至滿族協會尋求協助亦遭婉拒，才開始利用檔案做研究，這也算是一種因緣契機。
賴教授鼓勵臺灣學人從事檔案資料分析，並期盼臺灣研究人員應珍惜目前已有的資源與環境。她建議，可先參考他人成果，做延續性的研究，自己從檔案資料中自行找尋題目雖較辛苦，但大有可為。賴教授就知道許多國外學者都盼望能聽到臺灣學者解讀檔案、發表研究，盡速開發新議題，開創學界新方向。更重要的是，觀察現今學界流行的研究趨勢，雖然邊疆史是目前的熱門領域，然而賴教授認為，其中真正開創新議題者仍在少數，而清朝統治策略的轉變是值得繼續研究的方向。
以前師事劉翠溶教授時，劉教授常常勉勵賴教授須保持高度研究熱誠，並鼓勵她「要做，就做一流的題目」。她也感嘆，現在臺灣研究生相較起來較不積極，亦不主動瞭解學術的環境及目前潮流。但臺灣研究環境開放、多元，與中國史學界相比，發展方向也較不受到政治因素影響，建議研究生朝著歷史研究上較突出的人物現象進行深究，也可延續發展社會經濟史、制度史等傳統研究方向，將會很有收穫。
對明清研究學人及推動委員會發展方向的建議
針對院內明清研究的未來發展，賴教授提供了一些自身觀察與經驗分享。她認為參加院內的主題計畫，討論較有焦點，研究人員之間也可以互相支援。比如東印度公司貿易資料、雍和宮檔案資料等，都是由於參與院內主題計畫而蒐集購買，而自己參加的城市研究群則藉由讀書會共同分享、交流研究觀點，因此賴教授十分贊同推動委員會鼓勵、支持跨所的讀書會、工作坊成立。如去年年底近史所的「宮廷與城市工作坊」即為委員會支持辦理，她也期許委員會未來能推動大型的整合型研究計畫，整合、組織既有學術資源。此外，賴教授亦建議推動委員會可以多邀請國外學者訪臺講演，促進國際學界與臺灣的交流及認識，如邀請學者訪臺一至二週，負擔其機票食宿，進行主題講演之外，也在院內參與學術討論會。
[2] 前清遺留的內務府檔案總數約一千萬件，且在庚子之役，中央各衙門檔案焚毀散佚甚多，而內務府因位於紫禁城中、西華門內，故兩百多萬件檔案得以保全。
[3] 此一計畫將《玉牒》以 dBase 建檔，將資料儲存於本院計算中心工作站，再使用統計程式 SPSS 進行運算。
[4] 指掠奪、拐賣人口。
[5] 〈契約與幫規：試析清代中葉巴縣檔案中的船運糾紛〉，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明清司法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 年 10 月 13 至 15 日。
[6] Ferdinand Lessing, 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Stockholm;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42), p.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