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中研院故院士黃彰健先生逝世周年學術追思會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倪孟安 採訪整理
追思會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階段為追思會，第二階段是學術成就的評述講演，由史語所黃進興所長主持，王汎森副院長開場致詞，近史所黃克武所長、台史所許雪姬所長、文哲所鍾彩鈞所長與史語所管東貴前所長均應邀出席；杜正勝院士、黃進興所長、黃克武所長與許雪姬所長分就黃彰健院士學術成就的四個領域做報告，並頒發了第一屆「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給三位傑出的學子。
（為行文之便，後文提及黃院士均專指黃彰健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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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黃彰健院士之學行
黃進興所長則推許黃院士真可說是以研究室為家，其論學的認真、執著與熱情，為史語所的第一人。他也回憶到許多研究人員，無論老少，都有與黃院士在走廊上論學的經驗，且「只要被黃院士『纏』 到，起碼一個鐘點跑不掉」，因為黃院士會執著的想要說服對方，且不會有傳統輩分高低的觀念，這種用功與待人的方式，是後來研究人員的榜樣。
杜正勝院士在講述黃院士生平之前，先回憶起他最初與黃院士論學，以及進入史語所後協助黃院士編《大陸雜誌》(1950 - 2002) 的舊事。他總結黃院士的學術可分為史學、經學、理學三個大項，其中史學的部分尤以明史、《明實錄》、戊戌變法史的研究最為知名，然而在上古史的研究方面，則是黃院士在 1989 年退休之後主要的研究課題，先後出版了《中國遠古史研究》、《周公孔子研究》、《武王伐紂年新考並論《殷曆譜》的修訂》三書，[1]且原定還有第四本待出版，可見黃院士學術生命之綿長，退休後仍繼續從事學術研究。他認為從上古史與相關的經學研究之方法來看，黃院士的研究方法為「史源互校法」及「事件還原法」，藉由比對史料異同之校勘、辨偽、考訂，來尋找歷史的真相、還原史實，而尤重一手史料之爬梳，這正是史語所的傳統——「史料學派」的研究範式，所以黃院士代表「正統」的史語所。黃院士研究理學，或可視做史語所研究的「異數」，因為從傅孟真以降的傳統史語所其實是反理學的，而黃院士在史語所內一直持續著宋明理學研究，亦反映出史語所有容乃大的一面。他也發現黃院士 1987 年獲得美國國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獎助金，該獎之獲頒者多在相關領域之基礎研究有卓越貢獻，我們現在雖然不知道黃院士因何研究獲獎，但這可顯示其傑出的研究成果。
默哀並誦讀總統府褒揚令
褒揚令
總統令中華民國 99 年2 月 4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9900013121 號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頒發第一屆「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
「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是由黃院士的三兄黃彰任先生，特別提供卅萬美金作為獎學金基金，由史語所執行，就黃院士獨步的研究領域，供全國研究生申請。本次是首度舉辦，分由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台大歷史所博士班二年級游逸飛、雷晉豪，以及研究清末思想史的清大歷史所博士班四年級葉毅鈞同學獲獎，每人可得美金一千五百元以及獎狀一紙，這對研究生階段的學子在經濟上不無小補，更取得獎挹後進的效益。學術成就評述
追思會的第二階段由杜正勝院士、黃進興所長、黃克武所長、許雪姬所長各別就黃院士的上古史、宋明理學、戊戌變法、二二八事件等四項傑出研究領域作講論。
上古史研究的貢獻
杜院士接續上述評述，認為黃院士退休後花大量心思研究中國上古史的諸項重要問題，並非偶然。而黃院士的上古史研究，著重對於史料的解釋與批判，從中建立其對古史的認識，這得力於史籍資料的校讎功夫，能利用原始資料，試圖穿過戰國秦漢以降重重的障礙，得到春秋以前真實的歷史，與史語所上古史研究的傳統——重視出土材料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杜院士認 為黃院士的上古史研究建立在對傳統的「批判」，主以史事證經，並引史事入經以做批判，諸如對經學解釋的批判、對劉歆偽經的批判、對春秋戰國史料的存疑、引《左傳》史料證明《尚書．費誓》的年代等；然不只對古代文獻的批判，黃院士對近人前輩之上古史的研究成果，亦多有不同的批判、解釋。古史研究以往有批判（顧頡剛）與重建（傅斯年）兩種路子，杜院士認為黃院士是希望透過批判古史 的系統，分析與解釋古人對上古史認識的矛盾點，爬梳整理，進而重新建構上古史的系統。在「商周制度是否一系」的討論上，黃院士不同於王國維的觀點，而認為商周間無論家族與政治上的結構，均有其連續性；在「周公是否稱王」的討論上，由西周早期「令彝」銘文，來考述「令彝」的時代以及《詩經》、《書經》之史事，並與唐蘭、郭沫若的觀點有所不同；在「喪期」、「諡法」、「王位繼承法」、「天相（日月蝕）」、「定年」等古史長期紛擾的議題，黃院士也有與人不同的獨 特觀點，杜院士認為黃院士晚歲浸淫於上古史研究，為我們解釋了這些懸而未決的論點，十分可敬，當然這些問題並不一定因此而有確論，但藉由黃院士對上古史研究的見解，能使我們更進一步重新思考。
宋明理學研究
雖然黃院士的第一篇學術文章，與退休前最後一次講演，均是探討理學的議題，但黃進興所長表示，黃院士關於理學的文章其實不多，其對理學的關懷散見於許多不同的研究中。就整個理學傳統而言，自清末以來陸王學派都位居主流，不論是革命派或改良派，到近代的新儒家均奉之，然而黃院士就理學來說卻是尊崇程朱一派的。黃院士探討學問的問題意識很強，就如同明儒黃梨洲主張論學要有宗旨，即做學問要有 基本的觀點、立場，而學問更代表著其人生態度，因此我們若看了黃院士理學的文章，能對他為人處世之道有更深層的了解。黃所長認為黃院士的學問背後隱含著其人生的理想與價值，故他論學以朱子為依歸，「尊德性」之餘，還要「道問學」，以探究學問的方式去證成生命的認同及價值。他也談到黃院士主張研究理學應從《小學》、《近思錄》入門，繼而讀《朱子語類》或《性理大全》等，而 不是從受陸王影響的《明儒學案》、《宋儒學案》入手。在黃所長的印象中，黃院士總是「待人謙和，論學犀利」，這或許與朱熹對他治學、作人的啟發不無關係。戊戌變法研究
黃彰健院士對戊戌變法的研究，誠如王汎森副院長所說，可能源自於家學、家史，而他對戊戌變法史的貢獻，從其《戊戌變法史研究》[2]獲得第十五屆教育部學術獎可證之。黃克武所長首先提及黃院士為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因此與近史所的治學路數、淵源很深。他覺得黃院士治學的特徵是古今的貫通，且除史學家的功夫外，兼有經學家、理學家的背景，因此對晚清的史事能有獨特的「慧識」；黃院士對於戊戌變法史事，正是以「非常慎重的史料考訂及詮釋，來表彰歷史事實內在的曲折」，但黃所長認為黃院士在做歷史考証的過程中，背後帶有義理與經世的關懷， 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若我們掌握到黃院士考證的功夫、義理的追求與經世的關懷三者一以貫之的精神，或許能對黃院士的研究能有更深入的體會。
黃所長從《戊戌變法史研究》、《康有為戊戌真奏議》[3]等研究推許黃院士能從紮實的史料考訂，從中判斷史料真偽，進而給予歷史解釋一個翻新性的變化，就史家的技藝而言，從史事真偽考訂，提升到歷史詮釋的層次，是一個高明的演示。
而在戊戌政變的起因上，傳統說法認為袁世凱告密，但據黃院士的考訂認為「戊戌政變並非起因於袁世凱告密，但袁世凱告密卻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
此外關於譚嗣同的「絕命詩」，黃院士也有重要考訂。他認為現存詩句「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乃是梁啟超所改刪，而原詩應為「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兩者相比，原詩具有激烈的革命意涵，雖然這個考訂仍有爭議，但據狹間直樹教授翻閱中日史料後，認為黃院士對於譚嗣同「絕命詩」的考訂是正 確的。
最後，黃所長提及了黃院士與茅海建先生的交往。茅教授去年在《南方周末》發表〈我所知道的黃彰健先生〉以悼念黃院士，頗值得閱讀；而黃院士的最後一篇文章正是與茅教授討論康有為《我史》新著的商榷——〈讀茅著《從甲午到戊戌： 康有為《我史》鑒注》——與茅海建先生商榷的信〉。[4]從茅教授的文字可知，黃院士在 1970 年代做戊戌變法研究時，所能引用的史料極其有限，但所做出的考證結果 ，卻又與後出的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之史料內容吻合，真是「近乎完美的證明」，正足說明黃院士在戊戌變法研究的重大貢獻。
二二八事件研究
二二八事變研究是黃院士晚年重要的研究課題，其成果見其「關門之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5]而許雪姬所長曾參與 1992 年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2000 年的二二八檔案徵集，並對高雄地 區二二八事件有所訪談、研究，因此由許所長來評議此研究成果應屬合適。
不過許所長也對這些政治事件的研究感到無奈，往往受到政治與當事人、當事人子女的影響頗深，最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莫衷一是。而以現在的情況，無法百分之百的還原歷史真相，並給加害者應得之罪，故替某人定罪、或替某人辯誣脫罪，可能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
最後許所長回憶起黃院士是他的座師——博士論文的口試老師（另一位是劉鳳翰教授），並感謝黃院士在漫長學術生涯中的最後，為二二八研究做了示範與貢獻。
追思會末，由黃院士么女黃敦怡代表家屬致詞。黃敦怡女士幽默地回憶了父親平日生活點滴，以及對杜正勝院士的期許，讓大家歡喜地感受到黃院士嚴謹而喜樂、圓滿的一生。
補充資料：
邱澎生、閻鴻中、邱仲麟，〈融攝人生志業於史事考訂的大家：悼念黃彰健先生〉《明代研究》第 13 期，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9 年。 這裡
茅海建，〈我所知道的黃彰健先生〉，《南方周末》 這裡
[2] 《戊戌變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54，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年）。
[3] 《康有為戊戌真奏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 年）。
[4] 讀茅著《從甲午到戊戌： 康有為《我史》鑒注》——與茅海建先生商榷的信〉《古今論衡》第 20 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 年），頁 11-18。
[5]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