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現代中國的形塑」主題計畫「明清變遷與現代性」讀書會活動紀要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倪孟安 採訪整理
邱澎生老師導讀文稿 這裡
許倬雲教授於開場引言指出，
明、清直至 1911 年這段時期的中國除了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變化極大之外，尚包括城鎮化、經濟化、經濟中心南移，以及外人來華與海外華人等活動，而辛亥革命的落實與近百年中國的形塑正是肇基於此，明、清做為繼唐、宋變革以降形塑傳統中國後半期（中間被元代切斷）之重要階段，必須對其有深入認識與討論。
接著徐泓教授進而指出，明、清與近代中國之形塑，直接涉及現代化、現代性等議題；而西方在近代的「興起」確屬無可諱言。現今人文社會學界不少學者雖然努力想要擺脫「西方中心」思考框架的種種限制，但實際上，但實際上討論現代化或現代性等歷史問題，仍無法不面對所謂西方「興起」事實之影響。正因如此，更應重新思考明、清留給我們何種遺產，繼而分梳明、清在國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清在形塑近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邱澎生老師於導讀前，先說明《大分流》 (2000) 與《何以是歐洲？》 (2009) 的撰寫背景：二書皆是跨國學術團隊長年合作互動下產生的著作，回應了近廿年間全球史的研究脈絡，故可將此二書視為「全球史」議題研究潮流下集體討論的部分研究成果。兩本書提倡的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觀點，不僅旨在消解歐洲中心論，亦反映當代史學研究如何面對全球化發展大趨勢的迫切問題。同時，二書均為通識宏觀之作，以「比較」觀點對既有學者論著加以引申，將近五百年來的歐洲史、中東史、印度史、中國史、東南亞史、日本史放入全球史的脈絡進行全盤對話，試圖挑戰「歐洲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這套長期佔據公眾意識，甚至是大部分史學家研究觀點的論述。
《大分流》英文版於 2000 年出版，書分三大編，每編各有兩章，書末並附有六篇統計數據組成的附錄。作者彭慕蘭圍繞著歐洲及歐洲以外地區（尤是明、清中國江南地區）近五百年歷史的相互比較，全盤而
宏觀地討論明、清中國與近代歐洲經濟發展歷程的相似與差異；並指出學界現有討論商品化、工業化、國家政治結構等現代化歷程的著作，大多囿於西方的歷史經驗，不見得能直接援用到包含亞洲在內其他地區的歷史脈絡。邱老師指出，《大分流》一書最富特色之處在於強調「互惠式」(reciprocal) 的比較，從不同區域在「經濟發展」上各種相關議題的並列討論，以之批判近代世界經濟發展史中各種「歐洲中心敘事」(the Europe-centered stories) 。彭慕蘭主張應以「交互作用的體系」看待全球史，強調不應有孰優孰劣等先入為主的立場，在比較中國江南、英國與印度、日本等其他地區的經濟變化時，不僅要重視彼此間的相似與差異，也得正視歷史的偶發性與意外性。《大分流》的主要結論是：歐洲、中國、印度與日本等地在 1800 年之前都經歷了基於地區專業分工交換而出現的「斯密式成長」，經濟有景氣、有衰微，但歐洲在 1800 年後之所以能脫離人口增加抵消經濟增長的「馬爾薩斯陷阱」，並非根源於包含「國富」與「制度成功」在內的種種「歐洲中心敘事」，關鍵在於英國取得了北美殖民地的這份「意外之財」(windfall) ，才促使歐洲自東、西方同樣面臨的土地、資源
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馬爾薩斯陷井」解脫出來。總結來看，《大分流》展示的「互惠式」比較，提醒了我們要超越過往那種視「客體（如成功的西方）為不變，而只有主體（如失敗的東方）需要改變」的片面式比較方法。取而代之的，是要
更加重視互惠、動態、系統的比較，「如實地」面對主體與客體的既「同」且「異」，並且將之放在近五百年來全球經濟體系形成中既有「當地的」(local) 也有「全球的」(global) 兩種研究視野之中。邱老師接著簡介《何以是歐洲？》，
指出此書既約晚於《大分流》十年後出版，亦帶有矯正《大分流》視西方興起肇基於取得北美殖民地這份「意外之財」看法之用意。除〈導論〉、〈結論〉外，《何以是歐洲？》共有八章，前五章內容與《
大分流》一樣強調 1800 年之前中國、印度等區域的經濟、技術、制度等表現並不遜於歐洲；而第六至第八章內容則與《大分流》討論 19 世紀歐洲「興起」的看法頗有不同。作者葛斯通認為，除了承認歐洲與歐洲以外地區在 1800 年之前有許多相似性之外，仍需探問西方「為何」興起的特殊背景，他主張重新檢視 1800 年之後歐洲、中國等不同地區之所以產生不同發展的歷史軌跡的具體時空脈絡。相較之下，《何以是歐洲？》討論 1800 年之後歐洲的「大轉向」，不再只是側重強調「意外之財」的取得，而是探究 1800 年之後歐洲（尤其是英國）漸次取得經濟優勢的一些關鍵因素：諸如英國普通法系統漸次賦予種種「賦權聯合體」(the privileged status of corporations) 合法地位，以及逐漸使本身的中央政府成為得以徵收較高額賦稅之財稅國家 (fiscal state) 。近代英國不似其他歐洲與亞洲國家在經濟景氣時採取較不寬容的宗教與思想管制政策，甚而在1800 年之後形成一種有利蒸氣機、鐵路、汽輪船與一系列工廠與製造工序之「創新文化」(culture of innovation)。其實早在 1500 年之後歐洲與亞洲在思考自然現象時，就逐漸出現不同的科學探究途徑。歐洲不少地區在 1500 至 1650 年間，對於希臘的古典哲學思考方式，漸漸由擁抱接受，轉為批判、脫離，特別是 1650 至 1750 年間，法國的笛卡耳式「心、物二元」推理方式，以及英國「經驗論」(empiricism) 哲學與實驗科學觀念逐漸在思想界及制度組織上取得優勢，這些哲學與科學的思想潮流在 1700 至 1800 年之間慢慢影響到工業生產領域，乃有蒸汽機應用於工廠等一系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葛斯通將歐洲在 1800 年以後的新轉向，總結為六項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頁 167-169）。基本上，思想的多元與寬容，確實有利於新技術與新組織之傳播與作用，這特別表現在英國的近代歷史上，也正是作者對本書副標題「1500 至 1850 年間 歐洲在世界歷史上之逐漸興起」所做的基本回答。至於歐洲與後來的美國在 1800 年以降在全球經濟上取得的優勢地位是否只是短暫現象？是否會被新興的印度、中國、俄國、巴西等經濟體超越？這可能仍取決於誰能維持多元而寬容的思想與宗 教信仰。總而言之，歐洲（特別是英國）在 1800 年後的發展，固然具有某種特殊性，但歐洲內部的巨大差異仍須考慮。至於歐洲以外地區雖有別於 1800 年之後英國發展的具體脈絡，但彼此之間的差異並非意味前者的必然落後，而且西方在往後也並非注定會一直保持優勢。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未來，我們應該抱持更開放的態度。 邱老師指出《何以是歐洲？》討論 17、18 世紀歐洲有關人與自然及社會關係如何轉變，以及當時英國出現多元寬容思想所做的許多分析，其實頗能呼應泰勒 (Charles Taylor) 有關「現代社會想像」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的討 論。這種提問方式，其實頗能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現代性」在明、清中國究竟如何呈現的相關提問，明、清鄉約、分類功過格在不同地區與不同階層人群中的實際操作，以及 18、19 世紀《聖諭廣訓》各種註釋版本的生產、流傳與閱讀，這些現象可能仍值得我們再做進一步的廣泛探究與深入比較。
邱老師認為，從《大分流》到《何以是歐洲？》似乎也反映了某種「正、反、合」的討論歷程：過去主流意見認為「西方全面特殊而必然領先」（如 Weber 以至 David Lands ），此為「正」；到《大分流》提出「西方無殊異之處，大多為偶然的意外收穫」說法，此為「反」；再到《何以是歐洲？》主張「西方有其特殊部分（尤是英國）而暫時領先」，此為「合」。
這些論述雖仍有爭議，但對學者應能提供不少有用的刺激，尤其是在研究方法與立場的反思上。邱老師說：「面對自己知識不足而相對陌生地區的歷史，如何將其視為一個也在不斷變動的客體，用以與自己準備研究並撰寫論文的主體相互做比較？
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挑戰」。討論主體與客體的「相同」與「差異」，其實在在牽涉到自己對不同地區、不同時段歷史對象的實際理解程度；然而，面對主、客體的比較時，我們卻有種頗為要命的習慣：對於自己不太熟悉的東西（客體），往往自以為頗能了解，因而容易將比較的客體視為一成不變。在此邱老師舉例：將明、清工場手工業做為研究「主體」的學者，不僅常以英國工業革命做為比較的客體，而且還心中自以為頗了解英國工廠歷史，但其實相關知識卻十分貧乏，遠不及自己對明、清工場手工業史實的掌握程度，從而產生以 「想像的英國工廠」對比「明、清工場手工業」的奇特比較，其結論自然是「不誤人誤己者，幾希」！因此，欲超越這種「知識不對稱」的比較習慣，除了承認並不斷改善自己在比較「客體」知識上的貧乏之外，亦應多與思想及心胸開放的 (open-minded) 不同領域的專家多做交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此簡單，但也如此困難。在許多學者心中，明、清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真的只是「當地的」(local) 歷史嗎？當英國工廠做為比較客體而潛入研究者心中時，這又是哪一種「全球的」 (global) 歷史？反之，亦如是。可以說：「我們究竟要如何回到當地？何謂當地？而什麼又是全球？」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帶入明、清變遷的議題再做反思。
劉季倫教授於對談時指出，這幾年學界面臨中國正在崛起的現象，因此熱衷於對明、清以降的歷史本質與現象提出解釋與質疑，但不少論點脫離歷史條件，僅就自己喜歡的東西來談問題，不免掛一漏萬。因此我們應回去看整個狀況，透過明、清的歷史而理解整個中國發展過程。最常受討論的就是西方透過工業化而現代化，而中國為何沒有發展或發展不好的論題。
劉教授觀察李中清、趙岡、陳鍾毅的討論，發現明、清時人口壓力的問題確實存在，致使勞動力價格下滑，當勞力廉價到一定程度，便無發明種種足以節省勞力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需要，連帶地導致科技不再發展甚至倒退；同樣的問題影響到了經濟層面，如黃宗智闡述的「過密化、內捲化」(involution) 議題，主張明、清中國手工業技術因為勞動力過剩的制約，因而無法發展西方工廠式的機械化生產。據此而論，明、清中國確實因為人口壓力的限制而不容易複製英國的現代化經驗。在論述中西發展分流時，劉教授提醒我們，西方現代化的發展乃至我們現今優渥物質生活的背後，其實有許多人付出代價，是透過層層剝削而累積出來的；西方的現代化經驗發展，如各國的東印度公司，若非是伴隨船堅炮利對非洲、美洲與亞洲等其他地區人民的巧取豪奪，也不會輕易成功。因此，我們所習於接受的西方中心論，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人人平等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與其說是現代常識或老生常談，毋寧說是大家習焉不察、率爾接受的一批所謂的「流行的胡說八道」(common nonsense)。而中國在這五十年間的發展，從某個角度來看，是與西方過去的剝削經驗有若干差異的；當然，這種經驗不一定值得被推廣或可被複製，但這或多或少反映西方中心主義論述已經到了應該檢討的時候了。
此外，宋家復老師也呼應劉教授的若干說法，認為葛斯通的著作之所以受到關注，確與近年中國大陸崛起的實際變化緊密扣連。他認為近代中國可被比喻做「西方現代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雜揉影響下的混生物，若將中國形容為孩子，
則父親或可視為西方現代性、母親則可當成是承繼唐宋以來的傳統中國；若這個比喻也算合用的話，則我們或可由父母基因背景的兩方面綜合影響來探論中國的現狀與限制。彭慕蘭與葛斯通等所謂「加州學派」的學者，雖然反駁西方中心論的「父方」優越觀點，並認為中國近兩百年的貧困其實可能是西方剝削所致，但是，他們仍然隱約預設了歐洲的特殊性，確實可以成為未來全球共同採納的普世價值，如此一來，加州學派便也同樣陷入偏重經濟發展的「匯同性」(convergence)，而忽略了對「文化創新」之「特殊性」多做觀察，這可能是一種歷史比較的盲點。所以不妨由中國的現況出發，帶入對現代化或傳統中國的相關研究，討論其中有無創新的文化，繼而詳察其散佈過程才有意義。最後宋老師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西方現代化對世界的影響是廣泛的，可以在中國產生中國的現代性，也可以在印度形成印度的現代性。然而，現代性 (modernity) 本來就不會只有一個，無論它是受到西方現代化的影響，抑或是自己的傳統文化影響少，重要的是它會形成自己，所以能真正瞭解多元現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 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會末，徐泓教授指出若以「近代性」(modernity) 來討論明、清中國史，仍然是依循著西方中心論的思考模式，但學界也可以開始討論該如何從不同觀點進行研究。當我們將明、清中國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討論時，更有必要將之與西方歷史脈絡相互對照。徐老師並鼓勵在座研究生由明、清歷史出發，不但要找出自己的解釋，更要從既有材料與相互比較研究中尋找足以發展的新課題與討論方向。
[2] 此書之中文譯本有兩種， 2003 年有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的史建雲譯本； 2004 年則有台灣巨流圖書公司出版的邱澎生、陳巨擘、張寧、連玲玲、巫仁恕、呂紹理、楊淑嬌、林美莉、劉士永等人之合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