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

 

施添福 教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施添福,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地理學碩士 (1973),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課程,2009 年甫從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退休,現任台 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專長學術領域為地理思想、地理教育,與台灣歷史地理學,對地理思想、中學地理教學的理論與實際、台灣歷史地圖的使用方法、以及台灣人口現象等課題,進行十數年的研究,著有論文、專書多種。後進入台灣歷史地理的研究領域,提出「原鄉論」、「國家剝削論」和「地域社會論」,以解釋清代至日治時代台灣的土地拓墾與社會發展現象,並有專書《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與期刊論文〈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地域社會及其地域化:以苗栗內山的雞隆溪流域為例〉、〈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等多篇。目前的研究區域為竹苗「四溪流域」之客家地域社會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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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出身貧寒的學者

 

  訪談還未正式開始,施添福老師便因我們提問稿中「求學經歷」一段,緬懷起自己家族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苦難與艱辛。

  施老師追憶道:「我的曾祖父輩皆以壯年早逝,祖父在鹿港打零工時染上痢疾,不久也離開人世,留下寡母妻小一大家子。迫於家計,我父親被送去當長工,兩個姑姑給人當童養媳,祖母則到鹿港辜家當保母,整個家庭在短時間內便分崩離析」。

  施添福老師表示,自己出身貧寒,父母不識字,能有幸進入學術界,自覺萬分感恩,亦因此背景,更能體會弱勢者面臨的困境。老師為不忘自己之出身,迄今仍堅持騎 50cc 的輕型機車通勤不倦。

 

 

 

二、成長暨求學經歷

 

  昭和 14 年 (1939),施添福老師生於彰化員林郡埔鹽庄大字廍子,三歲時舉家遷移至鹿港街大字草港(今彰濱工業區海埔地),不久,一場無情的颱風,大水將其父辛苦開墾的海埔地全部吞沒。無立錐之地的窘境裡,施老師一家人遂遷往台東知本大南溪北岸開墾(即當時台東的日本移民村旭村)。故自有記憶以來,施老師便和台東的原住民小朋友一起遊戲、讀書、摘香蕉、在海中游泳等等。施老師認為,台東的成長經驗,不但引導著他日後的學問性格、治學取向,更幫助自己與各個族群的朋友稱兄道弟、搏感情,和樂融融的處。
  施老師追憶道,當年讀的是光復後第一屆的小學,斯時百廢待興,更兼待在鄉下早就玩野了,根本無心於書本。初中讀高雄市立二中(前金國中),對功課亦不用心,堪述者只有運動而已,當時曾參加排球隊、三鐵等各項校際運動競賽。施老師認為,校際的各類比賽,其實可以視作各校各地學生的情感交流,不但有助於學生了解自己的土地,更增加對學校與鄉土的認同。
  由於英文底子差,初中畢業前一度萌生放棄升學之念,經是時師長建議,才決定報名不須考英文的台東師範。師範畢業後,任教於高雄仁武國小八卦寮分校一年級。原本施老師的小學教員生活頗為愜意,但因施老師不擅長注音符號的拼音與發音,自忖長此以往只會誤人子弟,在自知不能勝任小學教學的情況下,決定投考大學。
  結果以第五志願考取台灣師大史地系的施添福老師表示,自己較喜歡歷史,這也是選擇台灣師大史地系的緣故,後因劉衍淮 (1908-1982) 代主任在入學面談時的鼓勵與建議,方決定「捨史學而就地學」。當時台灣師大的保送與僑生名額共佔一半以上,並不好考。施老師說:像中央大學的榮譽教授賴澤涵、師範大學文學院前院長王仲孚教授,以及文化大學史學系主任王綱領教授,都是台灣師大最後一屆「史地系」的老同學,畢業證書拿的是史地系,但也是施行分系後的第一屆。大學畢業後,分發至高雄女中當地理教員,基於對地理教育的理念,曾每週帶一班學生到高雄燕巢月世界去做田野教學。由是而知,施老師作學問、教學生、親近斯土斯民的田調習慣與熱愛,其來有自。退伍後,施老師回到母校台灣師大任助教。當時系上對助教職務有不成文的規定:助教一職乃是出國留學前的過渡期,不能直接在本系晉升任教。施老師自嘲說道:「我只有摸摸鼻子,硬著頭皮去補習英文啦」。
  施添福老師回顧求學歷程,謙虛而樂天的感嘆,這一路上的重要轉折多賴乎善緣與貴人之助。然後,施老師突然神秘地對我們說:「人往往在一瞬間,便選擇了自己的命運」。

   

 

 

三、學思歷程:從「原鄉論」、「國家剝削論」到「地域社會論」

 

  施添福老師在民國 76 年 (1987) 之前,在許多地理學界同儕的眼中,是典型的地理學者,但之後隨著《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一書的發表[1] ,研究取徑轉與歷史學門結緣。此中緣由,肇因於田野調查和對歷史、地理現象的反思。
  施老師一向注重田野調查。大學時代,每逢寒暑假幾乎都在台灣到處遊走,他認為這與自己小時候接觸大自然的經驗有關,因此喜歡野外,喜歡田野。施老師驕傲的說:「我可以很快速的和當地人融合在一起,快速地被當地人認同,這或許是他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語言隔閡對我來說並不是問題,每次我出田野也很少會空手而回」。
  但施老師認真的補述:「田調,並不是訪問越長就越多收穫,而是你必須先對某些議題關注,心中先有一些知識與概念,才會對你關注的東西有敏銳度,如此下田野訪查,才能有所體認和發現」。
 

(一)原鄉論:對「先來後到說」的反思
  
  施老師表示,「原鄉生活方式」的發現,其實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大概在民國 69 到 73 年間,施添福老師在台灣師大講授「都市地理」一門課程,上學期結束到過年前都安排到彰化平原進行田野實習,因為彰化平原地勢平坦,對平原上鄉街市鎮間不同層級的距離、規模等排比均可一目了然,作為理解中地理論極為適宜。四、五年下來,雖然施老師感到調查已頗深入,能對可見的地理景觀詳細描述。但進一步作因果分析時,便感到只有框架而缺乏內在連結的局限,往往在詮釋市鎮與人文景物形成之間的因果關係時,感到力有未逮,甚至自認說服力薄弱。為此,施老師蒐集、閱讀了《台灣文獻叢刊》三百多種史料
[2],從歷史學中尋求解決之道,沒想到都市研究未能完成,卻發表了《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針對傳統台灣漢人各族群分布現象的「先來後到說」[3] 提出反思,於焉一腳踏進台灣史研究的領域。
  先前以「先來後到說」詮釋台灣漢人各族群的分布現象,之所以被廣泛接受自有其因由。但施老師表示:自歷史發展先後而論,泉州人、漳州人的確較早大量移居台灣,之後才是客家(或稱「粵籍」)移民。然而,若將台灣視為一個面,進而分析台灣各地區的漢人移民現象時,便會發現有些區域是漳、泉移民先佔,卻也不少區域為客籍所先開墾。施添福老師追問此歷史地理環境現象,說道:「如果閩南人先來,為什麼要佔墾最差的土地?像是鹿港、王功沿海地帶,農地只能種番薯,收成很差;冬天東北季風揚起沙塵打到身上都會痛,無論現在抑或從前,地理環境都較惡劣。最早來台的移民,既然有那麼多的土地能選擇, 但這些人在原鄉就知道要有水灌溉的重要,為何卻選擇最沒有農業價值的區域呢?」施老師認為,如從農業價值的角度評析,當較好的、有水灌溉的田地被開發完畢後,才會去拓墾無水灌溉的、靠海的海埔地,因此靠海區域應是最晚開發的區塊。但顯然地,農業價值並不是當地漢人移民所重視的,於是施老師依原鄉論的角度,以「維生方式不同」解釋來台移民漢人的空間分布。
  施添福老師的論著不但有效反駁了「先來後到之說」,更別開生面地詮釋了漳、泉、客等台灣漢移民拓墾土地時的選擇與考量,以及台灣閩粵(粵)族群的分布現象。
 

  (二)「國家剝削論」
  
  清初台灣固然地廣人稀,但平原上的土地,多為平埔族所擁有。在解釋漢人移民如何選擇土地維生之後(原鄉論),這些移民取得維生所需土地的過程便是另一項有待詮釋的課題,這也是台灣開發史的重要研究課題。
  民國 77 年 (1988) 施添福老師在竹塹地區(桃、竹、苗)做田野考察,研究清代聚落的發展。從「土牛溝」遺址(即今桃園八德一帶)的發現中,觸動了施老師思考「空間界限(地理疆界)的人文或社會意義」,並追問「清代來臺的漢人如何取得安身立命的土地」此一核心的問題。受益於地理學中,空間傳統對空間意義的多重詮釋之啟發,施老師從探討空間界限之人文社會意義此一角度切入,認為清代的「土牛溝」、「漢番界限」畫分了漢界、番界,漢移民也藉此取得安身立命所需的土地,但隨著這條空間界線的劃分,漢人社會與番人社會的互動更聯結出各種複雜的歷史現象。雖然清代政府對平埔族人有所保障,讓他們保留土地耕作與收租,但朝廷卻同時對之徵收較重的稅賦與要求較多的力役,這其實是對平埔族人進行制度性的剝削。
  施老師不僅關注漢人移民拓墾問題(原鄉論),更透過「國家剝削論」的概念,解釋平埔族與漢人接觸後,被國家雙重剝削的現象。透過竹塹地區、岸裡地域、蘭陽平原、後壠地區等地的實證研究,施老師除了重建當時漢人移民取得土地和建立社會的過程(漢社會),也發現在清代國家對「熟番」社會,進行「重稅」、「重役」的雙重剝削下,土地流失與族人離散的過程(番社會)。施添福老師雙管齊下的描述了清代台灣漢人社會與番人社會的形成,具體為學界呈現清代台灣拓墾的全貌。此一深刻探究族群互動的歷史地理研究,學界或稱之為「國家剝削論」。
  據此研究成果,施老師更進一步推論:各研究區自然環境、歷史過程和人文景觀上之差異,恰可反映臺灣內部的雜異性(即施老師強調的:「臺灣雖是一個島,卻具有多島的性格」);同時,更加肯定以區域性探討為研究趨向的區域地理研究傳統,是值得引進臺灣歷史地理研究的方法取徑。
 

(三)「地域社會論」

  繼之,施老師更進一步思索漢人移民如何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社會這課題,但苦於缺乏合適的分析方法與理論框架。後來受到森正夫教授對於明清江南研究的啟發,認為「地域社 會[4] 的詮釋或許可以體現區域的獨特性,並可用來作為探討地方感與地方認同的理論基礎,以回答「清代來臺的漢人如何在一定的地域上建立和維持一個有秩序的社會」此一核心問題。

施老師的「地域社會」研究,主要由「國家」與「環境」兩個形塑地域社會的內在機制出發,透過地緣的「維生」、「信仰」兩個領域,以及血緣的「姻親」、「宗族」兩個領域的交互分析,來詮釋清代內山的開發(台灣漢人的拓墾過程、漢人與平埔族、原住民間的關係)、日治時期地域社會的結構與空間機制,以及日治時期後山的拓墾過程。
  「原鄉論」、「國家剝削論」、「地域社會論」三個概念的提出,分別代表著施添福老師隨著研究進展,對歷史現象觀察的切入角度與深度的發展。這三個概念分別欲解釋漢移民選擇土地、取得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建立社會群體的過程。施老師強調,其實自己並沒有提出「原鄉論」、「國家剝削論」的說法,這些都是學界同仁概括研究旨趣而提出的概念。至於「地域社會」,則得自日本明清史的研究範式,施老師認為在地域社會的框架下,既能有機的綜合前述兩個概念,復可對台灣各個區域的拓墾、建立社會的過程,提出一個較好的詮釋方式。
 

 

 

四、未來的研究方向

 

  施添福老師已於去年 (2009) 底退休,轉任兼任研究員,但仍持續自己一大堆未完的研究工作。
  施老師總結自己以往的研究旨趣:「原鄉論」主要是處理漢人如何選擇自己居住的區域;「國家剝削論」則在解釋來台漢人如何取得土地的問題;而「地域社會論」所關心的課題,則是有了土地後,漢人如何組成並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社會。
  

  施老師指出,未來的研究主要有三個方向:


(一)清代台灣的基層社會研究

  2007 年 12 月,施添福老師發表〈國家、里堡與地域社會:以清代台灣北部的官治與鄉治為中心〉談清代在台灣如何控制漢人社會的議題後
[5],體會到:若僅研究台灣地區的地方基層制度,而對中國大陸方面相關制度的源流不明,將無法分辨台灣與中國之間在制度上的共通性與特殊性。因此,施老師將研究的範圍擴張到中國史領域,希望能瞭解「清代國家如何控制基層社會,及其與歷代之別」,和「台灣作為清王朝的轄區,其邊疆屬性和中國之異」兩個議題;換言之,將研究清朝與歷代間,及清代的台灣與其他地區的特殊性和共通性。施老師現已發表中國上古至五代的鄉里制度研究論文一篇 [6],未來將繼續補全自宋至近代的探討。


(二)客家與福佬之地域社會研究

  目前施老師仍在進行客委會、交通大學的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計畫
[7],今年已屆最後一年。在此一計畫中,施老師想從族稱演變的角度,探討清代客家族群的多元複雜性,以及移民台灣後,來自各地的客家,建立地域社會的機制與過程,以之作為進一步建構臺灣客家族群發展史的基礎。
  此外,延續客家族群之研究,施老師將以鹿港等地區的福佬聚落為對象,重建福佬人移民台灣的歷史社會文化面貌,用以比較福佬與客家地域社會形成中的關聯與異同。


(三)日治時期的台灣東部拓墾之研究

  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曾對台灣東部實施計畫性移民。施老師的另一個已進行多年的研究課題(不妨暫稱「第二台灣論」)是:探究在不同國家體制下,從西部向東台灣拓墾的「二次移民」,如何受到國家統治的影響而建立起一個地域社會之過程,而國家又如何控制這個多元族群的基層社會。
  但施老師謙稱:「我想相關的研究議題、待解釋的內涵,我的一生大概就只能作到日治時期的日本對台灣東部經略的部分了,台灣的山地(第三台灣)似乎力所未逮
[8] 」。這些研究計畫已在進行,並曾陸續發表論文數篇。「然而,更為細緻的分析,特別是微觀的實證研究,仍有待繼續努力,在我有生之年,也必須完成,我認為這是報答我的父母作為邊區墾荒者的最佳方式,同時也是我報答台東賜給我快樂童年的唯一方式。」

 

 

 

五、對明清研究的建議:回歸歷史研究的核心議題

 

  對於現階段明清研究之發展,施添福老師慨然道:「如果大家捨棄核心領域的耕耘,而不斷擴大邊陲、邊緣課題的研究,將使歷史研究更形雜異化。最後將造成研究者之間難以交流,也無法對話。我並不反對經營歷史的邊緣學科,歷史學應向外擴張,但是我反對的是『捨根本而就邊緣』。因為失去了根本,這些邊緣領域終將無所歸依。」
  施老師續道:「歷史還是有它根本的核心領域。也就是說歷史作為一個學科,還是有它應該耕耘的中心。這些核心領域難道真的過時了嗎?還是現今無法提出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視野?提出不同的觀點,展現不同的視野,就會出現不同的史料。 史料可以永續經營,舊史料也可以具有新意。是因為研究者的視野與觀點不斷的創新!已被發掘的史料,都會因視野的轉變而體現嶄新的價值。所以,歷史中重要的領域如行政沿革、經濟制度、社會組織、典章制度等,是不會過時的,過時的只是我們的視野!史料仍是靜靜的躺在那裡,變動的是心,是學人的觀點與視野」。
  施老師強調,明清學人間的溝通與交流很有必要,但是必須要有個中心作依據,大家應該對明清核心的部分撥出時間關注,如果大家只追求自己的領域,放棄對中心課題的研究,造成研究的零碎化,最終將不知歷史研究的主旨為何,也失去交流的憑據。如同大家都知道年鑑學派長時段的理論,但都忽略在廣闊的歷史海洋中穩定的底層,而追逐海洋表層的波濤浪花。施老師又說:「事實上不只歷史學,現在地理學也面臨著相似的處境,都忘記了作為一個學科最終所應追求的核心,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不只學人間的溝通會產生障礙,學科的發展亦將面臨困境,這點應是學人們所應深思之處,有賴大家的自覺與反省。」

 

 

 


 


[1]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地理研究叢書第 15 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施添福老師表示該書實際的寫作大概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其實是長期田調的觀察與省思的成果。

[2] 施添福老師感嘆當年(民國七十年代)在撰寫《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時國內學術環境與史料的封閉,及文獻蒐集的困難之餘,也對後學推薦此套台灣銀行出版的《台灣文獻叢刊》,認為有志於台灣史研究的學生應該好好的通讀這一套叢書,對未來的學問一定會有幫助。迄今施老師仍以此套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資料來使用。

[3] 「先來後到說」從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之《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已形成,並影響後來對漳、泉、粵民移居台灣分布的特徵及形成此特徵之因素的解釋。此說內容約略是:「在台灣的移墾過程中,由於泉籍居民來台最早,得以優先佔領濱海平原一帶;漳籍居民來台稍遲,只能佔居平原的內緣;而粵籍居民來台最晚,只能墾耕丘陵台地地區。」參見:http://140.115.170.1/Hakkacollege/big5/network/paper
/paper28/32.html

[4] 施老師表示他是在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上,從日本明清史學者森正夫教授的論文〈明清時代江南三角洲的鄉鎮志與地域社會:以清代為中心的考察〉中得到「地域社會」的概念。

[5] 發表於「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研討會,2007 年 12 月 20 - 21 日

[6] 參見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從中國歷史上的鄉里制度談起〉(台北:第二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2009 年)。

[7] 四溪計畫之中港溪計畫,「聚落、建築與族群關係」研究群,「清代臺灣新苗地區的粵人與粵莊」子計劃。

[8] 日治時期所謂「第一台灣」是指台灣西部,中央山脈以西,「番界線」以內的區域,又稱「西台灣」、「表台灣」或「前山」;「第二台灣」是指台灣東部,中央山脈以東,「番界線」以內的區域,又稱「東台灣」、「堨x灣」或「後山」;「第三台灣」是指台灣中央山脈,「番界線」以外的區域,又稱「山地台灣」、「番界」、「番地」或「內山」。參閱施添福,〈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東部台灣:第二台灣的論述〉(台北:台灣社會經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慶祝王世慶先生七五華誕,2003),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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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孟安 劉威志 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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