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專訪

司徒琳 教授

中央大學歷史所客座教授     前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歷史系教授

 

        本期「學人專訪」有幸邀請到客座於中央大學歷史所的司徒琳教授 (Lynn A. Struve)。司徒琳教授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為:十七世纪的政治與思想史、東亞與世界史研究、中國研究文獻學與史料學。最為中文學界熟知的是已有中譯本的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中譯:《南明史》,上海古籍,1992)。由於司徒老師還得搶時間進國圖古籍善本室讀書,我們只有非常不好意思的壓縮老師用餐時間,選於在熙來攘往的附設餐廳進行訪問。

 

 

學思歷程:研究明清之際的因緣

接洽訪談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發現司徒老師的中文發音非常標準而道地,似乎像是在華人世界居住了許多年的樣子。點完餐點並架好器材後,司徒老師就先對我們這樣的「訝異」作解答。

司徒老師說自己從小學開始,就體會到要理解他國之文明,學習該國語言,是最快速、有效的「工具」。從另一個角度說,一般人常因侷限在固有語言系統 (language system) 裡,而制約了自己的思想。老師回憶道,高中時已經曉得語意學 (linguistic semantics),的重要性,就讀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一年級時,便選修了語意學的入門課,當時所用教材為早川一會 (S.I. Hayakawa, 1906-1992) 的經典讀本,學期課程未終,司徒老師便決定,要好好學會一門非印歐語系的語言。

而之所以選擇中文,緣於多方面的考量。首先,考量到未來的發展。司徒老師認為當時美國與中國大陸雖然還處於敵對,但她預測該二國互相封鎖的情況並不會繼續太久,或許在自己完成碩士或博士學位時,僵局便能破解,屆時美國會需要一些懂得中文的人才;其次,是年輕的司徒老師對美國國內保守反共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1940-50)的反感。雖然六零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已漸消弭,但華盛頓大學的幾位教授如 France Michael 被整肅的餘波依舊盪漾,為了「反『反共』」,老師笑說,「我就決定學習中文」。還有一點促因,就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為當時美國九個東亞研究的重心之一,並與台灣大學的史丹福中心 (Stanford Center) 有合作,因此華盛頓大學對學習中文提供了最佳的環境。司徒老師說,猶記當時師資陣容極其堅強:自己最早的中文老師是嚴復 (1854-1921) 的孫女 Isabella Yen (1912-1991),而整個中文學程的負責人是李方桂 教授 (1902-1987),「司徒琳」,便是李方桂老師所命名。此外,還有許多基金會與政府的資助,司徒老師的暑假都赴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與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研習,同時也曾在台灣史丹福中心學習一年 (1965-1966)。那幾年裡,司徒教授得與蕭公權 教授 (1897-1981) 學習「文言文」。也與 Hellmut Wilhelm 教授 (1905-1990) 學會如何利用中文參考書籍,同時也開始學習日文。

大學時期,司徒教授把興趣與心力都放在語言學習上。碩士學位期間,選擇「區域研究」學程 (Area Studies),自認如此一來可以避免各學科內語言的教條與束縛,無學科侷限的問題。直到面臨申請博士班之際,因無「區域研究」的學程,再次面臨學科選擇,司徒老師回憶道,當時自以為只有文學與歷史兩個學科在語彙方面最為自由,沒有特定之術語 (jargon, terminology),遂將選擇鎖定在此二種專業上,至於為何最後選擇了歷史,司徒教授戲稱「很幸運地,當時我對文學有個錯誤的看法,即以為自身的文學造詣需超過所研究的作品方有資格進行文學批評,而我自認沒有什麼文采,因此便選擇了歷史做職志。也正因為選擇了歷史,才沒陷入 “New Criticism” 及結構主義的泥沼中。」司徒老師又補充道,自己的確覺得歷史研究的詞彙與選題較為自由,而中國歷史的長河更是海闊天空,當初對文學的錯誤認知,反倒使後來的研究寬廣愉快,「就像莊子的〈消遙遊〉般」,司徒老師愉快的說道。

取得碩士學位後,司徒老師赴日學習日文,為期約八九個月,後以經濟故,無以為繼,遂轉學至台灣。當時,司徒教授的太老師屈萬里院士,熱心地安排她住在中研院院內蔡元培館裡。在院的兩三年光陰中,司徒老師藉由一台小打字機及複寫紙,完成了博士論文。論文的內容與方向,即教授的第二本著作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明清之爭:史學史與資料指南)之雛形。

司徒老師表示,打自碩士生時,便對傳統的知識社會學 (sociology of knowledge) 感到興趣,遂想以中國歷史上那些官方控制力下降,且(民間)歷史文獻紀錄不虞匱乏的時代作深入探討,而明清之際,正是知識社會學的典型研究對象。所以司徒老師最初研究南明,初衷並非撰寫南明史,而僅為作知識社會學的個案研究而已。至以研究南明史為職志,乃在完成博士論文 後不久,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牟復禮教授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請司徒教授編寫劍橋中國史的南明部分,方自認踏入「南明史」研究的殿堂。司徒老師說,《劍橋中國史》的撰寫方法是作者必須在融會史事後,濃縮成有限的篇章。為了能有效的掌握基礎史料,自己便從基礎史料研究與評析做起,該工作持續多年,對於資料的研究與評析,後來匯積成書,便是 The Ming-Qing Conflict。此外,由於司徒老師也從翻譯中磨出興趣,選輯些有趣史料翻譯,逐漸寫成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 Jaws 一書。此書在美國漢學界,因常受任課教師引為教材,而頗負盛名。

 

 

對台灣歷史教育的建言

 雖然司徒教授來台客座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從話語中,能感覺得到教授對於教導台灣學生的熱情、用心與投入。同時,在司徒教授的眼中,台灣的研究學生不僅有強烈的學習興趣與動機、專注於課業,並且普遍具備相當的學術寫作能力。「我很喜歡這些學生。他們很用功,而且,不挑剔我的中文。」教授幽默地說。由於司徒教授的用心與投入,教授對於台灣的歷史教育,有著深刻的體會。教授覺得,相較於美國的歷史教學與研究範疇,台灣歷史系所課程之安排顯得較狹隘,且侷限於中國史。認為,若要做好中國史的研究,必須對世界其他區域同時期之發展,投以同樣的觀注與比較能力。「尤其是明清時期」,司徒老師指出,「世界因西方地理大發現之故,全球關聯漸趨緊密,研究此一時期,更不能缺少宏觀的視野」。而老師以自己的教學經驗作比較,發現台灣學生對世界史地都頗為陌生,老師自己簡單歸納出兩項原因,一方面是台灣學生習慣用中文發音學習國外地名,一旦乍讀英文地名,竟杳不知所從出。從此問題延伸出去,語言學習也是問題,台灣所謂的外語學習,多僅限英語,其他語言的學習成效既受限,對於那些地區文化與歷史的理解,自然單薄錯謬。另一方面,學生的學習過程中,知識的來源多屬中國本位,對世界了解的太少且刻版(老師舉例道,如學生所謂的世界史,其實就是簡單的西方斷代史、西方文明史等等),這都是限縮學生認知之由。即如清代有 18 行省,學生們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江南或漢人聚集的區域,對於其餘周邊的青海、蒙古、西藏、朝鮮等地,他們或許也有興趣,但卻無力進行研究。

此外,司徒教授又指出,台灣將歷史學門歸類為人文學科,所以歷史研究帶有種「文義」的概念,強調文本,掌握材料與題目選擇多採用人文的途徑 (approach),而較少利用科學知識、社會科學方法或計量方法作研究,反倒是其他科系的學人偶有使用相關社科方法研究歷史。影響之下,學生縱然對許多的新議題感興趣,但卻無法切入。如環境史議題,傳統中國的作法多由地方志著手,找尋環境變遷材料,但這仍屬文本範疇,其實應有許多科學方法可供利用。對照觀之,中國大陸歷史研究歸門於社會科學,基本制度上便已視史學為科學;司徒老師表示,自己的治學方法,雖屬較人文性的研究途徑,但如遇見新的議題或材料上的瓶頸,還是會選擇放棄文本研究,而採取其他(社科)的研究途徑。比如司徒教授正在進行「夢」的研究,便已花了許多時間涉獵科學、醫學等方面的知識,從科學的立場理解作夢的過程,諸如腦科學、神經科學、認知心理學等等,奠定自己對夢認識的基礎,之後再閱讀文本資料。所以,司徒教授建議能讓台灣的學生能多多去學習外系的課程、外國的語文,增進研究所需的基礎知識、能力與寬廣的視野。

至於使用歷史材料方面。司徒教授認為,時至今日,年輕的研究者、學生都過於習慣使用已出版的、已整理的材料作研究,缺乏看原書、原始文件的習慣與能力。往往某一古籍的標點本出版後,相關的碩士論文便雨後春筍的出現,教授續說,「本來,有這些標點過的、打好字的文件來讓學生使用是好事,但是一旦讓學生養成依賴的習慣、失去自己判斷、研讀原典的能力,是很不好的」,頓了噸,司徒老師感嘆道,最近利用中研院漢籍資料庫、清實錄進行研究,卻驚訝地發現這些古籍的標點作得非常差,錯誤百出,那些不熟悉原典的學生,使用這些材料作研究,難保不跟著出錯。另外,因為使用電子資料庫而培養出的閱讀習慣,資料搜索變得分散、片段,不知全書的脈絡,司徒教授嘆道,「或許,是時代變了。」她認為,這些新的工具的確有效,但是也不能忘記舊的方法,自然,對學生而言既要學新,也要會舊,加上俗務分心,真不容易。只是司徒老師微笑了一下,說「不過現在的學生,也有他們特殊的一面,尤其表現在對於視覺圖像的理解力方面。像是我教的年輕大學生,他們對於視覺材料的學習異常的好。……能瞭解、分析,然後解釋相當複雜的圖像。……但是對於文字的掌握能力卻遠遠不如圖像。從前我在美國使用很多的幻燈片作教學輔助,頗受學生歡迎。大概這對他們來說,是最直接的學習方式」因此,司徒教授認為教授們其實要適應與遷就這些新世代的學生。

不過,當談論的對象換到研究生時,司徒教授認為,狀況則不可同一而語。研究生階段其實是從學生過渡到學者的階段,她覺得台灣有些碩士生寫論文時往往還停留在交報告的習慣,所以加強學術間的比較討論,提高對學術動態的認知,才是養成學者的過程。另外學生寫論文或報告,總認定教授是唯一「讀者」。司徒教授認為學生們撰文前應設想「讀者」是學術的群眾,而不僅是為老師寫篇論文。

此外,針對以就業為導向的歷史所碩士生,司徒老師說:「像中大歷史所並無博士學程。大部分的學生,只想取得碩士學位後在中學教書。若想繼續深造者便會到其他學校繼續學業。」因此司徒老師感覺,現在碩士生的歷史訓練,對於養成高中歷史老師,其實並不適合,因為高中歷史老師其實不需要有文本的精細研究能力。相反的,高中老師需要的是寬廣的歷史知識,以及強烈的意識知道什麼對學生而言是有趣的。但是,台灣的歷史所不教導學生如何去教學,而是教導他們如何研究。反之,對於那些有能力、真心想追求博士的碩士生,則當要求他們的學術研究能力。

 

 

大學校、小學校?對台灣高等院校的看法 

司徒教授指出,台灣的大學,大多都是中小型的,學生間的距離比較近,學生與教授的關係也較密切,的確是好處。但是,因為體制小,學校能給出的課程相較就很有限。雖然學校也鼓勵學生跨校選課,但對於學生,實為時間上與交通上的負擔。司徒教授認為這樣很難集中學術資源。「像在 Indiana University,共有八個校園,學生總數上達八萬,歷史系的教授數量不在 55 位以下。因此,學術資源集中而又全面,眾教授的專業幾乎涵蓋全世界的各個地域。這樣的環境裡,學生的選擇就能廣。」司徒教授覺得客座的中大,位置相對於台大是隔離的,但是坐立在小山丘上,非常美麗宜人,對於學生的學習非常好,有集中注意力之助。「但是,學術資源是個問題。……許多文史資料庫或文學方面的書籍都缺少,關於中國文學的西文書籍尤甚。雖然清大、交大或能與中大互補,但館際合作制度曠日費時,有時倒不如親自跑一趟……」教授就親身經驗指出學校環境對學生與研究會造成的不便。「總而言之,有些學生喜歡很多人的大校園,但也有人喜歡小校園。若台灣也能讓學生有更多選擇,我想會更好。」

 

 

台灣明清研究的優勢與展望 

針對台灣明清研究的未來發展而言,司徒老師建議應多發展清代與內亞關係的研究,如清代與西藏、新疆、蒙古關係等研究,而不要只把這些研究歸屬到民族學的範疇。司徒教授認為,台灣的歷史學家雖咸體認到習得這些地區語言的重要性,但卻鮮少有學習滿文、蒙古、回文或是藏文者。或許有些學人認為使用中譯文件便足以應付。「這顯然是不夠的,老師舉例道,譬如研究海洋史,便需學會十六、七世紀的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或是拉丁文等古代外文。

司徒教授認為台灣的明清研究,在環境與發展成就上,都非常好。譬如故宮庋藏材料豐富,滿學研究有長久傳統,中央研究院以及各大學都有研究研究明清各面向或領域的專門學者,司徒教授舉例道,如黃一農教授就是能直接引用第一手外文材料的學者。而明清時期士大夫階層、經濟、社會、文化等的研究,如澎生先生便做得非常好。此外,台灣很多學人都曾留學歐美,能援用西方觀點來詮釋文本,能提出較新的觀念,再者,像是耶魯大學博士王璦玲教授,對於戲曲的研究,不但是深入,自己也能唱、演,這些學者與西方學者間的溝通,毫無障礙。就此,台灣真是非常適合明清文史研究者的環境。

「當然」,司徒教授續道,「這些軟硬體設備與人才,大陸也慢慢發展起來。越來越多國外留學的學者回到大陸,逐漸在大陸各地建立起學術地位。或許再過十年,我們(筆者按:歐美學者)跟大陸學者之間的往來,就會和跟台灣學者之間的往來,一樣的自由。」由此,司徒教授指出,台灣與中國大陸相比,尚有一優勢為大陸目前無法比擬者,此即為學術界擁有充分的自由。不過,台灣要保持優勢,應該仍要多多注意到中國的勢態。誠如司徒教授所說「因為我們正進入一個不只是跨學科、而且是跨邊界的學術時代。不習慣於跨邊界、或是沒有跨邊界的技術,就無法發達起來。」

 

後記:非常感謝司徒教授在結束客座教授職務後、離台前的百忙之中,抽空接受了我們的採訪。在我們採訪之後,教授又趕緊回到國家圖書館,繼續研讀資料。 而數天之後,司徒教授便翩然離台了。由衷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教授能再次訪台,讓更多的學子有機會一睹教授風采,如沐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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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孟安 黃咨玄 劉威志 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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