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義教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先後任教於臺灣大學、世新大學。現任世新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大學特聘研究講座教授；學術和教學範圍以戲曲為主體，俗文學、韻文學和民俗藝術為羽翼。學術論著有《戲曲學》、《戲曲歌樂基礎之建構》、《戲曲劇種演進史考述》、《戲曲腔調新探》、《俗文學概論》等二十數種。曾榮獲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四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國家學術獎、國家講座教授、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曾赴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史丹佛大學、萊頓大學為訪問學人，赴魯爾大學、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外國語大學、武漢大學、河南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黑龍江大學等校為客座教授。2014 年當選第 30 屆中央研究院院士，2016 年獲馬英九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肯定長年所成就之文化貢獻。
求學之路與戲曲研究
曾教授回憶起臺大求學生涯，開頭第一句是：災難的時代，也是大師雲集的時代。歷史的波折意外造就六零年代臺大中文系人文薈萃，而曾教授有幸躬逢其盛。
曾教授自言是個鄉下孩子，進了臺南一中。當時臺南一中學生以考醫科、理工科著稱。曾教授擅長理化，喜好文學，但是英文並非他的強項和興趣所在，所以當高中開始推行文理分組時，曾教授選擇沒有英文的科系，成為南一中創校以來第一位以中文系為第一志願的學生。進入臺大中文系後，曾教授很快意識到當時授課的老師們，個個皆是一時碩彥：屈萬里教授 (1907-1979) 教經學、鄭騫教授 (1906-1991) 和張敬教授 (1912-1997) 教韻文學、洪炎秋教授 (1899-1980) 教文學概論、戴君仁教授 (1901-1978) 教理學與詩學、孔德成教授 (1920-2008) 教禮經和金文、王叔岷教授 (1914-2008) 教子書和斠讎學、董作賓教授 (1895-1963) 教甲骨文、董同龢教授 (1911-1963) 教語言學、毛子水教授 (1893-1988) 教《說文》和《論語》、許世瑛教授 (1910-1972) 教聲韻學和文法。而臺靜農教授 (1902-1990) 不僅教中國文學史，且長期擔任系主任，為全系師生守護、經營安定融洽的教學研究環境，是人格學術的領導者。因此曾教授沒有趕搭當時傾向「實用」的轉系熱潮，反而更決心要親炙各門大師，「像蜜蜂一樣」吸取各家精華。
整個大學時期曾教授確實「平均發展」，修習的每一科目成績皆優異，也以榜首考上研究所。我們詢問為何走上戲曲研究之路，曾教授笑答其實有些偶然：1964 年 7 月曾教授軍旅退伍，從馬祖回到學校上研究所，在系上走廊第一個就碰到向來特別關心後輩，會和學生打成一片的張敬老師，一陣親切欣喜之下，曾教授脫口而出：「請老師指導我論文。」張敬老師也欣然答應。就這麼開始了一段溫暖師生情誼和曾教授的戲曲人生。
當時臺大中文系並沒有戲曲課。但是張敬教授的整個研究室都是戲曲劇本，而且她非常珍視這位新收的徒兒，拿出她認為集戲曲大成的《長生殿》帶著曾教授研讀，逐字逐句講解。戲曲對於張教授而言不僅是研究課題，也是她深愛的藝術形式，當時大陸來臺文人常有崑曲聚會，張教授自然也帶著徒兒參加這些曲會、上劇院看戲，將案頭文學轉換為場上聆賞，結合研究室裡的知性解讀和樂音流動中的感性體驗。不久後鄭騫教授從香港新亞研究所返臺，曾教授的碩博士論文因此獲得張、鄭兩位教授共同指導。
既然從讀《長生殿》入門，以此作為論文題目，看似水到渠成。然而「《長生殿》研究該怎麼個研究法？」這個問題曾教授倒是費了不少思量。當時張、鄭兩位教授的戲曲論著，皆重在曲籍及其版本目錄考證，對於戲曲文學、藝術性的探討還在起步。戲曲學領域還有哪些其他可能？也仍有待探索。儘管如此，曾教授卻從閱讀、校對老師們的文章中受益良多。特別是當時校讀鄭教授花了二十年功夫撰寫的《北曲新譜》，每個標點、平仄符號都不能出錯，否則曲譜的音韻節奏標示便不正確。曾教授力求仔細無誤，在這樣看似細瑣的笨功夫之中，逐步深入領會古典戲曲的聲韻結構。他又注意到，鄭教授治學乃是匯通詩詞曲之韻文學脈絡，以乾嘉考據學的扎實工夫做底子，故期許自身的學術養成也當先從「築基」開始。當年進行《長生殿》研究之初，便是先找出其各種版本、曲譜、曲律加以斠讎。
此外，曾教授閱讀王國維 (1877-1927) 《宋元戲曲史》，領悟到這部精要之作其實是奠定在十個子題研究的基礎上：例如寫一部戲曲史首先要理清有哪些曲目材料，因此王氏先整理《曲錄》；再來考慮演員的問題，於是編《優語錄》；為能把握戲曲的音樂面向，作《唐宋大曲考》；考察戲曲腳色的形成演變，作《古劇腳色考》等。曾教授估計這些子題研究加總不下數十萬字，王氏最後從中提取精華，撰成四、五萬字的《宋元戲曲史》。
受此法啟發，曾教授的學位論文《洪昇及其長生殿研究》便也採先分部研究，後整合成說的做法。先從洪昇家世生平著手，以十萬字勾勒出相對完整的《洪昉思年譜》，後來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為《清洪昉思先生昇年譜》。而《長生殿》講述的既是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從歷史人物流播到民間，這演變過程中所涉及的筆記叢談、史傳、詩詞，自然必須考察。曾教授從中分析楊妃故事在哪些歷史環境和文學作品之中，發生關鍵性轉折，逐步形成明清之後的面貌，成為戲曲「主題學」研究的前驅，而為〈楊妃故事的發展及其相關之文學〉，凡二萬餘言。其後曾教授開創了「歷史人物的民間造型」以及「民族故事的基型、形成與發展」的研究論題，指導洪淑苓、丁肇琴、張谷良去研究關公、包公、諸葛亮，便是由此而來。
而曾教授做《長生殿》斠律時，臺大中文系第九研究室的長桌上，滿滿攤開各種當時可以搜集到的相關曲譜、版本。在比對的過程中，一方面相近的模式清晰可見，是為規律；另方面變異例外也格外明顯，觸發比對者思考曲家為何不循正律而選擇如此求變。就這樣，曾教授對於曲牌格律的原理、規律及變化、語言和音樂的關係，有了深刻的體悟和把握。往後曾教授分析戲曲句法和正、襯字及探討詞情、聲情，乃至歌樂間的關係，總是別有會心、見解獨到，實得益於當時這番死工夫。最後，曾教授將張敬教授繼承許之衡 (1877-1935)、王季烈 (1873-1952) 兩位先生的「排場說」進一步發揚光大。相對於早期分析中國傳統戲曲結構，多認為結構就是故事情節，曾教授看出張敬教授所談的排場，也是戲曲結構不可或缺的要素。應該說故事情節只是內在結構的核心，它的完成則在排場，亦即故事情節要透過什麼樣角色、音樂，營造何種氣氛，加以推動、呈現。如此通盤考慮來談「結構」，才能展現戲曲不只是文字文本，而是藝術有機體的特質。於是曾教授把「排場」視為內在結構，「體製規律」視作外在結構。外在結構可以制約內在結構，外在結構定製定型，內在結構由劇作家自行藝術處理。從而為戲曲藝術創發了完整的「結構說」。
這些從指導老師們的親身帶領、前輩學者的著作學風中，默默觀察、體會、磨練、揣摩出來的心得、方法和理論，成為曾教授往後數十年持續開展、深化研究的根本基石。曾教授語重心長地說：戲曲常被誤認為是小道，但其實是門複雜的學問。它的構成元素複雜，牽涉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中的韻文學，以及歌樂、舞蹈、表演形式（唱唸做打）、劇種的演進沒落、腳色傳統的發展、腔調流傳與地方化的關係等等。自研究生時代至今，曾教授一直致力於完善學界對於戲曲各元素、面向的了解，以寫出一部完整的中國戲曲史為目標。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曾教授持續不斷整理相關文獻，從中考辨源流，釐清戲曲學界長期含混不明、莫衷一是的概念，包括戲劇／戲曲之分、小戲／大戲之別、中國戲曲的源生、宋元明北曲雜劇和南曲戲文的發展交化、劇種的概念如何定義等。之後投入俗文學研究，廣泛接觸民間曲藝團體，得以親見不少傳統劇種「活化石」仍維持古法演出。文獻記述與田野實地考察彼此參照，使曾教授對於地方劇種原生、演變的狀態，領略又更深一層。[1]
為了完成這麼一部戲曲史，曾老師說：「我已經準備五十年了。」這部曾教授正在撰寫的集大成之作——《戲曲演進史》，得到科技部「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支持，希望在五年內能完成。規劃以戲曲劇種的演進史為骨幹，戲曲的文學特質、藝術表現、理論體系為血肉，另外評述名家劇本為肌理。目前已完成或整理《導論編》、《淵源小戲編》、《宋元明南曲戲文編》、《金元明北曲雜劇編》、《明清南雜劇編》、《近現代戲曲編》、《偶戲編》，正在撰述的是《明清戲曲背景編》、《明清傳奇編》、《結論編》。
治俗文學與行走江湖
曾教授又提到，專研「三禮」的孔德成教授對自己亦影響頗深，並回憶起當年的一段師生對話：
有天在第五研究室，我忍不住問孔老師：「老師啊，怎麼經書您都能熟記背誦，隨口
引用？」
孔老師笑答：「都是『打』出來的呀！」
我就和老師玩笑：「您是『聖人』，誰敢打您？」
幽默問答後，孔老師認真說道：「永義啊，我雖教的是禮經，但事實上還必須先通達
其他的經書，因為禮經與其他諸經是一整個系統，關涉中國古代的政治、社會、文化。
另外經書要研究通透，除了經學本行以外，考古學、古器物學、古文字學、民俗學都
需要兼通，才治得了這一門學問啊！」
孔教授碩學鴻儒，為孔子七十七代嫡孫，對待學生之寬厚，師生間之親和，由此可見一斑。曾教授經此一席話更了解孔教授禮學研究之「精」，乃是以其學問之「博」作為支撐，同時又反思自己當時所受的訓練，經學、子學、文字、聲韻、古典詩詞韻文學已有基礎，但俗文學和戲曲的成立關係密不可分，且成長於民間藝術之中，這部分亦當涉獵不可偏廢。
之後，1973 年曾教授奉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屈萬里教授之命，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俗文學資料分類編目工作」，由此機緣開始開展俗文學的研究與教學。當時史語所收藏了一萬多種的大批俗文學資料，這批資料自民國初年「北大歌謠研究會」時期，由劉半農 (1891-1934)、李家瑞 (1895-1975) 師生等學者陸續從民間徵集而來。其時代最早在乾隆年間，最晚到九一八事變前；內容極為豐富，涵蓋清代民初中國各地娛樂文化諸多面向，實為研究民間藝文生活史、社會文化史的珍貴材料。但由於未經分類，裝訂錯雜，又無目錄，難以為學者所運用。當時曾教授評估，若要使這批龐大的材料便於學界利用，恐怕需要將之分門別類重新裝訂。徵得屈教授同意後，曾教授便開始帶領學者和研究生進行整理、分類和編目工作，將之分為戲劇、說唱、雜曲、雜耍、徒歌、及雜著等六大部屬，底下再分出一百五十七類、一萬零八百零一種、一萬四千八百六十目，並為每一屬、類寫簡介短序。
如此龐大的編目整理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力才能堅持完成。期間為了讓協助的研究生工作起來更有目標，曾教授建議陳錦釗，指導曾子良、陳芳英幾位分以說唱文學、寶卷、目連戲為題完成博碩士論文，建立起不同於大陸觀點之俗文學研究新範疇。整個團隊費時四年工作告一段落。當時曾教授撰文投稿聯合報副刊介紹這批材料，原本中規中矩自命題為〈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學資料之分類編目與整理〉，時任主編的瘂弦先生將之改題為〈為俗文學掘下第一鋤〉，亦是認識到這項整理工作的貢獻。曾教授後於 1980 年撰成《說俗文學》二十六萬言；又於 1996 年受教育部委託，完成《俗文學教材與研究資料》之編輯：於 2003 年撰成《俗文學概論》六十餘萬言，都是立基於當年一頁一頁經手整理這批資料所累積的見識和功夫。其中受張敬教授〈中國文字應用的諧趣〉一文啟發，專闢章節討論對聯、酒令、笑話、文字遊戲，注意到這類遊戲型文學起於文士的機智風雅，風行於歌樓舞榭，後來也流入群眾生活，成為「俗文學」的一環；並提出「民族故事」與「影子人物」說；皆可說開展了俗文學的研究範圍。
中研院史語所俗文學資料的編目，活化了這一批資料的價值與意義，曾教授也在整理的過程中，開始留心臺灣的民間藝術。具體機緣是因為和音樂家，也是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創辦人許常惠教授 (1929-2001) 相識，兩人一見如故，曾教授也就自然而然受邀參與基金會擔任董事。當時許教授致力於臺灣民族音樂（包括原住民音樂和漢民族傳統音樂）的調查採集和整理研究，曾教授則帶入民間文學藝術的多樣貌內涵，畢竟戲曲、說唱、南管、北管、大小戲、偶戲、民族舞蹈種種表演形式皆離不開音樂；兩人合作而展開「民俗藝術運動」。八零年代起曾教授執行臺灣民俗藝術之全面調查與鑑定，為文建會連續製作四屆「民間劇場」(1983-1986)，規畫「高雄市民俗技藝園」(1986)，帶領表演藝術團隊出國巡演作「文化輸出」（迄 2002）。2000 年許常惠教授出任國家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曾教授繼任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到 2008 年六月辭去董事長職務，投入民俗藝術的維護推廣共三十餘年。
實際運作上，曾教授鼓勵董事們各自發揮所長，獨當一面，當時如李豐楙之宗教文化、蔡麗華之民族舞蹈、施德玉之戲曲音樂、陳勝福之歌仔戲、呂錘寬之南北管、洪惟助之崑曲、周理悧之西樂、吳騰達之雜技、林明德之楹聯、吳明德之偶戲等等，曾教授則負責戲曲和俗文學。
除了董事們之間的互助合作，「走江湖」多年與民間藝人締結了豐厚的情誼，曾教授至今仍珍視而說道：「人的情意越純樸，越真實」。面對藝術工作者以誠相待，曾老師為這些一身是寶的民間藝人設想也是不遺餘力。不但將民間藝人引介到校園做示範表演，更從社會地位、經濟條件兩方面改善提昇，力薦藝人榮膺民間藝師，推動薪傳獎及補助。曾教授回憶當時得到臺大的支持，每週六邀請民間藝人到文學院演講並示範演出，吸引相當多年輕學子前來觀賞，講廳總是座無虛席。透過這些方式表達對於民間藝術的尊重，引發民間藝師益加自重，愛惜羽毛，其絕活自然盡出；觀眾嘆賞，民間藝術的生命也就能得到傳承。這是曾教授當時深切的體會。也因此大專校園之中，亦成立各種民間藝術團體。
這些民間采風，江湖奔走的人脈積累，使曾教授得以接受文建會委託，主持四屆的「民間劇場」，號召全臺演藝團隊在臺北青年公園廣場奏技，百藝競陳，觀眾達百萬人次。1988 年適逢大甲鎮瀾宮新建竣工，舉行盛大的「戊辰年慶成祈安建醮」，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便居中協調文建會「民間劇場」下鄉，同樣由曾教授擔任「民俗才藝活動」的製作人，規劃自 12 月 4 至 10 日共 7 天傳統藝術表演 32 項 58 場，民俗技藝展示 52 個攤位，將整個大甲地區擠得水洩不通。當時各項節目分配：師大許常惠教授負責民樂說唱組，輔大林明德教授負責大戲，政大李豐楙教授負責科儀，臺東師院吳騰達教授負責雜技小戲，輔大莊伯和教授負責民俗工藝，將宮廟的宗教建醮和傳統的民俗藝術打造成聖俗共享，娛神娛人的「民間劇場」。採訪當天曾教授談到李豐楙教授學術、田野兼精，嫻熟道教儀式，指導現場科儀，如魚得水，津津樂道，頗有惺惺相惜之意。
曾教授對臺灣民俗藝術的發揚不限於國內，更主張「以民族藝術作文化輸出」，親率布袋戲團、民族舞團、歌仔戲團、國樂團、南管樂團等遠赴歐、美、韓、日、中美、東南亞、澳洲、南非、大陸作巡迴演出，宣揚民族藝術文化。曾教授回憶率團經歷，在臺灣國際政治不明朗的大環境下，披荊斬棘、排除萬難，讓臺灣的藝術文化散播到世界各地。
曾教授的「江湖事業」興盛之際，不免引發部分師友的關心而有「收心」之勸。但孔德成、鄭騫和臺靜農三位老師卻是支持的，認為學院中的研究和實地的藝文參與可以並行。曾教授自言，這些走出校園參與民間的經驗，從中收穫實多。一方面，需要籌劃活動時，基金會中的同好朋友，往往一經號召，大家路邊攤喝個小酒吃些滷菜，工作便分配完成分頭執行。需要集資時，身為「酒党」党魁，結交四方的曾教授登高一呼，朋友也多熱心響應。眾人透過文化活動齊力將臺灣推向國際，弟兄相挺的情誼，「書生報國」的豪氣，海外觀眾受精湛藝術感動發出的掌聲喝采，都是無價而珍貴的報償。
另方面，曾教授用「另一種學問」形容「走江湖」對於其學術的觸發和滋養。曾教授游走於民間劇場見到薈萃各門藝術的表演形式，思欲對其源流做一番考索，便撰寫了〈宋元瓦舍勾欄及其樂戶書會〉一文，試圖描述、再現宋元民間劇場。從戲曲田野調查中，曾教授發現同一時空之下，同一類型的民間藝術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式：有些停滯過時，因而保留了「原生態」，極有助於研究劇種早期樣貌，曾教授稱之為「動態文化標本」；有些吸納地方氣息活躍民間，如早期的明華園；再有些則進入影視媒體，蛻變轉型。曾教授於宜蘭羅東發現保留了原生態的歌仔戲班，乃與其門下林鶴宜教授協力加以研究保存，並將當時赴各地調查的結果撰寫成《臺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1988) 一書，是當時第一本研究臺灣歌仔戲的專著。除此之外，曾教授也率領學生和友人普查全臺民俗技藝諸如：歌仔、南北管、高甲、車鼓、布袋、傀儡、皮影等戲曲，並赴大陸閩、粵、滇、黔、桂、陜、甘、晉、豫、徽、齊、湘、鄂、贛等各省進行戲曲考察交流。這些閱歷之後集結成書，有《說民藝》(1987)、《戲曲經眼錄》(2002)、《地方戲曲概論》(2011) 諸作。
也許可以說，民間江湖與學術殿堂是曾教授學問裡頭兩條交融的血脈。戲曲是活的藝術。曾教授透過深厚的文獻基礎、考證功力，追溯現存傳統戲曲發展的來龍去脈；復又以戲曲田野中得到的體悟，回頭深化對於文獻記載的理解，盡力呈現、重構曾經承載豐富情感，音樂、舞蹈、氣韻流動的古典戲曲世界。也因此，他研究戲曲，於文獻之外，也很注重考古文物和田野訪查乃至於劇場觀賞所得的資料。
文人風雅與人間愉快
藝文創作是曾教授在研究工作之外的自我抒發，粗略統計劇本有 21 種、舊詩千數百首、散文四百餘篇、序文近八十萬言，論數量不在少數，但曾教授笑言：「我不是詩人，不是散文家，不是劇作家。」不論是散文、舊詩、劇本，曾教授自言都是「油然而起，抒懷寫抱」。
曾教授的戲曲劇本創作始於 1986 年，馬水龍教授 (1939-2015) 主動提出合作邀約，兩人不約而同選擇《霸王虞姬》這個題材，由曾教授編寫劇本，馬水龍教授作曲的《霸王虞姬》歌劇，1997 年在基隆文化中心亞洲藝術節首演。其後國光劇團的柯基良團長 (1946-2017) 提出「臺灣三部曲」的編劇邀約，曾教授參與三部曲之二的《鄭成功與臺灣》京劇編劇，並為國光劇團執筆《牛郎織女天狼星》京劇、《梁山伯與祝英臺》崑劇，其後為戲曲學院京劇團寫《射天》京劇，皆在國家劇院演出；爾後陸續受到戲曲學院京崑劇團、臺灣豫劇團、廣西京劇團、江蘇省崑劇院、北京崑劇院等委託編劇，總計 21 種，含崑劇 9 種、京劇 8 種、豫劇 1 種、歌仔戲 1 種、中國現代歌劇 2 種。其中之崑劇《梁祝》、《孟姜女》、《李香君》、《蔡文姬》、豫劇《慈禧與珍妃》皆巡迴兩岸演出。
曾教授乃性情中人。生活中有所感觸，往往一揮而就，隨興而至，未必琢磨文字。早期寫散文，但求人間瀟灑自娛。寫舊詩，或與友人遊山玩水之際隨口吟詠而出，或授課黑板上一揮而就，或餐敘席間感友人情厚即席創作致贈，自己並不留存。直到後來某次，友人將詩抄寫在字條上，曾教授重讀詩中當時紀錄的情景雜感，回憶浮現，於是發覺將寫詩當作生活紀錄，也有其趣味，又想到李賀「即書投囊」，自己有牛皮紙袋，往後便將詩寫在大大小小隨手可得的紙條上，投入紙袋。二十年下來累計舊詩一千數百首。近期由於疫情，曾教授想念未能謀面的朋友，便將「防疫」心情寫成詩歌寄與諸友，其直率性格如是。
在學術論著、民俗工作、藝文創作外，曾教授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創立的「酒党」及「党魁」身分。曾教授特別強調，「酒党」之「党」的寫法，乃是「尚人不尚黑」，「講究人品人格人性人情人趣人味，鄙棄黑心黑手黑道黑幕黑金黑權」，「人間愉快」乃酒党創党宗旨。
然而在三個小時的採訪內，其實無法請曾教授將「酒党」的來龍去脈、風雅逸事都交待完畢，只能就採訪內容中曾教授所提及的人際遇合，因觥籌交錯而融匯的人情互動中，略覽「酒党」的風華。
比方曾教授學生時期，和師長把酒快意，和同學沾酒取樂，同享「以酒侑食」的人情溫暖。比方曾教授從事民間技藝調查，田野訪問過程中接觸到形形色色人物，率領劇團海外衝州撞府，能夠讓民間藝人傾囊相授，無非就是通過酒党党魁的角色拉近彼此距離，從而推心置腹，建立情誼，共同完成每一次的文化事業。又比方參與兩岸學術活動，不論當局的政治情勢為何，曾教授都能憑借著「酒党」消弭外在隔閡，與學者就學術論學術，就個人而論交，海內外學者無不以勝任酒党職務的高低為談資，心無芥蒂的參與酒党，博取「人間愉快」。出席政要場合，與達官貴人同桌宴飲亦不卑不亢，不論是何派何黨，曾教授皆能在舉酒之間笑傲公侯。此外，曾教授與指導學生、家人好友的歡聚，更是少不了美酒助興，以敬酒為名目，碰杯為樂趣，激盪更多情誼。
中華文化中的文人雅士皆與「酒」脫不了干係，這是浪漫風雅一面；然而酒精過度則傷身誤事。曾教授飲酒有為有守，藉「酒党」串連起幅員廣遠的人脈網絡，不論各路人馬皆緣此同党情誼，而有兩肋插刀的義氣。共同努力的目標，極欲成就的事業，盡數在飛揚跋扈的酒杯中訂交成事。筆者有幸見過曾教授與好友們即席賦詩的逸興和過拳乾杯的痛快，眼前的賞心樂事皆因共飲同一罈佳釀而汩汩發酵，無比歡欣。
訪談中曾教授神情認真地說道，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我很想寫一部《酒党党史》」。「酒党」旨趣，曾教授已用〈党經〉的方式寫了七千多字；此外党內「四酒主義」、「五拳憲法」、「酒品中正」、「飲酒八要」等綱目已立。曾教授還想繼續記錄，比方當年寫党歌的起因，党歌如何從最初兩句發展完篇；也想做每位党員的側寫。追憶上個月甫過世的詩人楊牧教授 (1940-2020)，曾教授說：「楊牧就有楊牧的格調，席間只喝啤酒，總是淺酌慢飲。」追憶洛夫先生 (1928-2018)，曾教授想起為了向現代詩人證明，詩的情味，未必在分析解釋，更在其語言旋律，於是召集學生，傳授吟唱詩歌高低強弱長短複沓的技巧，以之朗讀洛夫〈雨中過辛亥隧道〉，詩人聆聽為之動容說：「把我詩中的情味都激揚出來了。」這部《酒党党史》若寫成，可以想見也會是一部當代藝文史，而且是膾炙人口之作。
展望人文學科的未來
對於古典人文學的未來，曾教授特就近幾年教學有感，提出兩點觀察。
首先，中文系不當放棄文字、聲韻、訓詁學科的基本訓練。如今的大環境講究社會應用，中文系畢業後普遍從事文字工作者，近來華語教學更是中文應用的熱潮。而中文系有小學、文學、經學三大範疇，小學範疇的文字、聲韻、訓詁向來是中文系學生的必修科目，然而近來有中文系傳出廢小學課的聲浪，令曾教授十分憂心中文學門的養成。
其次，曾教授注意到現在學生易犯「偏食症」，修課時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優先考量無可厚非，但若囿於學分已達或成績取向，則恐會浪費人生最後親炙師長問學的機會。胡適 (1891-1962) 說「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博大高遠是永遠追求不完的，但是只要個人的步驟方法正確，再縱向擴及師生傳承接力，橫向旁及朋友同心協力，就能持續推進。
因此，曾教授針對人文學科的未來展望，提出以下建議：
「扎根傳統以創新」，為現代新文化不二法門。捨傳統以騖新，必然迷信西方；守傳統不變通，不免故步自封。因此溯源文化上的傳統，確立統緒，才不會淪為失根的蘭花。曾教授認為明清戲曲研究當賡續前修，基礎研究有待填補充實，才有跨領域的延伸。例如以「戲曲」研究為核心，明清人文學者的合作，可以衍伸出戲曲和歷史、政治、社會、科舉、理學、愛情、文人生活的交集，分綱建目形成諸多子題，再作最後統合，如此必能產出豐富學術成果。
培養俗文學及戲曲研究的人才，不負劉半農、李家瑞當年蒐羅俗文學資料的用心用力。中研院這批珍貴的俗文學材料從編目到新文豐出版社《俗文學叢刊》的整理出版，曠日費時的投入許多人力，此為臺灣人文學界得天獨厚的資源，有待中研院研究員或是學術界學人的投入與研究。
今年八十初度依舊筆耕不輟的曾教授，其個人的寫作計畫是完成《戲曲演進史》、《酒党党史》，和與山山水水相關的舊詩集結出版。在「鍥而不捨」與「天不假年」之間，曾教授期望在有生之年將上述課題付諸名山，庶幾不負自己的人生晚景。
按：曾永義教授專訪另有游宗蓉：〈治學觀通變，文章道性情——曾永義教授訪談錄〉，《東華漢學》，20 期（2014 年 12 月），頁 406-426；伏涤修：〈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曾永義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13 年 4 期，頁 71-81。與本文各有側重，可相互補充。
[1] 關於曾教授學術成就更為詳細的介紹，可參見游宗蓉：〈曾永義先生戲曲研究的學術淵源與轉化開創〉，《東華漢學》 25 期（2017 年 6 月），頁 16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