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琦濤教授演講「晚明徽州的商化宗族與女性節烈」紀要

 
講題: 晚明徽州的商化宗族與女性節烈
書名:
主講人: 郭琦濤教授(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發表人:
報告人:
主持人: 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總結人:
召集人:
與談人:
主辦單位:
網址連結:
與會者:
時間: 2019 年 12 月 27 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撰寫人: 張家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
刊登日期: 2019/12/27
 

  主持人巫仁恕教授首先引介郭琦濤教授為徽州學專家。巫教授指出,早期徽州研究多集中於徽商研究,郭教授則將目光聚焦於徽商與地方的互動,進一步涉及五猖神研究、演劇研究等,剖析商人文化如何與在地結合,並利用地方以強化自己的文化資本。

  本次演講郭教授以「晚明徽州的商化宗族與女性節烈」為題,內容主要出自其新著《徽州:明朝中晚期的地方性格與商化宗族》之一章,試圖構建徽州商化宗族與女性節烈之內在關聯,以探討晚明徽州節烈風潮的成因。

  徽州為朱熹闕里,入明宗族聚居,多有名家大族。至十六世紀,此地出現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為女性節烈:女性節烈由宋朝始越演越烈,至十六世紀後半已形成一種近乎宗教信仰的情況 (female chastity cult)。徽州一地從晚明到清代都建有女祠,以褒揚節烈。此外,中國的家譜原本不載女性,至十六世紀才開始記載女性三從四德及節烈事蹟,乃至家訓中會出現「改嫁者不書」的條目。當時中國有兩大節烈中心,即徽州歙縣以及福建泉州府,而徽州六縣中僅歙縣一地的女性自殺人數便為整個泉州府的倍數,可見此地節烈成風。關於這種現象的成因眾說紛紜,如旌表制度、財產權(為奪產逼寡婦改嫁)、蒙古收繼婚留下的經濟律法影響,乃至文人為節烈立傳的揚名作用等等。

  十六世紀的另一個現象則是晚明的商化大潮。晚明最負盛名,形成商幫的地域有二,即山西晉商與徽州徽商。徽州多山而少耕地、宗族意識強,至晚明時期出現由宗族資助子弟經商的狀況。海外學者周紹明 (Joseph P. McDermott) 指出,明清中國經濟發達的根基與西方商業社會由銀行、公會領銜不同,金流乃是以宗族祠堂為中心,宗族成員互相提挈,彼此抱團,形成商幫。此外,由於徽州文風極盛,許多人是在科舉失敗後才轉投商路,於是產生了徽商中多儒商的情形。他們儘管科舉不第,仍以文人自居,以「處士」自稱。汪道昆祖父做到鹽業祭酒(即總商),仍自貶為「賈豎」,並極力培養孫子中第。這也是徽商家族常見的策略,兄弟或子孫分別讀書或從商,經商者回饋宗族,興建族學,為宦者則為經商者提供保護。

  綜上所述,晚明商業化最盛的時候,也正是節烈風潮大興之時。那麼,商化社會是如何造成節烈風潮盛行呢?郭教授以《新安名族志》中的第一姓程氏宗族為對象,剖析徽州商化大族的特點。與十五世紀就已十分興旺的方、汪、胡姓相比,岑山渡程氏形成較晚,但後來居上。岑山渡程氏第一代程誠,於元末入贅到歙縣,生五子,子孫綿延,至第十五代共計 4853 人。最初耕讀傳家,至第六代有子弟中進士,於是一躍而成官宦之家。至第八代開始有子弟進入商場。晚明時(第九、十代)進入揚州鹽業,擔任鹽商祭酒。至乾隆朝時,岑山渡程氏盛極一時,仕途上族中有數名子弟高中進士,商途上則掌控了揚州鹽業,八家總商程氏就占了四家。

  郭教授據岑山渡程氏 1741 年所編之族譜,量化分析其上下十五代男女人口,發現男性平均年齡 52.6 歲,女性平均年齡 47.5 歲。而每二十年長子出生時,父親平均年齡則高達 29 歲,在商業化高潮之晚明與盛清時期,甚至突破 30 歲後才舉第一子。換言之,從數值上推算三代同堂是難以存在的,大部分家庭只能是核心家庭。另一方面,子孫繁衍又造成宗族人口眾多,於是形成大宗族、小家庭的情況。

  郭教授指出,徽州在商化大潮中形成的大宗族∕小家庭社會結構,正是十六世紀徽州節烈風潮崛起的重要原因。大部分的徽州青少年皆跟隨父兄或族人投入商場,如《三言二拍》中所呈現的,商人家族中男性很早結婚,但婚後逾月即出門經商,往往數年不歸,導致徽州男女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偏高。此一趨勢加上舊時相對短暫的平均壽命,產生了當地眾多的核心家庭(即由夫妻組成,上無父母,下無子女),而人口增多與社會發展又促使當地宗族不斷擴展。處於這種小家庭的生活結構中,因無公婆或子女的監管或拖累,出外商人留守於家中的妻子有著相對的性自由。這些單身妻子既可能遭遇危險,也可能受到誘惑,於是有賴宗族之力加以控制∕保護。換言之,確保徽州年輕孤獨女子婚姻忠誠的機制在於大宗族的約束與教化。舉例來說,徽州流行的五猖神,原本是財神,但在目連戲中,亦擔任代宗族懲罰淫婦的角色。這也正是經營在外的徽商為何如此熱忱地捐助本宗本族建祠立廟、設立族產、編撰家譜,促使徽州成為宋明大儒竭力提倡的宗族社會與女子節烈的中心地區。

  會後討論有學者提及奈良女子大學野村鮎子教授曾述其所見,徽州檔案中有出嫁女子受夫家虐待之記載,不知郭教授是否可以補充這部分?亦有學者詢問徽州商化大潮造成的特殊家庭情況下,兒子靠母親教養長大,是否在節烈風潮外,可能造成戀母情結?

  郭教授回應,表示並未看過出嫁女子被虐待的相關記載,一般來說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這種狀況很少會被記錄。此外,徽州宗族幾乎不會替出嫁女兒撐腰。徽州村落以士族為中心,周圍是佃戶,家譜中明定子女不可與佃戶嫁娶,違者出族。而大族世世代代彼此通婚,因而宗族利益高於家庭利益。至於徽商特殊的家庭情況,其實由《三言二拍》中可見徽商形象頗為負面,他們極為慳吝,獨於「紅繡鞋」(女色)和「烏紗帽」(仕途)上不惜一擲千金。在楊慎〈孝烈婦唐貴梅傳〉中,唐貴梅遭與婆婆私通之徽商看中,為婆婆百般凌逼不從後上吊自殺。此外,顧炎武曾提過徽商「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識者」,而官至大學士的許國,據說到六歲才第一次見到父親。至於這些情況是否會造成戀母情結,汪道昆文集中充斥著不成比例的,為眾多商人之母所作的墓志銘,或可作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