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昌司教授演講「電報、電話與晚清民初的語言文學」紀要

　　本次演講為 2019 年臺大中文系「潘寶霞女士講座」系列演講首場，主講人平田昌司教授曾任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文學院院長，現為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專長為中國近代學術史、聲韻學史乃至語言學，涉獵廣泛而深入。

　　平田教授以電話與電報為焦點，觀察晚清民初的語言、文化和文學現象。演講分為五個部分：自電報的傳入與洋人眼裡的中文談起，接著述及墨信與電報在晚清的分工模式後，進一步考察「電話」於該時期文學作品中扮演的角色與象徵意義，再分析電話出現引發的「語言問題」（包含口音、語言暴力等），最後以「電報生─電話生」職業的性別化現象作結，帶領聽眾進行一場視角獨特的晚清社會史概觀。

　　1889 年，英國一份報紙向讀者介紹「電報在中國」問題時，便討論到非拼音文字的中文使用者該如何發電報的問題，甚至討論到「讓中國人學英文以便打電報」的解方。實際上，在 1874 年（一說 1871 年）法國人威基謁 (S. A. Viguier) 便以《電報新書》解決了這個問題，他透過四位數字將中文字進行編碼，即「中文電碼」，讓發送中文電報變得可能。1881 年鄭觀應寫成《中國電報新編》，清朝於同年啓用了津滬電路。平田教授引張文洋〈晚清電報的語法：漢字電碼本的設計與應用〉所述：「電報進入中國，最初只是一種技術與方法的轉移，但逐步引起中國文字、文化甚至政治、社會的調適與改變。」從中文的電碼化，到如何降低收發成本，以至於電報保密問題，甚至中央與地方對「電碼統一」的不同態度，都成了晚清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電報加入傳遞訊息的方法後，傳統的「墨信」和新晉的「電報」又是怎麼分工的呢？平田教授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例，指出由於電報昂貴，且按字計價，包含親人重病在內的急事，普遍還是透過信件通知，僅少數官員等貴人使用電報傳遞短訊，但詳細情況仍依靠郵寄。另外，一般人家裡沒有《電報新編》之類電碼本，也造成閱讀電報的不易。

　　平田教授接著回溯晚清關於電話的記載。1877 年 9 月清國駐英國公使館譯員張德彝、張斯枸首次目睹「電線傳聲器（太立風，telephone）」，驚嘆而云「聲如對面，歴歴可聽」，但清朝政府還不肯引進這套西方最新技術。二十二年後，盛宣懷則大力推崇電話的重要性，並強調相對於電報，使用電話沒有識字的要求，「無智愚長幼之別，無學習譯錄之難。」在孫寶瑄日記中，便留下了與友人邵季英唱和，「以電話傳詩」且「不差一字」的紀錄。平田教授特別強調，過去書寫只能透過文字傳遞至遠處，但電話使得文字轉譯而成的聲音，可以跳躍空間，與接受方共享「當下」，共享今日新作的詩歌，這也是二十世紀初年才出現的情況。

　　然而，平田教授以為透過電話代替紙張的意義還不特別大，真正深刻的轉變發生在小說中。1913 年上海刊載諷刺作品〈時事小說　打電話（全用京話）〉，是全用白話的「電話體」小說，以男性政客的虛擬電話對談為架構鋪展內容。接著就出現由女方打給男方的故事設置，使得異性的聲音穿越重幃深深，漸漸瓦解傳統的「男女之防」、「內外有別」，進一步成為小說的關鍵情節。如 1914 年劍氣所寫的〈言情小説　電話因縁〉，便以電話生「接錯其線」敷演一名滬中名妓與少年的會晤。包天笑於同年發表的〈言情小說　電話〉，透過從良的女主角蕊雲之口，指出「電話」的重要特徵：「我幼不讀書，長未屬文，此生薄福，與翰墨無緣。目睹白紙烏文，奚辨甲乙？即君欲藉文字與我通音問，其如我之頑鈍何！」過去，不識字的女性難以與家庭以外的人聯絡，電話的普及，則打破了這樣的情況。

　　另外，1917 年在《小鐸》發表的〈自由女子打電話：一縷柔絲情萬種，海棠枝上晚鶯啼〉，則描述敘事者看見一名「年約二九，衣飾頗時髦，而貌僅中姿」的少女，至旅館借電話撥給某位男性，「聆其所云，使人不能無猜」。以上三篇作品，都是女性給男性打電話（也許投射了當年男性的慾望或期待），且女主角都被設定了特殊身分，即便不是妓女或從良的妓女，所謂「自由女子」，事實上也被賦予「危險」或「不道德」的暗示。因此，胡適 1919 年發表的《遊戲的喜劇 終身大事》，便別具歷史意義。在這部戲劇作品中，電話是由男性打給一名接受新式高等教育的良家婦女，並且是打到女性的工作單位去，相較於前面的作品，男性首次被賦予了打電話的「主動性」。

　　平田教授認為，胡適的留美經驗造成上述對打電話的態度差異。參照胡適日記中提及與美國女友韋蓮司通電的紀錄，可知對他而言，和女性乃至女友通電話並無禁忌，胡適和上海小說家對男女通電的看法，顯然有相當區別。此外，由於電話的出現，使得《鶯鶯傳》以來情愛小說中重要的「紅娘」角色，失去了立足之地。

　　其後，平田教授回到電話引發的社會現象，以「司機生（即接線生）」的工作情形，討論電話帶來的三個語言問題：語言暴力、口音，以及移動。1911 年 3 月，北京創設電話局，1912 年其在北京市内客戶約 2,500 戶，據童世亨〈北京電話局參觀記〉所述：「司機生每席約管百餘號，其一日間呼數每機約得十次左右。最繁則在午飯與晚飯之頃……偶逢晚間電燈光滅時，電話交換立刻繁忙。以裝電燈之家皆欲凴電話以向電燈公司詰問故也。司機生則東局有五十人，南局有四十五人。」至 1917 年，北京市内客戶數量上升至 5,000 戶，司機生的工作壓力可想而知，更難免在接線過程中與客人發生衝突。

　　據當時在京洋人的紀錄，北京的電話服務有三大問題：司機生嫌煩不接線、日本人有竊聽電話的嫌疑（當時電話局由日本人參與）、司機生語言粗暴不堪。翻查 1914 年的〈歸綏電話局司機生章程〉，確實能看到管理方對此的特別規範，如第六條「司機生與用戶問答，須聲調和平，語句清楚，以免錯誤。」第十一條「遇有兩戶談話之際，既經叫來，司機生不得隨意搬閘偷聽談話。」在 1917 年〈北京電話局上年十二月份懲罰司機生姓名單〉上，也可以發現以下懲處原因：「對答用戶語欠和平；與用戶爭辯；接綫連次錯誤；以佔綫搪塞用戶；接綫錯誤並對答用戶失實；應答聲音較低」等。當然，對於客戶的批評，電話局也自有一套辯護的說詞，如 1917 年《電氣協會雜誌》19 期〈北京電話局内容說明書〉即謂：「交換忙時，司機生用語必求簡單，以致難期週到。」「北京五方雜處，語言不甚統一，以致時生誤會。」「中國週旋語言過長，且於習俗上多不慣用。」「用戶互相談話時，不准挿言竊聽。違者重究。」「凡遇用戶要號至『一、七』、『四、十』，音最易錯誤，宜格外注意。」另外，司機生的職涯，大大受限於口音與移動兩大因素。由於各地口音差異，司機生不易至他處電話局任職，且局方也傾向於聘用遷徙可能性較低的職員，基於以上考量，「聘用女性司機生」的爭論，也逐步浮上檯面。比如，〈交通研究會第三次報告：電話局現在應否卽行改用女司機生〉謂：

就服務上言之，女子聲帶狹，音銳而悅人耳。即發聲稍欠和平及有誤接爭論等處，用戶或能原之。……謂……電話生程度較高，募集似難。不知今日貧女攻書者日多，苟電話局招考，志願赴考者必不乏人。且電話生非電報生比，但能耳聰目明、手腦靈敏、口齒清楚，條件已備。固無庸具有高深之學問也。謂電話生須與用戶直接談話，用女生難保無輕薄子弟假電話以供調笑，未免於風紀有碍，且局中管理上亦多困難。不知試辦之初此種情形容或有之。苟處置得宜，半年三月後不禁自止。觀無錫局之數載，未聞有何等流弊自知。

　　過去，女性當然是比較不容易遷移的一群人，但在此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主事者的邏輯中，明顯存在這樣的對立：「男性／電報生／字 vs女性／電話生／音」，女性適於從事接線工作的主要前提，在她們「依賴聲音」，而管電報則需要識字，從電報生與電話生的性別分工現象，我們也可以發現電話的出現，和民初女子教育、就業文化，以及環繞於性別的「語言問題」有所關連。

　　平田教授如此總結：清末中國的許多文化主張與政治現象，包含我們耳熟能詳的「中文拼音化」、「推行官話」，皆與電話及電報的出現密切相關，在電碼問題上，尤其體現了中央與地方的對立──中央力主統一，可地方企圖保密，故多使用各自的電碼，更發生中央政府屢次修訂電碼表，但地方經常沒有收到最新版本，導致無法解讀中央來訊的情形。此外，關於「文字／聲音」孰先孰後、傳統內外之別的瓦解、個人的職業束縛、新的語言問題、性別和教育程度的問題等等，也都可從中管窺一斑，電話、電報與近代中國文學、文化及社會史的關聯，可說還有許多有待探究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