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五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清代歸化城中的行社及其社會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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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蔡松穎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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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9 年 5 月 31 日下午 12:00 至 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第二會議室
撰寫人: 謝仁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刊登日期: 2019/05
 
  2019 年度「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五次讀書會,由蔡松穎主講「清代歸化城中的行社及其社會網絡分析」,此為其博士論文關懷的其中一個環節,並採用 Gephi 軟體繪成相關模型,茲將內容摘要如後。
  講者首先說明行社根源與成立原因,就根源而言,歸化城行社有類似會館之處,但在歸化地區的狀況多兼具「同業公會」與「祭祀團體」兩種特色。從現存康熙、雍正年間 (1662-1735) 碑刻來看,雍正五年 (1727) 以前的形式,多半與商人原籍地方為主,類似於會館。而後慢慢有行業的分化,其範圍有大有小。至於成立行社的目的,主要還是凝聚力量,但另外有一個在地因素,即該地有一個歸化城土默特旗,商人得面對蒙古的壓力,還有清廷對當地商人的賦役要求。
  歸化城地區的行社,不僅是行業及祭祀團體,更與官方有密切合作,形成雙向往來。以清朝官方認可的核心團體:十二行∕十五社為例。這些行社彼此有大小之別,當中以四鄉耆為首,另有十五總領、七大社,官方每年透過參與鄉耆設置一事,藉以承認其權力,也以此法管理歸化地區的漢人。但講者也指出,多數情況下,官方並不介入歸化城行社運作。
  那麼行社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又是如何?講者嘗試以「祭祀群」的新概念加以解釋。此概念的要點有二,歸化城地區會以廟宇分布形成祭祀群,而同一所廟中的不同行社彼此可能存有互動關係。從現存行規條文,當中有酬神、捐助費用的規範,而行社會利用固有或新建的廟宇,進而形成各自的祭祀群。舉「淨髮社」為例,該社侍奉羅祖,所在地為「南茶坊關帝廟」,從道光年間留存之碑文所載,除規範酬神日期、費用外,也刻上了舖戶等名稱,以確認應參與活動之社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該座廟宇不僅祀有羅祖,還包括了釋迦摩尼、瘟神、太上老君、魯班與關帝,由於有不同的神祇,因此以這座廟宇為根據地的除了淨髮社外,還包括數十個不同的行社。因著各自祭祀的主行業神、或者原來以地區為範疇的社(如晉陽、太原等社)。「祭祀群」與既有研究中「祭祀圈」概念的差異,乃在於歸化城的神明並無繞境等劃分境界的行為,也沒有大小層級之別,歸化城的廟宇更像是行社各自的辦公空間。
  依此概念運用今誠堀二所抄錄的碑匾,並利用 Gephi 軟體繪成社會網絡。講者認為可以此呈現行社互動關係,並推斷商貿狀況與實際分配情形。講者解釋,繪製網絡關係圖所謂的互動關係,其數據以「一同捐獻」為基準,故只處理行社,而不處理商號與個人。而透過今誠堀二抄錄的一百一十九塊碑、匾、祭器內容,可知每個社的互動有所差異,而以醇厚社與其他社的合作互動最多,整體核心還是前述的歸化城十五社。大體來說,自乾隆年間以來,十五社彼此互為奧援,十五社之外的團體,基本上以上述祭祀群互助狀況最常見,而除了一些較大的核心團體或祭祀群外,也存有較次要的互助網絡。
  進一步依照朝代加以梳理,講者指出乾隆時期有些祭祀群網絡已經成形,例如南茶坊關帝廟。到了嘉慶朝則更為分化,這一時期的歸化城地區牲畜貿易越發興盛,相關社開始較有發展,十二社也開始有較顯著的跨祭祀群修繕廟宇參與,從嘉慶年間修繕官方祀典城隍廟的案例中,可看出他們與官方相互合作。道光年間則是進入互動的高峰期,網絡密集程度較前兩個時期高,接觸的機率越高,大型修繕案越發常見,但行社彼此間的衝突也開始頻繁出現。由於歸化城商業規模擴大,其中因河運興盛,甚至出現外地貿易行社進入歸化城,獨自成為網絡的現象。此現象至咸豐朝為最高峰,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寶豐社(錢行)崛起,成為最重要的網絡互動節點。這與當時的商業貨幣需求有關,該社遂發展為歸化地區最大的行社。不過同治到光緒年間,互動情況開始衰退,這可能與新疆回變有關。其中光緒年間雖曾有互動節點變多,但卻看到非常多前期不曾出現的社與其他社互動。這主要與歸化城地區放墾政策開放有關,造成大量的村社出現。
  若以二十年為一個區間檢視歸化城地區的行社互動狀況,大抵在 1860 年之前都是穩定成長,但 1861 至 1880 這二十年受到回變影響而有所下降,後又於 1880 年到 1900 年左右稍微恢復,進入清末最後十年則大幅衰退,這樣的趨勢與《蒙古及蒙古人》一書的記載有相合之處。最後講者總結,目前的研究結果還有待商榷,但此次討論主要是希望以不同方式開展碑匾研究,以及以祭祀群觀念探討歸化城商貿網絡。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分別就報告內容給予建議。主持人賴惠敏教授首先指出,由於目前整理資料來源為今誠堀二的考察,然其考察並不全面,以致統計商社數目與檔案數目有落差,若要豐富研究,得試圖建構符合自己所需的研究資料庫。同時要注意官方資料的重要性,因為較大的行社往來對象是清朝官方。再者,大商社底下還有小商行、社,沒辦法在目前的 Gephi 呈現,也是後續值得再補充的地方。講者回應,目前結構以歸化城內行社為主,一方面是材料的侷限性;另一方面是整體論文結構。再者,此次重點是行社互動狀況,因此揀選了較明確的兩百多個行社,但處理行社的網絡模式,會改以其他方法討論商號問題,進一步可以納入賴教授所建議的大小商號問題。
  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謝仁晏則請教,乾隆朝西征時期官方有大量需求購買駝隻,其來源為何?以及此次分享的行社網絡,是否有網絡連結消失的狀況?講者回應,來源上可能有牧民親自趕往歸化城,或者經由中介商協助取得。其次,網絡連結消失的狀況確實存在,這可能與各時期歷史背景相關。中研院近史所曾堯民博士則向講者請益,是否有記載祭祀用品與管理情形的材料。講者回應,目前並未見到與祭祀用品相關的資料,故無法處理。管理資料則有存留,然各社的詳細程度不一,目前所見有廟祝管理、行社社地等,較為詳細者則可看到職位劃分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