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教授，1989 年於耶魯大學畢業，1998 年在斯坦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和東亞研究所主任。梅教授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她的著作包括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清初的揚州文化》）和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浩劫之後：太平天國戰爭之遺產與 19 世紀之中國》）。
梅教授首先從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2011 年發表於《清史問題》的一篇文章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in Qing History” （〈清史中乾嘉變革的重要性〉）談起。梅教授認為，羅威廉的論文整理了乾嘉變革的一些特點，指出這個關鍵時刻作為歷史時期與學術研究課題的意義，為馬世嘉 (Matthew Mosca) 和韓承賢 (Han Seunghyun) 的文章提供脈絡。隨著近年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出現，歷史學界對於這個時期有了更多認識：比如戴瑩琮 (Dai Yingcong) 針對白蓮教之亂的最新著作，米丹尼 (Daniel McMahon) 的文集，張婷和墨安屴 (Emily Mokros) 則發表了數篇關於出版文化、資訊管理與清廷管治的論文。同時，藝術生產、宮廷政治、物質文化、文化權威與區域發展等課題吸引了研究藝術史、歷史學和中國文學史等各領域專家的目光。因此，梅教授這次演講即打算結合各方研究成果，從長時段（由宋到清）的歷史背景出發，對於乾嘉變革提出一個整合性的觀點。
對於乾嘉變革的理解，學界長期以來受到「中國現代化」和「朝代興衰」兩個框架所影響。有些論者認為乾嘉變革標誌著中國現代化的開始，有些則認為這恰是清朝盛世的終結，是清室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梅教授希望利用這次演講說明這兩個觀點的侷限，同時也會旁及「新清史」對於乾嘉變革的理解，分析其成就與限制。
梅教授接著從時間和空間來說明乾嘉變革指涉的範圍。1796 年，乾隆皇帝名義上把皇位傳給兒子嘉慶，但實質的權力轉移發生在 1799 年這個關鍵時刻。一方面，新上任的嘉慶帝著手進行改革計畫，逼他父親最喜愛的大臣和珅自殺；另一方面，洪亮吉也於此年公開批評皇帝沒有充分改善官僚體制內部的貪腐。洪亮吉本來可被處死，但後來卻只被流放到伊犁，梅教授認為，這次判決可能表示宮廷比以往寬容，皇權比以往更不集權。可以說，乾嘉變革不僅是時間的轉變，也是世代風格的更迭。而有關分期方法的討論，其實有助於我們找尋描述清史和中國史的方法。在「中國現代化」和「朝代衰微」以外，清史的研究者應該還可以從其他更合適的脈絡去討論乾嘉變革。
梅教授建議從更長遠跨越朝代的地質年代來分析乾嘉之間的變化，而不一定只從與人類有關的歷史作考量。如人口成長、環境破壞、官位的增長沒有趕上應試人口的遞增，又或是文化中心從長江三角洲轉移至北京然後又再回到江南地區等現象，都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剖析乾嘉變革的意義。另外，梅教授認為我們也可從更短的時段了解乾嘉變革，歷史學家不一定要把乾嘉變革當作轉捩點，反而可以從當時的各種人物切入，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這樣一來，學者可以描述巡撫與總督如何處理邊境問題，也可以描述經學家、書院院長、畫家、商人、書法家、慈善家、考證學家、訟師、胥吏、流賊、婦女、詩人、書商，從這些人身上發掘代表這個時代精神的一鱗半爪。梅教授認為，對於十九世紀末的人來說，乾嘉變革是黃金時代。他們利用懷舊的敘事描述他們記憶中完美的世代：這段時間充斥著文化英雄、繁華的園林、書院和藏書樓。這些人物和建設都因十九世紀中期的內戰而被消滅，從此也就變成了懷舊的對象。
從空間來看，梅教授提醒研究者一定要考慮分析的空間單位。乾嘉變革有可能是在整個清帝國中發生，也有可能是在局部地方出現。研究者關注的可以是清帝國的邊疆，可以是首都北京，也可以是長江三角洲的商業中心。即使是商業中心，研究者可以考量杭州、蘇州、南京、揚州等行政中心，也可以以新興的市集和城鎮作為分析單位。江南以外，也可反思華北平原的狀態，亦可把範圍擴大到全球史的脈絡之上，分析清帝國的國際關係。再者，也可把目光縮小到朝廷、皇宮、戰場、作坊與工作室，甚至學者的書房、官員的衙門也可成為研究對象。
正由於選擇的時間、空間、人物和主題都會影響研究者對乾嘉變革的評價和結論，因此梅教授這場演講嘗試以韓承賢的立論為基礎，把乾嘉變革看成是「地方轉向」(localist turn) 的關鍵時刻。換句話說，梅教授認為我們或可將乾嘉變革了解為權力分散的時段，中央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權力轉移到了地方。從更高或更遠的觀點來看，乾嘉變革是至少從宋代開始的一個變遷模式中的一系列轉捩點，國家控制轉弱，地方菁英和地方社會有更多的權力，由此也造就了更多挑戰皇權的空間，更多思想探索的可能，同時帶來更多壓迫和苦難，以及更多創新。
梅教授認為，起碼從宋朝開始，由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層面上看，威權一直在地方和中央之間來回擺盪。在皇室支持下，首都實行了宏偉的計畫，創造了文學與文化的經典。中央化使鄰近的人們走向中央，他們創造、評估、監控文化生產活動，首都是一個同時易於受到監控與易於實踐宏大計劃的環境。但極端的中央化是不易長期維持的，因這需要大量的經費支出，同時也容易出現貪污。相對而言，當文化權威下放到地方之上，反中央化也會衍生不穩定的局面，地方大族會因而獲得權力，並容易在地方上濫用威權。這種情況經常以文學創作、慈善事業、提倡道德標準作為包裝。
梅教授認為，以往學者太在意乾嘉變革與清室盛衰的關係，因而忽略了從更長時間來觀察權力擺盪。因為晚明的地方轉向，江南地區成為文化經濟時尚的中心；到了盛清，北京又再度成為文化經濟時尚的中心。盛清的統治者意識到晚明的統治衰敗來自於地方菁英的自私和貪污，所以他們重新發明了一種中央統治制度和政治機關，逐漸把很多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放到中央的監督和管理之下。在晚明由地方菁英領導的活動，譬如慈善機構、宗族組織、儒學書院、地方信仰等等，到了雍正和乾隆朝都歸入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中。邊疆事務由滿蒙貴族管理，而文字獄使士人遠離文化生產的領域。江南的畫家進入紫禁城，繼續繪製帶有江南風味的美人畫。關於宮廷風格和品味的資訊則通過南巡和印刷遊覽手冊等方式，從北京影響到外地。
盛清的皇帝輪流以官僚網絡和滿蒙貴族網絡來進行統治，並以這種手段對抗黨爭和貪污。乾隆皇帝尤其擅長這些手段，他通過軍機處提高內廷的權力，提昇滿洲認同，控制當時的文化潮流。梅教授估計，由於乾隆晚年依賴滿、蒙貴族（如侍衛和珅）來牽制官僚，因此出現大規模的貪污。為解決這問題，嘉慶皇帝將軍機處加以官僚體系化，同時也限制內務府和滿、蒙貴族的權力，朝廷交出了控制權，同時對地方菁英採取較為寬鬆的政策。這個轉變使地方菁英和他們贊助的機構有更多的力量，很多資訊移到地方手中，如《大清律例》的出版在嘉慶以後變得越來越商業化。邊疆事務原來是滿、蒙貴族壟斷的話題，此時也變成了漢人官僚和書院裡學者的話題。
梅教授接著從學術變化、女性角色、道德偏向考察乾嘉變革。首先，通過科舉制度入仕的漢人官員熱情地參與了嘉慶朝的地方轉向。省級官員（如阮元）組織了大規模的文學計畫，建立書院，鼓勵私人藏書，推動以地方為中心的出版項目。他們推動考據學，酷愛金石學和古文字。學術文化和政治活動本來在盛清時仍由朝廷主導。到了 1799 年後，主導權已落入少數高階官僚以及他們的朋友手中。
乾嘉變革也影響到家庭中的婦女角色。婦德和教育是閨秀和老百姓之間的區別，因此很多有才德的婦女及其家族的男性通過文化活動和提倡婦德來提高她們家族的文化資本與權威。很多著作（如《浮生六記》）都歌頌了伴侶式的婚姻，標榜夫婦二人享有共同的藝術品味，嘉道年間也有一些比較大規模的由婦女書寫或編輯的詩文集；同時，地方志亦將許多婦女詩人收錄進去。
十九世紀早期參與地方史研究的學者開始讚美明清易代的明室忠臣與遺民。梅教授以崔鶴所畫的李香君為例，說明畫作雖以明清易代為背景，但圖中的名妓不僅是歷史人物，同時也是《桃花扇》裡的主角，因此這可能表現了十九世紀崑曲愛好者的品味。而且，畫作的表現方式呈現出十九世紀的風格，說明了當時對明清易代的重新理解。梅教授認為，才華、道德、美感、性別等議題都跟乾嘉時期中心化和地方化有關。權力在朝廷和市場之間來回擺動，而這種模式未來需要更多的研究。
北京的去中央化雖然令地方文化更為蓬勃，但地方菁英無法處理在制度底層的財政不足、人口成長、環境惡化等問題。盛清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膨脹，土地不足衍生了糧食問題、男女不均、生活水平降低、環境與經濟惡化，天災、貧窮迫使越來越多人從平地移居山丘，而流動人口和本地居民發生摩擦。這些都造成了乾嘉時期社會不穩定的局面。當時的將領發現自己可利用危機來要求更多的錢糧，延長戰爭對自己有利。貪腐問題變得更嚴重，當時的人們已發現旗營團練和土匪逆賊沒有差別，政府的財政赤字也越來越嚴重。
梅教授由此轉入十九世紀的一手史料，並指出對於經歷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等戰亂的人來說，嘉慶和道光時期代表了失落的黃金時代，因當時思想文化、物質財富都異常有活力，戰前的一切在記憶中變得異常美好，當時發生的自然災難與社會衝突也都在記述裡消失，因此乾嘉之間的分別也就不太明顯。梅教授認為，這個看法在 晚清 (1870-1910) 編輯的地方文獻中特別明顯，她在晚清徽州、江蘇、浙江、安徽等地找到了相關記載，發現當時多習慣在乾嘉時期和太平天國的戰亂之中畫出一條清晰的界線，把它視為清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她認為，這些記述也呈現出地方轉向的特色，因為這些材料多集中歌頌地方文化和紀念地方人物。梅教授分別以汪鋆的畫冊、〈阮元遺事十景圖〉、金安清對揚州園林的觀察為例，說明晚清文人如何描述自己眼中的乾嘉變革。
最後，梅教授總結，其實中央化與地方化兩者各有利弊，並不能簡單地把其中一方視為好事，而貶低另外一個面向。盛清時期的中央化與其繁榮壯觀的面貌，對於今日中國來說，是一個可以參考且強而有力的歷史先例。西方學者有些受新清史的影響，也對這段時期特別感興趣。這時段成為了中、西學者持續對話的平臺，但是，梅教授認為學界還是較少從乾嘉變革時期的人物和觀點來思考這段歷史，也較少把它置於長時段的框架下來加以觀察，這些還是值得進一步研究。
梅教授的演講引起了熱烈討論，尤其是她認為二十世紀對於嘉慶朝的理解偏向負面，到了二十一世紀則多把嘉慶朝視為盛清的延續。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認為這種評價的轉變主要在於研究者評論的對象有所不同，並分享她閱讀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的經驗。賴教授認為嘉慶帝雖是儒家化的皇帝，但作風與乾隆不太一樣，即使乾隆打下了新疆等地，但當嘉慶面對人口問題時，卻沒想到要大規模施行移民政策。而且，嘉慶帝在白蓮教的戰亂後，很快就恢復較奢華的生活，因此從嘉慶帝本身的角色來思考，他代表的確實是清代的衰敗。賴教授認為後來的研究者集中思考江南地區在嘉慶一朝的蓬勃，所以才會對嘉慶朝有較高的評價。梅教授認為現在的學者其實無須為嘉慶帝平反，更重要的可能是利用不同角度切入當時的世代，如思考當時宮廷的物質文化。透過聚焦不同的問題，學界對於乾嘉變革或可有更多的發現。
中研院近史所孫慧敏教授認為我們可留意地方轉向的社會基礎，包括地方官員如何在宮廷財政困難的時候掌有更多資源；士人階層在康、雍、乾三代的膨脹，加上科舉名額的限制，是否也促使他們更需要在地方上找尋活動的空間。主持人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教授利用筆記小說來推測十九世紀地方官如何得到更多資源，他發現當時的官員在地方赴任時多會收取賄賂，而且很多活動也會從鹽商等得到豐厚的贊助，這些或可成為嘉慶一朝地方轉向的基礎。
另有不少學者從不同面向發表了自己的感想：包括臺灣作為清代地方的發展是否可補充梅教授的演講；研究者如何反思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對話關係，並把這種關係納入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乾嘉變革的轉化究竟是質的變化，還是只是以往一些現象積累的結果；中央與地方權力的擺盪是否可用來描述由宋朝到清朝的歷史變化；中國文學史能否也可放在更長時段的框架來思考。梅教授一一回答了上述提問，並指出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值得研究者繼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