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2019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由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鹿智鈞主講，講題為「清朝治邊政策的再思考：以吉林地區的法律制度為中心」，主旨係講者博士論文所關懷之議題，並輔以部分檔案案例。茲將講演內容與討論摘要如後。

　　演講伊始，講者便以傅斯年與顧維鈞的通信為引，帶出東三省議題，同時以地圖說明東三省與吉林的領地變化。據此說明，本研究探討重點是 1860 年以前的吉林地區，因為這時的吉林地區實兼具海陸邊區的特色。

　　講者進一步以行政建置的角度說明，東三省或可理解為三將軍與盛京兩種體系，盛京為清代陪都，而三將軍是盛京將軍、吉林將軍與黑龍江將軍三個職缺。後者的發展共有三階段變化，東三省地區於順治元年到十年之間 (1644-1653)，僅設有盛京昂邦章京（即盛京將軍之前身），順治十年則增設了寧古塔昂邦章京（即吉林將軍之前身），最終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 以後，才確立為三將軍體系。而本研究探討吉林地區，故以吉林將軍及其駐紮之處為主。吉林將軍最初駐紮於寧古塔地區，康熙十五年 (1677) 移駐吉林城。而吉林城本稱吉林烏拉 (girin ula)，明代稱之為船廠，係明朝招撫野人女真的據點。乾隆二十二年 (1757) 統稱吉林將軍前，文獻可見吉林、寧古塔與船廠將軍三個稱謂交替使用，此係研究該地區須注意之處。吉林將軍轄下，也陸續設有多個副都統衙門。不過總體來看，吉林將軍所轄幅員遼闊，實際設置的衙門卻不多，而該問題也是後續案例探討的關鍵之一。另外清朝在此處施行封禁策略，並設計柳條邊加以封禁。

　　講者利用東北與吉林地區的建置概況，帶出邊區特性與八旗駐防體系的特質，由於當地建置中缺少民政體系，是以駐防將軍的權力較大。然而，不免有民人移入該地，也就導致治理體系有所變化。講者以臺北故宮所藏「宮中檔奏摺與軍機處檔摺件」、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奏摺錄副」與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等史料分析相關變動。講者指出，自雍正初年 (1723) 始有官員討論吉林地區的治理問題，可見兩派論點，其中一派主張吉林地區多係駐防武職，不熟悉律例，建議設理事同知或知縣等民政官員，並以奉天府尹統轄之。這項建言在雍正四年 (1726) 獲得落實，吉林地區正式增設一州二縣。然而設置州縣之民政系統發展並不順利。因為早在雍正年間討論設立州縣的同時，亦有持依原來體制統治論點的官員，後來乾隆元年 (1736) 只剩下永吉州一州，乾隆六年 (1741) 又將該州暫歸吉林將軍管轄，至乾隆十二年 (1747) 正式裁撤，該職降格為理事同知。期間雖然在乾隆四年 (1739) 有官員奏請復設知縣與通判等職，最終卻未獲得皇帝首肯。吉林地區後來雖有「廳」的設置，但主要是針對蒙古事務而非一般民政問題。

　　由上述發展可知，乾隆朝之後，清朝治理吉林地區，基本上回到駐防將軍主掌行政、司法等事務的模式。實際原因尚待深究，然講者提及乾隆年間柳條邊封禁政策的加強，或許促使吉林將軍有機會成為邊疆地區獨大的行政長官。吉林自乾隆朝回歸駐防將軍主掌大權的體系後，八旗官員「不諳刑名」與審判不公之狀況始終未獲得解決，講者以幾件京控案件為例，說明當地的司法審判問題。直到咸豐元年 (1851)，才又有官員提議重設理刑主事等官員協助將軍處理司法事務，不過即使如此，仍無法有效杜絕吉林地區的一些司法弊病，相關問題可能至同治、光緒兩朝的一系列改革後才稍有緩解。

　　為何清朝會長期在吉林地區維持八旗駐防體系獨大的治理模式？講者嘗試以清朝的多元統治方式為主軸提出三點反思。一、在燕行使節筆談紀錄中，曾出現東北地區既屬「內地」亦稱「外三省」的討論，故東北在 1860 年以前究竟屬於內地或者邊疆，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思考面向。二、法史學者杜文忠研究邊疆法律時，認為東北沒有被視為如同回疆、蒙古、西藏般的邊疆，而是透過封禁令施行保護政策。但就檔案所見之吉林司法體系，很明顯與內地直省不同，或許與清朝視此地為「根本之地」有所關聯。三、美國清史研究者馬世嘉之專著，討論清代中期的印度問題，強調外國勢力日益威脅致使清朝的邊疆策略走向一元。這類外緣因素，或許也影響了清中葉以後吉林地區法律制度之沿革。但除了反思外緣性因素外，講者未來還會從經濟、族群等內部層面開闢新題，持續研究。

　　報告結束後，主持人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詢問，報告中提到清朝在吉林地區實施封禁政策，其成效如何？其次，進入封禁地區所領的印票，是向哪個單位申領？同時要注意東北地區另有參票制度。再者，研究若從駐防將軍這一脈絡看來，可能忽略了民人面貌。賴教授隨即以庫倫或者烏里雅蘇臺為例，說明當地民人有透過「行」等自治團體管理相關事務的狀況，故應留心吉林地區是否有相關組織。講者感謝賴教授給予建議，並指出其初步閱讀檔案，確實存在提問所及的面向，然現階段暫時僅聚焦於司法體系的變化，所以有些忽略，未來會特別加以注意。

　　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蔡松穎認為，講題內容提及吉林將軍獨大的態勢，或與其邊疆特性相關。然而 1860 年以前，清朝皇帝對吉林地區有何想像，又或者說吉林將軍對轄內區域想像為何？講者回應，邊疆政策來自清朝皇帝的規劃，這與當時政治局勢相連。而吉林地區又同時是滿洲故鄉，係滿洲的發源地與文化保留地，這也是清朝皇帝亟欲賦予的吉林特色。可以說治理吉林地區的考量與想像，同時兼具維護「滿洲文化」與顧及「現實政治」兩層要素。

　　埃默理大學 (Emory University) 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盧正恒提問，寧古塔作為清朝流放之地，這些流犯歸哪一部門管理？其次，清初鄭芝龍被流放到寧古塔時，中央官員曾擔心鄭成功前來救援，在此角度下的海疆吉林有何意義？另外此議題應能與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互相參照，進一步考量「東北」與「西南」兩處邊疆的治理差異。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吳景傑則提醒，清朝曾幾次變更流放地，先由寧古塔轉往新疆巴里坤，再轉往兩廣雲貴煙瘴地區；這與民政建制變動相關，或可思考從寧古塔到新疆之際，吉林地區的行政建制有何改變。講者首先回應流放相關議題，指出清初流放寧古塔者，一般發遣披甲為奴，身分變為旗下人，而正身旗人也有發遣東北的狀況，此外也能見到少數官員政治犯，或者宗室成員。至於如何看待吉林地區的海疆特性，這方面資料較少，仍有待考察，不過當地最北與最南的兩大據點：琿春與庫頁島頗值得留意。再者，邊疆吉林地區，還存在其地域內的「邊疆」，當中包括赫哲人、新滿洲等等，也值得再行思考。

　　中研院史語所王鴻泰教授指出，報告所見趨勢乃民人不斷湧入，這是否有引發如何治理吉林的問題？建議應分析當時的實際狀況，留心原來無戶籍、沒有收稅的土地，如何轉換成有籍與陞科地，並嘗試與其他移墾區域比較。深圳大學歷史系蔡偉傑教授則建議從整體區域論，分別思考人群如何進入吉林地區，以及清朝對將軍一職的認知，並可參考 David Bello 的討論。最後，講者簡要回應同意上述思考方向，並感謝聽眾提供諸多寶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