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Eskildsen教授演講「The Taiwan Expedi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紀要

　　Robert Eskildsen 教授的研究專長為日本明治時期歷史，且長期關注日本史上所謂的「臺灣事件」（或稱為「臺灣出兵」），即臺灣一般所稱之「牡丹社事件」。Eskildsen 教授 2005 年便曾與臺史所合作出版他於各地圖書館收集整理之有關臺灣事件的英文材料（書名為：《外國冒險家與南臺灣的土著，1867-1874》）。Eskildsen 教授長期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其專著 Transforming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The Taiwan Expedition and the Birth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已於今年 (2019) 問世。本次中研院臺史所邀請 Eskildsen 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臺灣事件：研究日本帝國主義與明治維新的新視角」，便是要向與會學者報告與討論這本新書的要旨。

　　Eskildsen 教授在演講伊始便開門見山的指出，臺灣事件是觀察日本帝國主義出現，亦即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開始企圖建立殖民地的絕佳切入點。同時，Eskildsen 教授向與會學者說明，他並非主張臺灣事件導致日本帝國主義的興起，亦不同意臺灣事件是日本開始對外殖民的起點；相反的，他認為是明治政府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特殊詮釋催生出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因為這種詮釋才會有臺灣事件的爆發，而他所要追索的就是這種特殊詮釋的具體內容。

　　演講既名為新視角，那麼必然需要先回應過去研究的既有視角。Eskildsen 教授說明，日本學界一般認為臺灣事件的發生應該要溯源自 1873 年征韓論的失敗，而明治政府為了安撫西鄉隆盛等舊士族，才將臺灣作為新的征服目標來轉移其注意力。然而，Eskildsen 教授並不同意此說法，他指出在征韓論被提出與失敗以前，日本政府已派出許多人員與特務針對東臺灣許多要地進行調查，如 1872 年至 1874 年實際出兵前的這段時間當中，成立了臺灣蕃地事務局（西鄉從道被任命為都督），並派遣水野遵等人來臺，對今日的蘇澳、屏東等地區進行細密的偵查工作。再者，從當時日本政府的文書、命令以及日本的英美報紙的報導中都可以看到，日本早在 1873 年以前便有殖民臺灣的企圖與計畫。最後，這種殖民的企圖也表現在後來日方與清廷的交涉中，堅持要求損害賠償 (indemnity)，結果也成功地在北京專約條文中讓清廷同意「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日本後來便根據此條文來主張清廷已否定琉球為其屬地。Eskildsen 教授認為這是與建立殖民地平行並進的策略，因為無論是在要求損害賠償，或是在企圖建立殖民地時，日方在這兩種狀況下所使用的合理化論述與採用的根據相當一致。這次殖民的企圖之所以失敗，其原因在於當時日本政府對此行動過於自信，日方並未意識到這個充滿爭議性的行動，將會對中國以及西方列強在此區域的利益造成整體洗牌，也因此當時清朝政府與英美等國的反對聲浪遠大於日本原先的預期。

　　Eskildsen 教授緊接著探討這個論點的歷史意義：究竟將臺灣事件詮釋為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殖民地的嘗試，在歷史學上的重要性為何？首先，臺灣事件清楚地呈現出日本對西方領土主權觀念的接受。自此之後，日本對於自己國界的定義從過去的四個對外港口，變成了需要有明確劃定範圍的邊界，引發臺灣事件的關鍵之一便在於日本必須要確定帝國的南方邊界何在。日本過去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接受琉球既受薩摩藩支配，同時又接受中國的冊封作為藩屬國。然而，薩摩藩於 1871 年被廢除改為鹿兒島縣，且於翌年日本宣布琉球為鹿兒島縣所轄的琉球藩。在此之後，日本政府不能再容許作為國家領土一部分的琉球在朝貢體系上從屬於中國。近代主權國家對於其領土以及國民的事物，擁有全部的處理責任與權責的觀念，因此身為日本國民的琉球人於 1871 年在臺灣被殺害，日本政府勢必要向加害者追究責任。

　　第二個歷史意義，則是此事件可被視為日本對西方文明觀念的接受與運用的具體例證。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接受西方的文明觀念，隨後也開始主張自己現在既已身為文明之國，那麼他們便有責任將文明推及到尚未開化之地。在臺灣事件中，日方便以「要教化不受清廷控制的東部臺灣」等說辭，作為自己出兵的根據。這種文明教化的論述，既是樹立政治權威的手段，也是擴張領土的說辭。臺灣事件因此提供給我們一個絕佳的窗口，來觀察日本在明治維新之中所採納的新觀念，在日後如何成為他們對外進行征服與殖民的工具。

　　此事件第三個歷史意義，在於能夠從中清楚地觀察日本帝國主義甫開始出現的樣貌。在臺灣事件當中所展現的帝國主義，Eskildsen 教授稱其為遞歸式（recursive，或譯為雙向、循環）帝國主義。這種帝國主義是日本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轉化，並且將其挪用於截然不同的目的上。它不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次等複製品；相反地，這種遞歸式帝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具有雙向而且充滿活力的互動關係。Eskildsen 教授以西鄉從道在 1872 年的主張為例：西鄉從道主張若日本欲保護臺灣不受西方列強的殖民，便應先發制人主動殖民臺灣，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他們免於被殖民的命運。Eskildsen 教授認為這種日本應該要「預防性地」占領臺灣的主張，生動地描繪出這種遞歸式帝國主義的精髓：日本基於自己的利益與目標再造了西方帝國主義，並且憑藉著這個新生的帝國主義來對抗西方。

　　最後，Eskildsen 教授扼要地總結了這次演講的重點。第一，臺灣事件生動地描繪出在明治維新開始不久之後對於帝國主義、現代主權國家、西方文明等觀念的接受與運用。第二，臺灣征服展現出明治維新的許多新發展與新觀念。第三，深具日本特色的一種新的帝國主義，以及一種新的外角思想，在 1872 年這個時刻出現並且開始發展。第四，這個屬於自己的模式，一開始似乎對日本各方面的發展都有許多刺激與助益，但是從長期發展來觀察，這種模式其實製造出更多不穩定與混亂的現象。

　　Eskildsen 教授的精彩演講在會後也引起了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首先是1871 年至 1872 年之間出現如此劇烈變化的原因為何？Eskildsen 教授回應，因為副島種臣於 1871 年出任外相，他對於保護日本主權的想法相當具有侵略性，認為日本不能被動地防禦，而是應預防於未然，以進攻作為最好的防守。其二，1872 年日本政府設立了琉球藩，亦即宣布琉球國為日本領土。日本隨之便必須要迅速終結琉球地位的雙重性，不能夠再讓琉球繼續處於中國與日本兩個國家之間的模糊地帶。這也呼應了這次演講關於臺灣事件能清楚看出日本是如何在與外國勢力之間折衝自己的邊界以及外交關係。

　　另有學者問及Eskildsen 教授於 2002 年發表的論文 "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中的「模仿帝國主義」(mimetic imperialism) 一詞，與這次所提到的遞歸式帝國主義之間的異同。Eskildsen 教授回應，他其實原本就希望使用 “recursive” 來稱呼日本帝國主義，但礙於當時相關論述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先採取一般學者較為熟悉的 mimetic 一詞。不過他認為，mimetic 的意涵容易讓人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是種次級、劣等的帝國主義，而他所用的 recursive 則可以避免這種誤會，可清楚說明這是一種與西方帝國主義一樣具有自己特殊意涵及重要性的帝國主義，而不是次等的複製品。

　　緊接而來的問題是，為何 Eskildsen 教授在討論臺灣原住民時，不採用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原住民族（排灣族），而是以村莊為單位？Eskildsen 教授解釋，當時原住民群體之間勢力範圍邊界相當難以辨認，且他認為在臺灣事件中，用不同村莊來討論會比用排灣族的觀念來得更精確和有效。最後的問題是，為何臺灣事件是日本企圖要殖民臺灣的說法在日本學界不受重視，Eskildsen 教授簡單回應，表示這或許是因為在標準的歷史敘述中，臺灣事件一定要放到征韓論失敗，為了安撫士族的脈絡中；但是其論述則將對臺灣的殖民企圖放在征韓論出臺之前，且認為是征韓論的爭辯打亂了對臺灣的征服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