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一農教授演講「談 e 考據在文史研究中的經營模式 (business model)」紀要

　　近二、三十年間，隨著古籍文獻的數位化、資料庫的建立，乃至各種統整、演算工具的推陳出新，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產生了巨大改變。目前清代以前文獻的數位化更已突破一百二十億字。如何在現今的「大數據」時代更有效率地蒐集、統整和運用資料，亦成為學界關注的課題。本次演講的主講人黃一農院士，在十多年前即提出「e 考據」的概念，期望在大量史料影像化、數位化，並經由網路廣泛流通的今日，透過有效的研究途徑規劃，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的「海量」資料尋求突破，解決各種在早年學術環境下無法解答的問題。他本人也自 2010 年起開始了一場實驗，投入全然陌生的《紅樓夢》研究，以檢視「大數據」對人文學科的影響。

　　黃一農院士出身理工科，早年從事天文學研究，1987 年自美返國，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領域包括科學史、中西文明交流史、明清史、術數史、軍事史。在此次演講中，黃院士借用了商學院的概念「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強調「e 考據」並非只是對資料庫或其他網路資源、工具的檢索與利用而已，更重要的是先為研究本身構思一套可行性高、能夠解決問題的邏輯論辯過程，然後再透過適當的搜尋工具與方法，自大數據中爬梳、統整原本零碎或無機的材料，進而利用專業知識進行類似「古陶復原」的工作。整場演講即以黃院士分享的幾個研究案例為主，實際示範「e 考據」的進行方式。

　　第一個案例是黃院士於 2017 年在貴州博物館見到的曹雪芹 (1715-1763) 畫冊。該畫冊在二十多年前被發現，一直被視為偽作，而黃院士則透過考察閔大章、陳本敬等畫冊中所收畫作的題跋作者，重新研判此文本的真偽與價值。黃院士指出，e 考據在研究上最大的優勢，便在於人際網絡的考察。閔、陳等人與曹雪芹所處時空是否重疊、是否有文獻證明其來往，是研判該畫冊真偽的重要線索，而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繁瑣的考據工作，即有賴各種數位資料庫與網路資源才得以完成。例如「中國譜牒庫」便為閔大章身分的考證提供不少線索，「雅昌藝術品拍賣網」等網站的藝術品影像資料，則有助於對照陳本敬題跋中的字跡與印章，進而判斷其是否出自陳氏手筆。

　　其次是關於避諱字的考察。避諱字原本就是傳統學術研究判斷文獻年代的途徑之一，而此次演講提及的兩起案例，分別透過《紅樓夢》文本中經常出現的「璉」字（榮國府下任襲爵者賈璉之名）和「寧」字（寧國府為故事中次於榮國府的第二舞臺），對稿本年代及避諱原則在清代的實行狀況進行考察。

　　「璉」字的避諱，是為了清高宗（1711-1799，1735-1795 在位）由元配孝賢皇后 (1712-1748) 所出，曾一度秘密立為儲君的嫡長子永璉 (1730-1738)。永璉於乾隆三年 (1738) 十月夭折後旋即被謚為「端慧皇太子」，高宗更為其營建了清代唯一一座皇太子園陵。不過「璉」字在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乾隆年間尚未成為諱字，故曹氏也不致因書寫此字遭罪。雖然道光朝的《避諱錄》中已出現不得在應試詩文中使用「璉」字、士子亦不得以此命名的規定，但檢視永璉薨逝後的乾隆朝實錄，甚至嘉慶朝早年的實錄中，都還能見到不少帶有「璉」字的官員姓名。直到嘉慶九年 (1804) 四月，清仁宗（1760-1820，1796-1820 在位）諭令官員改用他字為名後，「璉」字才完全自《清實錄》消失，且此一原則似乎直至清末都仍為中上階層的官場所依循。方志和小說文本對該字的避諱則較為寬鬆，透過對「中國方志庫」及「中國基本古籍庫」等資料庫的檢索，黃院士指出，嘉慶九年以後方志中的「璉」字，固然有缺筆或改用「連」字的情況，但多數文本仍直書其字，亦不乏士子與小吏以此命名者，道光年間出版的《綠牡丹》、《施案奇聞》等小說，也都可見帶有「璉」字的人名。黃院士認為，或許是因為清代大部分諱字均涉及帝名，導致一般社會對敬避端慧皇太子名諱一事較不熟悉或不夠嚴謹，執行狀況遠不如實錄等官方文獻徹底，故不只曹雪芹得以在乾隆朝自由書寫「璉」字，後世抄手往往也未予敬避。換言之，光憑「璉」字的避諱與否，仍不足以推斷《紅樓夢》脂本抄寫的時間下限。

　　對「寧」字的避諱考察，黃院士則利用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本《石頭記》。該版本據考證係由七、八人聯手抄成，故在避諱處理上並未嚴格一致。黃院士先是整理己卯本中「祥」字和「曉」字（分別為頭兩代怡親王允祥、弘曉之名）的缺筆情況，發現前者缺筆五處、未缺筆一處，後者缺筆十二處、未缺筆七處，後來在檢視該本「寧」字寫法時，則注意到其中未見正體「寧」字，且共有四種缺筆、改寫或另替他字之例。不過，以異體書寫「寧」字在宋代以前已相當常見，不見得能藉以判斷避諱與否。為此，黃院士復利用教育部全字庫檢視歷代字帖中「寧」字的寫法，並與乾隆年間多部方志、古籍中對該字的避諱情形相互對照，從而研判己卯本未見正體「寧」字確為避諱導致的結果。

　　最後黃院士又以兩個例子指出，詩文用典或一些冷僻詞彙的問題也可透過 e 考據解決。其一是釐清「卯君」一詞在詩文中的運用情形。該詞典出蘇軾 (1037-1101) 詩文中對其弟蘇轍（1039-1112，卯年出生）的稱呼，一般認為僅用於卯年生人。但曹寅 (1658-1712) 詩文中亦以「卯君」稱呼其弟曹荃，而黃院士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四月內務府為捐納監生致戶部咨文中提及的曹荃年齡，得知其並非卯年出生。黃院士後續也透過對「中國譜牒庫」、「中國基本古籍庫」等資料庫的檢索，發現確有不少在詩文中以「卯君」稱呼非卯年出生之弟的案例，這些被稱作「卯君」者也未必皆排行第二，甚至不乏排行第一而被冠以「卯君」之字的情況。黃院士指出，後世文人對「卯君」一稱的使用，固然有對應性效仿蘇軾兄弟的意味，但隨著時間演進，該詞之應用也越發廣泛，不再僅限於兄對弟或對卯年生人的稱呼。其二則是黃院士嘗試理解《紅樓夢》中「兩星沉速」是何概念的考察過程。除了透過《度支奏議》、《香乘》等文本考察「沉速」是何種型態的香，及其在明清時空背景下的意義與使用狀況，黃院士也透過資料庫搜尋其計量單位「星」，最後得知「星」即是「錢」的同義詞，在小說文本中常與該詞相互替換運用。「兩星沉速」亦即「兩錢沉速」。

　　黃院士在結論中強調，文史研究在大數據時代缺乏的通常不是資料，而是對資料的敏感度、解析力和整合力；他所提倡的「e 考據」亦非只是使用 e 時代的工具、以尋找資料為目的進行瀏覽檢索，而是一種試圖在大數據時代融通數位與傳統的新研究方法，搜尋技巧固然是內容之一，但更重視研究思維與學習態度。黃院士也呼籲，目前大的研究環境、架構都已產生改變，未來的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前人的水準，而臺灣以中央研究院為首的學術機構亦應呼應當前國際學界對學術資源的開放，更積極地從事館藏資源的分享與數位化。

　　此次演講也引起與會學者許多好奇和討論：如主持人近史所呂妙芬所長對如何訓練學生從事「e 考據」、建立有效利用龐大數位資料進行研究的思維推論頗感興趣，賴惠敏教授想知道《紅樓夢》的內在理路是否可能成為未來新的研究方向，近史所賴毓芝教授則認為黃院士的考察對藝術史研究亦頗具啟發，特別是曹雪芹人際網絡中涉及指畫派、揚州畫派兩個群體，未來或可於此方面繼續深入挖掘。黃院士回應時又再對「e 考據」的內涵進行澄清，表示在大量搜尋史料的同時，也不可忽略二手研究的重要性，更不可只擷取符合搜尋目標的資料，而必須瞭解文本的背景、脈絡等周邊資訊。所謂的「e 考據」並非定式，而是見招拆招，故並不適合基礎不夠的年輕學人，最適合使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其實是四、五十歲，已奠定相當學術基礎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