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文津教授，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中東研究博士，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和維吉尼亞大學，現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阿拉伯文學與比較文學學系教授，今年 (2018) 七月榮獲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著有 Literary Criticism in Medieval Arabic Islamic Culture: The Making of a Tradition (1997)、Poetics of Love in the Arabic Novel: Nation-state,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2012)、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rabic Novel: Nation-state,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2013) 等書。此次應中研院文哲所邀請蒞臨演講，講題為「絲路與世界文學」(The Silk Roads and World Literature)，透過青花瓷與咖啡兩種物質文化，探討文化背景之間的互動關係。
演講伊始，歐陽教授首先引用 The Tiller of Waters (Hoda Barakat, 1989) 一書，說明整個世界從 2000 年就已經開始形成文化互動網絡，但一般學者做比較文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或世界文學 (World Literature) 研究時，卻較難將文學中的文化背景互動作為研究範疇。
回顧現今之區域研究 (Area Studies)，國家和語言重疊的部分時常被分割，導致現代文學研究與古代文學研究相互脫離；而比較文學和翻譯文學，則被視為是由某些限定範圍地區的文學影響了其他地區的文學，更確切的說，僅有經過翻譯及流傳至歐洲或美國首都的文章、小說 (novel)，才能被稱之為世界文學 (from national via transnational to international)。而文學的五種定義，包含類型 (genre)、文本 (text)、文字 (word)、語言 (language)、國家 (nation)，這項研究的瓶頸，在於我們的思想已經定義了語言、區域以及國家，認為其單一且有界限，語言之間要受到允許 (permission) 才能夠進入另一個國家，因此造成文學研究在傳統上受到侷限。但歐陽教授指出，二十世紀以前的國家環境是多元的，涵蓋多種語言與文化；透過這種角度思考，歐陽教授藉由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including objects)，將國家重新形塑，使其回復至帝國時期 (Empire) 並重新定義「Nation」一詞。
歐陽教授進一步談及語言，提出語言究竟是單元 (monolingual) 或多元 (multilingual) 的再思考，並指出若語言為多元，便需要利用文字 (word)、影像 (image)、聲音 (sound)、身體 (embodiment) 重新分析異語 (heterolingualism)、多語 (plurilingualism)，以及跨語際實踐 (translanguaging) 等現象。
歐陽教授先以青花瓷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為例。青花瓷在歷史悠久的英國家庭中十分常見，英國廣播公司 (BBC) 在 2013 年節目介紹時，說明其最初是由十八世紀時一位英國陶藝家約書亞．威治伍德 (Josiah Wedgwood, 1730-1795) 製成，並創立了第一座陶瓷工廠。但歐陽教授認為，此說法完全忽略了青花瓷的國際歷史背景及其轉變挪用，並舉例 Thomas Minton 所設計的藍柳 (Blue Willow) 飾紋，說明英國如何將中國瓷器轉化並表現出英國式的中國風格 (chinoiserie)。而後，歐陽教授展示了許多各國的青花瓷圖片，說明青花瓷從十四世紀開始出現，在國際歷史上流傳之廣，亦能證明其在文字與繪畫上所表現之多種語言。
接著，歐陽教授試圖從文學作品中找出其物質文化，亦是此次演講之重心——咖啡，並由三部分重新思考，分為咖啡本身在歷史上的流動、咖啡的文學世界 (The Literary Worlds of Coffee)，以及咖啡文化的形成 (Coffee Culture)，來探討這些著作中的國際文化背景。
咖啡出產於非洲熱帶地區的伊索匹亞 (Ethiopia) 和蘇丹 (Sudan)，以及印度洋 (Indian Ocean) 海域上的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科摩羅 (Comoros)、模里西斯 (Mauritius)、留尼旺 (Reunion)。而最早飲用咖啡的紀錄出現於十五世紀葉門 (Yemen) 的蘇菲穆斯林於讚誦儀式時，用以提神醒腦。十六世紀傳至波斯、土耳其及北非，直到十七世紀才流傳至歐洲與其他國家，於十八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將其帶到日本，再從日本帶到臺灣。其中特別的是，目前世界上的咖啡幾乎都是相互流通的狀態，僅有日本和其他歐洲國家不同，是直接由巴西進口。
講述完咖啡的歷史後，歐陽教授開始探討與咖啡相關的文學，引用了 Mahmoud Darwish 之 Memory for Forgetfulness (1982)、Orhan Pamuk 之 My Name is Red (1988)、Zhu Tianwen （朱天文）之 Notes of a Desolate Man（荒人手記，1994），以及 Haruki Murakami （村上春樹）之 Kafka on the Shore (2002) 四本著作之內容，從咖啡延伸至與家庭關係、傳統文化、政治探討、社會環境、情愛性事等文化背景的聯想。例如咖啡在 Darwish 就具有巴勒斯坦及其認同感 (Palestine and Palestinian identity) 的意義，並談及咖啡館 (Coffeehouses) 是一個能在此發展且實施民主的公共領域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in which democracy is born,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而在 Pamuk 的小說中就隱含了伊斯蘭教內部對咖啡的看法與論述 (Resistance to juridical discourses are mounted) ，鄂圖曼帝國時代甚至是出於政治考量而打壓咖啡館。歐陽教授指出，與前兩本著作中咖啡所欲傳達之意象完全不同，在朱天文的作品中是將咖啡與同性之性欲作一聯想；Murakami 則是將咖啡與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 明確連結。
然而，若以咖啡作為研究主題 (motif)，會遇到何種瓶頸？歐陽教授表示，在研究時容易聚焦於小說內容 (literary world) 而忽略文學外在的流傳與咖啡本身的來源及流通（指帝國時期奴隸制度以及市場與消費）(global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and attendant cultural and marketplace politics)。為解決上述問題，歐陽教授思考興許能以皮影戲 (Shadow Theatre) 作為切入點，用以擴張文本視野。
然此部分歐陽教授尚未作一完整研究，僅簡單說明皮影戲的流動方式並不固定，隨著蒙古人的征服而沿著絲路形成廣泛的文化網絡，我們可以藉由人 (people)（包含 patrons, storytellers, musicians, and audience）、物質文化 (things)（包含 shadow puppets, musical instruments, theatres）、技術 (technologies)（包含 stage, screen, lighting, manipulation）、說故事的傳統 (storytelling traditions)（包含 religious, epical, satirical）、文字和口頭表演 (written texts and oral performances)、圖像 (image)（包含 shadow）、聲音 (sound)（包含 music）、表演的社交生活 (social life of performances)（包含 religious, occasions, patronage）與跨文化轉型 (cross-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等面向來探討，待未來完成後再與大家分享。
歐陽教授總結，她認為文化流通具有許多中心，但並未有一致的路線，也沒有確切來源，若能將其去中心化來研究世界文學，就能夠在不將任何一個國家或語言視為文學中心的情況下，描繪出世界文化交流的豐富內涵。
緊接著與會學者們熱烈地就物質文化與比較文學、世界文學研究之間的各種議題進行討論，諸如青花瓷的傳布路線與各地區、各語言對青花瓷的文化想像；又如發源於中東的咖啡文化，流傳至歐洲乃至全世界後，其阿拉伯文化的屬性產生轉變，從中可以拉出咖啡的物質文化，經由文化互動，交錯地創造出既屬於自己、又帶有全球網絡性格的咖啡文化想像。再者，跨語言的比較研究對研究者帶來的挑戰和限制、如何從語言中辨識出物質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從區域的、國家的文學比較中尋繹出更廣泛的文化交流，擺脫西方中心論及東方主義的限制，種種討論都為這場有趣的演講更為增色。